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稿正文：

　　人生在世，最渴望享的不是幸福，不是愛情，而是自由!這也是各個時代的讀書人，都要做一做文學夢的原因之一。

　　毫無疑問，作家是最自由的。這種自由首先表現在靈魂上。并且通過靈魂表現在自己的寫作中。明白有靈魂存在，會是一種很好的感覺，它說明人對那些與生俱來的東西還心存敬畏。

　　上小學時，我曾經對課文《飛奪滬定橋》心存懷疑。不相信所謂二十二個紅色英雄，個個是鐵打金剛，比神話中那些只有喉節與下巴之間有半寸是肉做的非凡之人還厲害，機槍掃在身上都不留個印子。后來讀到兩個英國人寫的《兩個人的長征》，才明白自己的懷疑是有道理。小時候，我從未想過要當作家。之所以后來成為作家，或許正因為自己有靈魂自由的渴望。

　　任何人一旦對那些與生俱來的東西、那些相伴相生的東西，都不在意，這個人基本上是廢掉了。比如，沒有羞恥，就叫無恥；沒有道德，就叫缺德；沒有崇高，就叫猥瑣；沒有質疑與批判，就會成為行尸走肉。

　　1825年12月14號，在俄羅斯圣彼得堡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一批俄羅斯的貴族軍官，發動了后來被稱為“十二月黨人”的暴動。這些具有民主進步思想的青年軍官，想利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突然去世，所有封建王朝都會在自然更替換時出現政局不穩的機會，用暴力改變國體，推動俄羅斯歷史的進步。他們的行動遭到了剛剛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血腥鎮壓。獨裁者的行刑隊，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槍，而是直接在圣彼得堡的廣場上，用大炮轟擊支持“十二月黨人”的示威者，當場打死了1200多人。鎮壓發生之后，尼古拉一世為了掩飾其血腥與殘暴，就把被軟禁在俄羅斯南部的偉大詩人普希金，請回圣彼得堡。并在第一時間接見了普希金。沙皇尼古拉當面問他，“如果十二月黨人起事的時候，你在圣彼得堡，會怎么做?”普希金毫不遲疑地回答：“如果他們邀請，我一定會參加!”尼古拉很詫異地問：“為什么?”普希金用一句非常簡樸的話作為回答：“他們都是好人，好人請我參加，我無法拒絕。”這個故事說明了一點，偉大者從來不事聲張，不會說一些高嗓門、高調的話。就像普希金，他用一句“好人”來肯定了“十二月黨人”，所以，成為偉大的方式總是極為簡單，而偉大者靈魂同樣也是如此質樸簡單。

　　對詩人和作家來說，天賦無疑很重要。天賦是我們必須遵守基本寫作原則。但是，我們還要記住，天賦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天賦之外，還有無限的天職。什么叫天職?那就是“十二月黨人”請普希金參加，普希金一定會到場——甚至不用邀請也會到場。就像現在，面對中國社會的歷史性變遷，面對溫家寶所說的“文革運動”有可能卷土重來的危險，寫作者不能躲在自己的書齋里，寫些殘荷敗柳、風花雪月，必須讓自己的作品融進到這場偉大的變革當中。

　　天賦是寫作者才華所在，天職卻是寫作者靈魂所在。

　　好人不一定能成為好作家，好作家必須是一個好人。

　　文學和做人的道理是是相通的。做人要有理想，要尋求生命的價值；文學中也要有生命的理想，也要表達對個人價值的尋求與探索。文學作品中的每一個字都應該用來表現愛，表達愛，要給別人以愛，而且要珍惜來自生活，來自自身之外的哪怕一丁點兒的、最細微的一些愛。

　　文學不是用來教化仇恨和更仇恨，殘暴和更殘暴，血腥和更血腥。魯迅先生曾用一句話來形容當年的社會，“看到的是吃人”。翻開中國當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我們看到的全是殺人。

　　在長篇小說《圣天門口》中，(這個小說有一百萬字，我用六年時間閉關寫作，把它寫成的)，我用了兩條線，一條是實的線，那就是從辛亥之后的1927、1928年開始，一直寫到1970前后，就是文革后期；然后另外一條虛線，那就是從中國遠古神話，女媧殺共工開始，用中國漢族史詩《黑暗傳》這種說書形式貫穿歷史，一直寫到前一陣，大肆紀念的辛亥革命。虛實兩條線，所貫穿起來的，正是中華民族，或者說是大漢民族的人文史。在實線描寫的幾十年間，發生了很多血腥的、殘暴的戰爭、戰斗或者是爭斗：中國人殺中國人，中國人殺外國人，外國人殺外國人，外國人殺中國人。我在開篇就設問：“誰是歷史上第一個被殺的人?”到最后我依然在問：“誰是歷史中最后一個被殺的人?”

