從文化人到革命人的成仿吾

　　李德仁

　　丁玲在1936年隨紅軍前方總政治部駐在陜北定邊縣紹溝沿村，當時董必武和成仿吾都在定邊縣城。丁玲很想前去一見，之前她對成仿吾的想象是:“創造社最初的老一輩作家留給我的一些印象，我對成仿吾同志是有所想象的：在文學上，他主張浪漫主義，創造社最早就是這樣主張的。他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一定很洋氣，很瀟灑。因為我見過一些這樣傲氣十足的詩人，他們趾高氣揚，高談闊論，目中無人。他在國外學軍械制造，或許是莊重嚴肅。又聽說他在過黃埔軍校，那一定又是一種軍人氣概。是的，他寫過火氣很重的文章，是不是有點張飛李逵式的氣質呢?”等見到成仿吾時，丁玲才發現自已錯了：“錯得簡直有點失望的樣子，他怎么只是那樣一個土里土氣，老實巴交的普通人呢，我后悔，為什么我單單忽略了他是一個經過長征的革命干部、紅軍戰士、一個正派憨厚的共產黨員呢?”

　　從溪流奔向大海

　　成仿吾，1897年生于湖南新化縣知方團(今瑯塘鄉)澧溪村。原名昌惁，又名灝，曾用筆名有石厚生、芳塢、澄實、夏乘。仿吾是他的字，據說是因幼時聰明伶俐，頗為中過進士的祖父所喜，以為將來當克紹箕裘，因而取表字為“仿吾”，但讓祖父始料不及的是，成仿吾長大以后走上了一條迥然不同的道路。

　　喝著村邊的清清溪水，成仿吾慢慢地走過辛酸的成長道路。三歲時失去父親，五歲時祖父過世，八歲時母親撒手而去。因為過早失怙失恃，反而培養出他堅毅不拔、處變不驚的性格，這也是日后為什么無論在創造社還是陜北公學、人民大學，他都能壓住陣腳、獨當一面的原因之一。

　　在家鄉讀書讀到十二歲，由于他特別要強刻苦，成仿吾在生活和學習的雙重壓力之下勞累成疾，不得不輟學。時值長兄成劭吾從日本回國完婚，婚畢便將成仿吾帶到了日本。

　　應當說，此時的成仿吾，尚且年幼。他就像一尾原本可能會在鄉間溪水終老一生的小小魚兒，因為偶然而被水流帶向了大海。

　　到日本后，成仿吾進的第一所學校是名古屋第一中學，念一年級。走出新化時，成仿吾連官話也不會說，與身邊的國人交流都比較困難；而到了日本，面對的問題更大。十三歲的他，下狠決心發狠勁，一年之后日語便相當熟練。后來他又以這種精神自學了英語、德語、法語，五十多歲時又學會了俄語。或許得承認他有語言方面的天賦，但我們認為起更大作用的是他的決心和毅力。因其功底扎實，成仿吾在創造社與胡適就翻譯問題展開辯論時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并在翻譯理論和翻譯西方著作時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五譯《共產黨宣言》更是傳為佳話。

　　后來成仿吾又先后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工科、東京帝國大學造兵科學習，在學習專業知識之余，開始有意識地接觸并接受西方文學理論及社會學理論，為他以后的第一次轉變埋下了伏筆。

　　我國現代文學家中半路出家的不在少數，如魯迅、郭沫若、冰心、夏衍等，成仿吾不外如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由于階級壓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壓迫，面對那黑沉沉的現實，認為文學能祛除國民劣根性，改造民族精神。基于這樣的自覺，成仿吾還未從帝國大學畢業便回國，不久便投身文學事業。

　　成仿吾的文學及文藝批評成就

　　1921年6月，成仿吾為主要發起者之一的創造社成立了，一直到1929年的將近十年期間，創造社堅持在文學藝術和思想文化兩條戰線同時作戰，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揮了獨特而巨大的作用，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中評價說：“‘五四’時期以文學研究會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和以創造社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可以說雙峰對峙，各有千秋，共同為新文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在這個團體中，成仿吾起到的作用非常重大，可說是創造社的頂梁柱。他與郭沫若、郁達夫合稱“創造社三駕馬車”，有人也說他們是創造社的三大品牌。郭沫若曾說:“達夫、仿吾和我，在撐持初期創造社的時候，本如象一尊圓鼎的三只腳。”還說過成仿吾是“創造社的心臟”，應當說，這是當之無愧的。在創造社早期和中期，因成仿吾的實干精神，他主持了大部分創造社的社務工作及《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等刊物的編務工作，為之嘔心瀝血，讓郭沫若十分感動，在其《創造十年》一書中有過慨嘆。

　　成仿吾對新文學建設的貢獻，不僅是因為他在創造社這個革命文學社團中所表現出來的非凡的組織才能和實干精神，更多的是由他那新穎的文學創作、犀利的文學批評和強調要寫真實、有獨創的文藝理論所決定的。

　　成仿吾在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被創造社社務及刊物編務工作擠占的同時，還創作了散文《東京》、《太湖紀游》、《江南的春訊》等及小說《森林的月夜》、《灰色的鳥》、《牧夫》及一些詩歌。郭沫若說過，成仿吾的詩歌幽婉，散文勁峭，確為的語。他的幾篇小說則從不同角度對社會人生加以表現，并在作品中蘊涵著作者對人生問題的獨特關注與深刻思考，從時間順序上見證了他從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變。

