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怨李卓吾

　　劉紹棠與周揚的結怨，看似意外，其實也頗為正常。

　　1954年，劉紹棠雖還只有18歲，但已在《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多篇作品。1952年發表的小說《青枝綠葉》，不僅被臧克家主持的《新華月報》文藝版轉載，還受到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葉圣陶先生 推重，編入高中語文教材第三冊；1953年17歲時入了黨，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1954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出版第二個小說集《山楂村的歌聲》……此時的劉紹棠，完全用得上“春風得意”這個詞。

　　但就在這一年，劉紹棠與周揚遇上了。周揚當時擔任著中央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是代表中央主管文藝的重要領導人。此時的周揚，據很多人回憶：位高權重，在文藝界十分令人生畏。

　　劉紹棠當時主要受團中央培養。團中央是做青年工作的，對青年的思想和精神狀態較為熟悉，所以也相對寬容。在這種環境中，按劉紹棠后來的話：“我在團中央，一向童言無忌。”因此，到了文藝界，也就不知忌口。當時文藝界會議頗多，劉紹棠頭角初露，很受人們矚目，許多會議都邀請他參加，參加必發言。這些發言，常常仍“童言無忌”。所以當時就給周揚留下不良印象：“不知天高地厚。”

　　在1954年的一次座談會前，周揚見到劉紹棠，便招手讓他過去。在交談中，周揚問劉紹棠是哪里人。劉紹棠回答：通縣。周揚一聽，便問：讀過李卓吾的著作沒有？

　　李卓吾是明代末期的大學者，他的著作在后世極有影響。由于他晚年流寓通州，在此遭讒被捕，并在獄中自殺。他的遺體，就葬在通州的北關外。劉紹棠當然聽說過這位大學者的事跡。但是，當時他年僅18歲，要讓他去啃李卓吾的著作，顯然不大現實。劉紹棠當時大約也不在乎，便據實告訴周揚：沒讀過。

　　“你這個通縣人，怎么連李卓吾的著作也沒有讀過呢？”周揚一下子變了臉，厲聲嚴詞地訓斥了起來。

　　當時的情形，用劉紹棠后來的話形容：“周揚是周瑜的后代，也是美男子。發起脾氣，亦如其先祖玉面生威，盛氣凌人。”

　　今天看來，周揚的“陡然變臉”，應該在表達一些積久對劉紹棠“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滿。因為這脾氣發得有些太快，也太大，并且沒有多少道理。

　　劉紹棠當時僅18歲，加之頗有創作成績，心情當然有些對抗。這之后，在多個場合，有機會他便頂撞周揚。1956年春天全國青年創作會上，劉紹棠還在發言中，就文藝界問題鬧了一陣，矛頭直指周揚。弄得一位大會負責人告狀到團中央。團中央一位書記要處理劉紹棠，多虧胡耀邦同志保護，他才沒有受處分。但胡耀邦也批評劉紹棠不該口出狂言，攻擊文藝界領導。

　　這些因素，加之地位、年齡、性格等方面的差異，便造成了劉紹棠與周揚間較深的積怨。 “大辯論”后大風波

　　1957年，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大鳴大放”空氣的鼓勵下，劉紹棠結合多年創作實踐和自己的研究，一連發表了多篇文章，對文藝思想上的教條主義，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普及與提高關系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來仍值得重視的見解。

　　1957年4月號《北京文藝》上，劉紹棠發表了《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一文。此文中認為：“如果我們的文學事業不受教條主義的嚴重影響，它是應該而且可能取得更大成就的。”

　　那么，在劉紹棠的眼里，文藝中的教條主義理論是咋回事呢：“只單方面強調作品的政治性，而抹殺作品的藝術功能；漠視復雜多彩的生活真實，閉著眼睛質問作家‘難道我們的生活是這樣的嗎？’”“這種教條主義的戒律，迫使作家不去忠實于生活的真實，而去忠實于要求生活和要求人物的概念；迫使作家忘卻藝術的特性，而去完成像其他社會科學那樣的教育任務。”

　　劉紹棠的藝術見解，對當時的情形，應該說是相當準確的批評。幾十年后返回頭看，這些見解仍可發人深省。

　　不僅中國，劉紹棠還結合當時文學上最推崇的蘇聯作品來談，認為它們“后來，當只許反映社會主義優越性，服務于抽象的政治宣傳目的……于是文學作品開始粉飾太平了，無沖突論風行了，后二十年的文學事業比前二十年遜色得多了”。

　　對于這樣的話，周揚的反應可想而知。前段時間出版的《王蒙自傳》里，記述有一段他與周揚的談話，其中就牽涉到劉紹棠的這些觀點。當時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發表，引起很大反響?？墒?957年2月，李希凡突然在《文匯報》發表長文，批判這篇作品。王蒙當時年輕，也氣盛。他便寫了一封信，給當時文藝界的主要領導人周揚。周揚在接見王蒙時，曾皺著眉頭對王蒙說：有一個表現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揚言蘇聯十月革命后的文學成績不如革命前的，中國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的文學成就不如座談會前。王蒙在文章里說：“我完全體味到了這個問題的敏感性與嚴重性。我知道他說的是劉紹棠。”這樣的態度，周揚不僅僅在與人談話中表露，后來在文章里，更給了劉紹棠猛烈地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