　　曾經有研究者，用統計方法，通過作家對某些詞匯的使用頻率，來研究其創作心理和風格。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位研究者，用此方法來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中，哪些詞匯使用率最高。如果哪一天真的有這樣一個漢語語匯使用率排行榜，我相信“愛情”“母親”“回家”等幾個詞，一定會站據前幾位。同時，我還相信，“敵人”這個詞，也會排在十分靠前的位置。

　　在一百萬字、三卷本的《圣天門口》中，我自認為做了一件了不起、對中國當代文學十分特殊的貢獻。小說里的人事，無論如何爭與斗，都沒有用“敵人”這個詞作為稱呼。

　　小時候，學校進行革命教育，老師帶我們去一個叫“烈士塘”的地方，這個地方被殺的全是紅軍。我們去的時候，還能看到沒有人收拾的累累白骨。當年紅軍的一個獨立連，在那里駐守，卻在一夜之間，因為內部“肅反”而被殺光。后來，我去紅安革命烈士紀念館，在革命烈士紀念館上看到了被我后來成長的那個地方，被人視為魔鬼的一個名叫“曹大駿”的人，這個人在紅安革命紀念館上有大幅照片，下面寫著“董必武的學生”，“革命先驅”。因為在英山，我的童年教育當中，當地所有大規模殺戮的事件都是“曹大駿”干下來的。那時候我突然就不明白了，什么是敵人?什么是朋友?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這種困惑有很多年。后來的明白，得益于現代文明的進步，海峽兩岸關系的解凍。作為后人，對于前輩干下的，當然是不可挽回的歷史當中的一些讓人嘆息的事情，如果還用他們當時的觀點，我們還叫后人嗎?我們這么些年的教養還算什么呢?我們不就白讀過書了么?白受過啟蒙了么?

　　在生活當中，我們也許認為“朋友”這個詞是不靠譜的，是靠不住的，因為朋友是最容易發生背叛的。其實，最不準確的應該是“敵人”這個概念。

　　前幾年，上海市教育界在編寫語文課本時，將那篇著名的《狼牙山五壯士》刪去了。弄出一場很大的風波。卻很少有人知道，比“狼牙山五壯士”早三年零三個月的“陜軍八百壯士投河”的壯舉。

　　在武漢市最繁華的漢口中山公園內至今還有一座受降碑，上面鐫刻的孫蔚如將軍親自撰寫的銘文：“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率二十一萬人簽降于此。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題。”

　　孫蔚如是西北軍領袖楊虎城的結拜兄弟。“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2號)后，楊虎城被迫自我流放國外，臨行前，將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西北軍交給了孫蔚如，并一再告誡：一定要牢記“兵諫”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為重……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后，1938年3月，日軍牛島、川岸兩個師團，兵臨山西風陵渡。孫蔚如向蔣介石請戰，并向國民政府和陜西民眾盟誓：余將以血肉之軀報效國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與日寇血戰到底!但聞黃河水長嘯，不求馬革裹尸還……蔣介石批準了孫蔚如的請戰要求。1939年6月6日凌晨3時許，日軍兵分九路進攻孫蔚如所轄部隊主力177師所在的陌南鎮，很快就突破的第一道防線。177師只好退守鎮內。馳援的38軍途中遭到日軍的封鎖，戰至下午4時許，陌南鎮失守，177師全體官兵被日軍逼到了黃河岸邊。面對著日軍愈來愈小的包圍圈，師長陳碩儒命令40名機槍手排成一道墻，一聲令下，40名機槍手甩掉血漬斑斑的軍衣，端起機槍殺向敵陣。自以為勝券在握的日軍，萬萬沒有想到177師會殺個回馬槍，一時亂了陣腳……177師殺出重圍，到中條山腹地休整數日，收攏散兵后再殺回陌南，粉碎日軍的掃蕩。成為史稱“六六戰役”中的一段“神話”。