　　相對于文學創作，作為創造社的理論發言人，他更是一位犀利的文藝批評家和理論家，先后曾與胡適、周作人、魯迅、徐志摩等一批名家論戰，與文學研究會、語絲社、禮拜六派等一批文藝社團論戰，在當時的文壇，留下“黑旋風”的綽號。應當注意的是，成仿吾當年對《吶喊》的評論失之偏頗，其觀點并不符合作品實際，程度不同地存有早期新文學批評 “左”的傾向。在掄著“板斧”大殺四方的同時，他也建立了自己的文藝理論。如果按當代著名文藝理論家艾布拉姆斯在其代表作《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對文藝理論的分類，成仿吾這段時期的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建立在浪漫主義基礎上的 “表現說”，他認為：一部作品如果不是作者內心情感的忠實的反映，而只是客觀地甚至膚淺地描寫生活的表象，那便是失敗的；在文學價值論上,他力倡文學活動對社會人生的責任感。在文學批評的原則與方法上，他強調“同情”與“公正”，據此還提出了“超越的而兼建設的”文藝批評理論，這是他最值得關注的觀點，所謂超越即“我們為文藝批評的時候, 對于一切既成的思想與見解要能超然脫出, 至少我們當用批評的眼光在它們適用的范圍內利用它們, 而不為它們所迷惘”，要“承認作品的世界之獨立性”，“決不把外界的事物去比擬作品”。而建設的，就是“對于我們所確定的標準要加意擁護”，這樣，“我們的批評愈盛，我們的標準亦愈堅穩，我們的文藝乃有所歸趣”。在但他在當時不時流露出的宗派意識，使得他的“同情”基本只是針對創造社同仁及能迎合他藝術觀念的作品，在這之外，他的“板斧”揮得又急又猛，因此降低了他的批判價值。

　　總的說來，他的評論和理論研究成果，不僅在當時發揮過實際作用，引起過重大的反響，在今天仍具有參考價值。作為新文壇最早自覺地從事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的作家之一，《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溫儒敏著)這樣評論道：“以成就而言，成仿吾算不上第一流的批評家，卻是現代批評史不能忽略的重要而有特色的批評家。他對初期新文學的實際批評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論》(周海波著)說：“他那獨具特色的批評文字和批評文體，對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926年，成仿吾同郭沫若、郁達夫等創造社成員聚集在當時革命的中心廣州。他在廣東大學任物理、德語、中文等科教授，兼黃埔軍官學校政治教官，并主持廣州創造社分部工作。就是在這里，他結識了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等人。大革命失敗后，成仿吾于1928年赴歐，于巴黎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人生由此開始第二個重大轉折。

　　堅定的革命家與杰出的教育家

　　宋任窮曾評價成仿吾說，他是由“文化人”成為“革命人”的典型之一。

　　1929年，時任中共旅歐支部機關刊物《赤光》主編的成仿吾，為了更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去了德國，成為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的宣傳負責人。此間，他研究馬克思主義并積極參加社會活動。1931年秋成仿吾回國后，他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宣傳部長兼紅安縣委書記。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值得一提的是，在參加長征的紅軍中，他是唯一在國內名牌大學中有教授職稱的人。1937年延安成立陜北公學，成仿吾任校長。1939年，他帶領幾千名青年學生奔赴敵后，創建華北聯合大學，先后任華北聯合大學校長、晉察冀邊區參議會議長、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委員、華北大學副校長等。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校長、黨委書記、名譽校長，東北師范大學、山東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中央黨校顧問。成仿吾的教育實踐和革命實踐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無產階級教育家，而且首先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始終堅持革命理想，永不放棄教育職責，在災難深重的 “文革”期間，山東大學“革命小將”批斗時任校長的成仿吾，他們高喊：“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成仿吾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小將”們不識“羆”字，念成“罷”，成仿吾當即斷喝一聲：“不讀罷，讀pí!”

　　“二萬五千如昨事，惟余斑白舞秋風。多少同人何處是?一腔熱血吊忠魂。” 成仿吾83歲時著成《長征回憶錄》，這是迄今為止由長征親歷者寫出的最全面系統的回憶錄，其歷史價值無可替代。

　　“我是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從文化人到革命戰士。”成仿吾對自己一生總結道。1984年的5月17日，成仿吾在北京病逝，享年87歲。他的一生，不斷升華，以微弱的一滴融入海洋而成其浩瀚，卻又于無垠中閃爍著只屬于他的光芒。

　　成仿吾主要著作目錄

　　使命 (評論)創造社1927年第1版

　　流浪 (小說、詩合集)創造社1927年第1版

　　仿吾文存 (論文)創造杜1928年第1版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論文集，郭沫若合集)創造社1928年第1版

　　文藝淪評 (論文集，與郁達夫合集)，創造社1928年第1版

　　守歲 (小說)創造社1929年第1版

　　新興文藝論集 (論文、游記合集)創造社1930年第1版

　　長征回憶錄 (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77第1版

　　戰火中的大學 (回憶錄)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版

　　成仿吾文集 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