　　然而，177師殺出黃河灘時，有兩支隊伍沒能跟上，他們是新兵團和工兵營。新兵團有一千多人，都是些十七歲左右的新兵。小戰士們在黃河灘上與日軍舍命拼殺，在犧牲二百多名弟兄后，八百多人被逼到河岸邊一百八十多米高的懸崖上。史料是這樣記載的：八百多名年輕的中國士兵站在高高的懸崖上，身后是奔騰咆哮、一瀉千里的黃河；面前是密密麻麻、張牙舞爪的鬼子兵；放眼望去，東、西、南、北重巒迭嶂，云霧飄渺處則是他們的故鄉……一位被鬼子的戰刀砍斷胳膊的戰士雙膝落地，向著西北方向，咚咚咚磕了三個響頭，然后站起來，一頭撲進黃河……八百多名小戰士學著斷臂壯士的樣子，齊刷刷地跪在懸崖上，向著家鄉跪拜之后，一起跳進奔騰的黃河……

　　“生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于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西楚霸王獨自刎頸于烏江，感動了整個中國歷史。狼牙山五壯士，同樣感動了幾代中國人。然而，黃河邊上的八百壯士卻少有人知道。

　　我一直想不通，當下的電視屏幕上，那來那么多的“敵人”!而且這些“敵人”，除了帽子和制服不同，說話時某些名詞的不同，其余各個方面，再難找到明顯的區分。

　　現在的時尚閱讀中，流行一種叫“穿越”的文體，假使讓“狼牙山五壯士”和“陜軍八百壯士”，也能“穿越”，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戰場上相遇，我們會忍心將他們相互稱之為“敵人”嗎?

　　歷史有時候會真的玩“穿越”。

　　歷史一旦“穿越”，就會變成無可挽回的莫大悲劇。

　　二戰后期的《波茨坦公告》約定，在亞洲，美國、蘇聯、中國等戰勝國要對日本進行占領。1945年的3月，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陸軍總司令部就擬定了一個占領日本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戶的計劃。46年初，經過戰勝國之間的協商，決定由中國派一個陸軍師去占領日本名古屋。46年的2月份，當時的國民政府軍軍令部，下令調派當時駐扎在云南蒙自的榮譽二師(這是一個緬甸遠征軍中立下赫赫戰功的部隊)進軍名古屋。5月份，當時國內媒體做了大幅度的報道，這個部隊從越南的海防上船去往名古屋，在大海上航行的時候，突然接到蔣介石總統的命令，整體改變航向，前往蘇北地區，在蘇北起岸之后，直接投入到與陳毅統領的新四軍的民族內戰，短短十幾天時間便全軍覆滅。

　　歷史很吊詭，想想如果他們當初沒有改變航線，而是直奔名古屋，在名古屋駐扎下來，榮譽二師作為當時國民政府軍當中的王牌之師，不僅整個建制都可以保留下來，甚至有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某種象征，而對中國當代史的產生巨大的影響。

　　由八路軍和新四軍改編而的華東野戰軍，正如“狼牙山五壯士”；而同屬國民政府軍的177師與榮譽二師，正如“陜軍八百壯士”。本來你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慷慨捐軀，我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慷慨捐軀，一樣的英雄，一樣的壯士，到頭來卻“穿越”成兩敗俱傷的生死對手，這已經夠我們這些后來者扼腕嘆惜了，如果還要將他們描寫成你死我活的“敵人”，這樣的寫作者，就算不是無恥，最少也是無良和無知。

　　孟子曰：仁者無敵。這句極為簡單的話，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思想主線，也是中華幾千年文化傳國的主線。誰敢設想，如此重要的文化思想，如此常用的雅詞敬語，竟然沒有收入各種辭書。1978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辭典》第1065頁，解釋了從“仁愛”到“仁至義盡”等各種與“仁”相關的詞語，卻缺失了“仁者無敵”。2002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辭典》(增補本)對此也沒有作任何變更。還有新版《辭海》、老版《辭海》、新版《辭源》、老版《辭源》，同樣如此。不要說日常工具書，就是專業的《古漢語辭典》、《四書五經大詞典》，一概沒有收錄。仁者之無敵，不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獨霸天下孤獨求敗，不是殺人如麻，萬馬千軍中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不是三十六中的陽謀與陰謀，樣樣使得出神入化，而是仁者根本沒有敵人。

　　《圣天門口》中有句話：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

　　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著一位叫馬丁·尼莫拉(MartinNiemoller)的德國新教牧師留下的發人深省的短詩：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后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當我們只講天賦，不講天職；只講技術，不講倫理；只講利益，不講氣節；只講欲望，不講靈魂；總有一天，如此種種的短視，會轉過身來傷害到我們自己。

　　人和動物不一樣，人是有精神境界的，離開了精神境界，只為物質而活著，人最終會被自己所毀滅。中國人為什么如此癡迷《紅樓夢》，就因為《紅樓夢》體現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偉大的文化精神。《紅樓夢》里面有一段香菱學詩的描寫，十分精彩，除了是藝術上的點睛之筆，更是中國人文精神的精彩體現。

　　香菱學詩，不就近找寶釵，非要求遠拜黛玉為師。除去因為寶釵是主子和小姑子等等不方便處，更是因為寶釵一開始就不贊成女孩子學詩，她自己能寫幾筆也是為了娛樂，并不當真。所以才總是勸告黛玉，不要因為書本而移了性情。寶釵愛詩(愛文學)是為了娛樂。黛玉卻是將詩(文學)與生命融為一體，她的《葬花詞》“一年三百六十天，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每個字都是在抒寫自己。在寶釵那里，詩只是不同平仄分別組合的一種語言技巧。黛玉卻說：“若是得了奇句子，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什么是奇句子?當然是一般時候感悟不到的東西，就像我們能將日常生活過得行云流水，卻難于把握自身命運。黛玉是詩當成能夠挑戰命運的另一種完全屬于自己的生命。

　　2010年5月9號的《長江日報》上，有記者為詩人葉文福寫的專訪，首次公開提及，當年因為那首抒情詩《將軍不能這樣做》，曾有二十一位將軍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槍斃他。理由是丑化解放軍，毀我鋼鐵長城。

　　詩人被關進文字獄后，比詩人小二十一歲，在詩人最困難的時候毅然嫁給他愛妻，于1990年6月6日寫下一首名為的《絕唱》的詩：(1989年6月到1991年12月,我和我的愛人，經歷了562天生死兩茫茫的日子。愛人進了關押死刑犯的囚牢。我們的孩子才出生兩個月。白天，父母日漸憔悴的面龐,日益增多的白發和同樣與日俱增的慈愛，和懷中的孩子，讓我不敢流淚。到了夜靜人眠時刻，我才聽見我魂魄的呼喚，我才聽見我的魂魄的絕唱——那才是我生命的真實，那才是我對自己的愛情最崇高的理解。)淚海已枯竭/裸露了猙獰的陸沉/夜的谷底 你如風襲我//今夜 我要點燃十指/為你照亮/今夜 我要將長發長成古藤/觸須搜索如墨的夜/我該怎樣泣血如路/指引你攀援而來//今夜 無論你是人是神是鬼/只要你輕叩我掛滿珠淚的窗口/我都葡匐于地/親吻你渾體的傷痛和血污/跪奉我的青春我的花瓣/即便你奄奄一息/我豐盈的乳汁足以使你起死回生/——怎么還不來呢//我是你千年不死不碎的焦尾/生命之弦為你而顫而栗/我裸臥于你面前起伏似水/灼熱的琴弦一觸即發/今夜 你是高山我是流水/你是春江我是花月/來吧 攬我于懷/彈我 將我彈成/千古絕唱!

　　新時期的詩人有不少，唯獨葉文福至今還深受尊敬。有些人本來就是東施那樣對葉文福效顰，在政治利益誘惑下進行寫作上的政治投機。同樣是抒情，一種是詩歌情懷，一種是政治圖謀。與某些人截然不同，某些人只不過是丑陋的政治衍生品。

　　葉文福的妻子先前不曾寫詩，后來也不曾寫詩，能在那種非常時期，寫出如千古絕唱般的詩作，正是黛玉所說的，是因為她得到了生命中的“奇句子”。我們常說，人生是一部瑰麗的詩篇，其道理就在于，最好的詩與文章，是用生命和靈魂抒寫出來。

　　一個民族的文字必須表現這個民族的靈魂力量，假如認為靈魂無益，總有一天靈魂將不再維護我們。文學的選擇是不受任何利益驅使的。《紅樓夢》作為中華文化中最偉大的經典，哪怕把它讀上一萬遍，也休想讓銀行的取款機面對著你往外掉鈔票；去超市去買東西，收銀員照樣該收多少還是收多少。但是，我們就會因此說《紅樓夢》無意義么?!

　　為什么在超高速發展的現代化中國進程中，還有那么多人在關注鄉村，關注鄉村里的知識分子?在事隔多年之后，把茅盾文學獎評給了《天行者》，正是因為鄉村知識分子，用十分簡樸、簡單的方式體現著我們的民族精神。《天行者》所描述的這些民辦教師，之所以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不僅僅是他們的命運，而是他們身上所體現的是中華民族的風骨。《天行者》之所以能夠獲得中國當代文學的最高榮譽，應當是當代社會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期許。像《紅樓夢》，它所表達的其實是每一個讀者內心的理想與渴望。真正不朽的文學作品，它所表達的力量，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但后來又會慢慢忽視、忽略甚至忘記的靈魂的啟蒙。

　　有一個法官，剛退休就去找牧師懺悔，說自己年輕的時候因為沒有經驗，對法理知識運用的不嫻熟等等問題，錯把一個有罪的人當庭釋放。為此他一輩子都在懺悔。牧師就問他，后來見過這個人沒有。他說，因為愧疚，所以他對這個被錯放的罪犯一直十分關注，經常去他生活的地方看看，看他現在怎么樣，有沒有重新犯罪。牧師問，那他有沒有再犯罪呢?法官說，沒有。牧師又問，那他是不是一個好鄰居，鄰居對他的看法怎么樣?法官說，鄰居一致認為他是一個好人。牧師又問，那人成家了沒有?牧師說，那人不僅成家民，而且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牧師當即表示：“謝謝你，法官先生，你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因為你自認為的誤判，這個世界上少了一個罪犯，而添了一個好人”。我十分喜歡這個故事，這個故事極其有文學性。而文學的意義也在于此。我想我們讀這個故事，對我們內心的情感，對我們內心的思想，甚至對我們的靈魂都有某種啟迪作用。每一個人終其一生，都會面對形形色色的許多人，但是任何時候，我們都沒有權利以戰爭、法律、條約和規定等各種借口粗暴地對待靈魂。

　　我們這個時代，被稱為作家和藝術家的人越來越多。無論有多少種說法，無論因為文學之外的其他因素而引起多少風云際會，文學最根本的東西還是不能變的。

　　當我們聚在一起贊美文學時，我們應當明白，應當記住，在我們的肉身和心靈之外，無論在城市、鄉村，學校、家庭，有大量無聊的、粗俗的、寡廉鮮恥的、蠱惑人心的、可能使人變得惡毒、野蠻甚至是墮落的一種印刷品正在泛濫成災。

　　南京師大一位教授，今年暑假去中國經濟最發達的蘇南地區做一個村莊閱讀的調查。那天很晚的時候，他給我打電話說：“醒龍，告訴你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我正在這兒做一個村莊調查，今天剛剛把發出的問卷拿到手，我簡直是嚇壞了。這個村莊的所有人都在讀同一本雜志，(恕我不點這家非常惡俗的雜志的名)，除此之外什么都沒讀。”如果我們的民族，我們的閱讀是靠這樣一本雜志來完成，試問，全世界將怎么看中國人?再往小處說，對一個人來說，如果其日常閱讀還是一些粗淺的、低端的文字，很難設想其未來人生境界會有多高。

　　對閱讀的選擇的不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甚至可以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單位、一個群體和一個人的文明的標志。對一般人來講，能夠判斷哪些書是壞書就夠了。一個走上健康道路的社會，必須有一批中堅階層選擇正確的閱讀，放下輕松娛樂的心情，尋找有深刻文明內涵的經典。

　　曹文軒教授說過的一段話：文學是有血統的，經典文學的血統是高貴的，但凡血統高貴的文學作品，內涵一定有跡可循，符合普世價值。是否與那些具有高貴文學血統結緣關乎一個人，一個家族，一個社會的格調品味，關乎日常生活中友善的寬度和深度，以及婚姻、愛情的爛漫與純潔。

　　我還要說一句話，恐怕有好多人不愛聽，但我還是要堅持，也算是提個醒。在泛時尚時代，真理不是用鼠標點擊出來的。將屈原、李白、杜甫加在一起也抵不過那位口齒不清的娛樂天王周杰倫。將中國所有大學中文系教授在互聯網上的點擊率加起來，也比不過粉絲如過江之鯽的那幾位寫手。在互聯網上，我只是個打醬油的，但我堅持認為，這類“鼠標時代”的少數，是真正具有獨立境界和自由精神，并且離真理最近的少數。有些書可以紅極一時，但是很快就會被遺忘得干干凈凈。歷史對文學的選擇是很嚴酷的，其選擇的關鍵肯定不是當前傳播界媒體所大肆渲染的那種粗俗、粗鄙和粗暴，而一定是現在市場上基本上賣不出去的優雅和高貴。

　　在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威風凜凜》的開頭，寫了這樣一個故事：牧師和修女在路上走，天上過來一只飛鳥，不偏不倚把一泡鳥糞撒在牧師頭上，牧師很不高興，他氣憤地就罵了一句三字經：“他媽的”。修女在旁邊提醒他，“上帝會發怒的。”當牧師的如果不是上帝的化身，至少也是上帝的使者，怎么能說這種粗話呢?牧師連忙點頭。走了幾步，天上又過來一只飛鳥，又把一泡鳥粑粑拉在牧師頭上，牧師忍不住又說了一次三字經。修女又提醒他，上帝會發怒的。牧師知道這個事情不能再做了，幾乎要對天發誓，決不再犯這種惡俗之錯。哪想到，第三只鳥過來，拉下第三坨鳥粑粑，第三次掉在牧師頭上，牧師第三次說出那句三字經。聲音剛落，晴空響起一聲霹靂，但見——《水滸》里面是這樣說的——但見修女應聲倒地。牧師正在那里奇怪，“不是要打我嗎?怎么打了修女呢?”空中忽然傳來一聲低沉的嘆息：“他媽的，打錯了”。生活中有很多這種事情，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經歷的確實有很多這類相似的事情。我們要記住：上帝偶爾的粗俗，不等于上帝真的粗俗。上帝也會說俗話，還會說不堪入耳的粗話，然而，不管這些俗話粗話是不是上帝說的，終歸成不了圣經。從上帝舌尖上掉下來的臭痰，說好聽點，也只不過是唾沫，而絕不會成為甘露。

　　文學體現的是時代精神。當拜金、拜官、拜色之風盛行的時候，這種價值偏移會使社會向不良方向發展，也正因為這種價值偏移才凸顯經典文學的價值所在。《天行者》描寫了界嶺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地方，在這個小地方里更不起眼的一所小學里特別不起眼的一群民辦教師。寫他們的人生狀態，寫他們的生活遭受，本身就表達了對當下價值偏移的一種批判，一種不認可。批判這個詞，說出來總感覺有點刺耳，又回到那種敵對的場景當中去了。文學必須對當下的社會生活進行反映，這是文學的生命之所在。我從不諱言，自己是一個有理想的現實主義作家。但在我的小說當中，更多的是表達我對現實的多重質疑。比如說《天行者》，其中的一個細節。講到一群鄉村教師十分艱難，面對艱難，他們也難免做一些荒唐事情。恰好被剛從山外來的一位年輕教師張英才所察覺，在不理解之后產生了質疑，并導致他做出錯誤判斷，這一系列的錯里錯，就像《紅樓夢》里說的那樣，最終是以錯勸哥哥。在一連串的誤打誤撞后，學校蒙受到直接的經濟損失。本來鐵定評優，沒有得到，就沒有獎金，沒有獎金，破敗的校舍就沒辦法修整。張英才發現自己的失誤之后很愧疚，就寫了一篇新聞稿給省報。省報悄悄派記者下來暗訪，發現所有事情都是真實感人的，記者就許諾回去之后要把這所學校、這些老師們的動人的事情寫出來，發在省報的頭版頭條上。過了不久，省報出來了，這條新聞也確實是發表在報紙的頭版上，但不是頭條，頭條是“大力發展養豬事業”。寫作者不能漠視靈魂，不能將靈魂丟在一邊，只將自己當成“碼字的”。有無靈魂的寫作是高下之分的根本。我相信善，相信愛，相信善和愛是不可戰勝的，是最為有力量的。所以我才在《天行者》的結局當中，讓深受苦難的民辦教師孫四海，以三票之優戰勝了不得人心的村長余實，而那個歷經苦難的余校長，最終也轉為公辦教師。不如此，我會一輩子覺得心里不安。盡管在現實生活當中，政府欠他們的，社會欠他們的，歷史欠他們的。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曾經獨自一人在長江三峽中行走。那一次，在峽江邊上的一座古廟里，碰到了一個18歲，才出校門的年輕教師。他所在的小學校就設在那座古廟里。18歲的年輕老師，見到我之后十分激動，手足無措，話都說不出來。一遍遍的說，劉老師，真沒想到，真是想不到，在這個地方竟然碰到您。他反反復復地只說這樣一句話。直到我走的時候，他還是一副不知所措的那種樣子，搓著雙手，不知道說什么好，一直將我送到江邊的木船上。他告訴我一件讓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事情。作為一名師范生，他進校的時候，校方讓所有的新生看了根據我的小說改變的電影《鳳凰琴》。幾年大學讀下來，臨到畢業典禮了，校方仍然是放映電影《鳳凰琴》送別他們。聽他這樣說之后，我不知道、不記得自己對他說了多少抱歉和對不起。當時我也不明白為什么要對這位素不相識的年輕的鄉村教師說對不起和抱歉。很久之后，才明白，自己其實是想表達內心的敬意。如此青春洋溢的生命，本可以到更廣闊的世界里去燦爛，去闖一闖前景更加光明亮麗的天下。

　　在《天行者》這部小說中，我還引用了這些年說過無數遍，也被無數人引用過無數遍的一首小詩。我不知道有同學帶《天行者》來沒有?如果沒有，我這里有一本，我想請一位同學上來，將290頁上的這首詩朗誦一遍，我就把這本書送給他。(請一位同學上去朗誦《油鹽飯》)“前天我放學回家，鍋里有一碗油鹽飯/昨天我放學回家，鍋里沒有一碗油鹽飯/今天我放學回家，炒了一碗油鹽飯，放在了媽媽的墳前”。說實話，我是不敢讀這首詩的，因為每每讀到它，我都會淚流滿面。1989年，我第一次接觸到這首詩，當時在場的有二百多人，只有我一個人淚流滿面，或許這就是緣分吧。這些年，這首詩流傳得很廣。經常有無聊，甚至是無恥的人，自報家門，說這首詩是他寫的。最惡心的一個人，前幾年說，是他上小學五年級寫的。前些時他又進步了，說是自己上小學三年級時寫的。實際上，這首詩是一位永遠只有18歲的女孩子寫的，寫完這首詩不久，就因為車禍去世了。我的一位朋友，前些年還去她的墓前送過花。我在小說里面引用這首詩，原因非常簡單：它用足以充盈生命每個毛孔的詩意，來表達對偉大人性的敬意!

　　對一個人來說，有些東西總是與生俱來的，這樣的與生俱來應當是我們全部理想和全部熱愛的原始起點，不管是主動的寫作還是被動的閱讀，無論是熱愛文學的讀書人還是普通人，愛都是生命中最具影響力的天賦，無論我們愿意和不愿意，努力和不努力，愛都將是我們終其一生最強大的靈魂力量。

　　責任編輯:張吉安

 

　　♦劉醒龍簡介♦

　　劉醒龍，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湖北省作協副主席、武漢市文聯專業作家、《芳草》文學雜志主編。

　　著有長篇小說十一部，中短篇小說集十二部，有多部(篇)作品在英語、法語、日語和韓語地區翻譯出版。長篇小說《天行者》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長篇小說《圣天門口》獲首屆中國當代文學學院獎和第二屆中國小說學會長篇小說大獎。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第五、六、七屆《小說月報》百花獎，第七屆莊重文文學獎、《聯合文學》獎(臺灣)等。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影獲東京國際電影節及金雞百花獎等多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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