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山尊(1914—2009) 湖南瀏陽人。著名戲劇藝術家、戲劇教育家。原名歐陽壽。歐陽山尊在解放前開始從事演藝事業，解放后參加組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并擔任副院長、副總導演。與焦菊隱、夏淳、梅阡三人公稱“北京人藝四大導演”，代表作有《白毛女》《春華秋實》《日出》《帶槍的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等。

　　

中國話劇的“山尊”

　　劉 文

　　“中國話劇誕生于1907年，我出生于1914年，可以說是中國話劇的同齡人。我這一輩子經歷了數不清的風風雨雨，卻從來不曾離開過話劇。我的生命是屬于話劇的，我愿做中國話劇最忠實的守望者。”這位比中國話劇年輕7歲的老人，是北京人藝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導演藝術家，與焦菊隱、夏淳、梅阡并稱人藝四大導演，被譽為中國話劇界的“活化石”。

　　歐陽山尊見證并參與了中國話劇百年變遷中許多里程碑式的重要時刻。追憶這位老藝術家的一生，如同翻開中國話劇的百年歷史。

　　歐陽山尊1914年生于湖南瀏陽，原名歐陽壽。從小就過繼給身為話劇藝術家的伯父歐陽予倩先生為子，生活在歐陽予倩先生身邊，深受中國戲劇藝術的熏陶，并對話劇藝術產生濃厚興趣。早在中學時代，就開始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話劇創作演出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后，一腔熱血的歐陽山尊毅然離開學校，和幾位同學一道參與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之中。他先是輾轉到杭州，參加“五月花”劇社的話劇演出活動，幾個月后回到上海，考入浙江大學。此時，他已經完全癡迷于對戲劇的追求之中，他與金山等人組織劇社，在極其簡陋和困難的情況下，演出了《都市之角》、《雷電》、《油漆未干》等劇目。“九·一八”事變后，上海戲劇界、電影界、救亡協會等文藝組織有十多個演劇隊，歐陽山尊在演劇一隊，組織并參與演出了許多抗戰劇目，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反響。

　　像許許多多的熱血青年一樣，遠在中國西北的小城延安無時無刻不在召喚著他。為了心中的夢想，歐陽山尊從上海出發，輾轉到達西安前線，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后經多方努力，從八路軍辦事處爭取到一百元錢，購買了一輛舊自行車，正是這輛在當時來說算是很“先進”的交通工具，陪伴著他風餐露宿地奔波了800多里，于1938年到達延安。在這里，歐陽山尊被一種全新的生活深深吸引，他以高昂的熱情，投身到解放區的文藝工作。1939年，歐陽山尊結束了自己在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習生活，毅然奔赴抗日前線，先是在八路軍120師戰斗劇社工作，后參加游擊劇團到敵戰區開展文藝宣傳。那時他們一共11個宣傳員和7個偵察員，每人一條槍30發子彈，帶著一架油印機和簡單的化妝品，每到一個村莊，就找個廟宇或土臺子，把軍被當幕布掛起來，然后派人到村子里動員群眾出來看戲，群眾來了他們就開始演出，演出結束就趕緊收拾攤子趕往下一個村莊。在幾十年之后他回憶往事時無限感慨：“那時真是年輕啊，心里總像是燃燒著一團火，渾身有使不完的勁，每次演出結束，老百姓給遞上一缸子白開水，往手里塞把花生或紅棗，心里就很滿足了。”

　　1942年5月，歐陽山尊參與了延安文藝座談會，這引發了他關于中國文藝發展前途的許多思考。歐陽山尊是個心里有事不吐不快的人，經過一番思索，他和幾個同事一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的感想，不久，毛澤東同志就給他們回了信。直到晚年，歐陽山尊依然清楚地記得這封信的內容，他回憶說：“毛主席在信中說，你們的信收到了，感謝你們!你們的劇我以為是好的，延安及邊區正需看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戲劇。”這封回信無疑給了歐陽山尊莫大的鼓舞和鞭策，更加堅定了他從事抗戰話劇創作的熱情。

　　在延安，歐陽山尊先后擔任過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文工團副團長、戰斗劇社社長等職。1943年12月，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成立，賀龍點名將歐陽山尊調入。這期間，他導演了十余出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劇目。60多年后，歐陽山尊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心中還隱隱有些激動，他說：“我常常帶著劇團到村子演出，今天的人們已經很難想象出當時的條件有多么簡陋，我們演出的時候，沒有燈光就往喝水用的缸子里倒點兒菜籽油，放上一根棉花捻子點燃照明，即使這樣，我們演出得也特別賣力，老百姓很喜歡看。有時候突然下起雨來，我們不停，老百姓就站在雨中看戲，一直到演出結束還不肯離去。”

　　1952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歐陽山尊是四位奠基者和創始人(曹禺、焦菊隱、趙起揚)之一，他們被稱為劇院的“四巨頭”，為劇院的建立、發展規劃了宏偉的目標。歐陽山尊特別強調未來的劇院應是一座“文化劇院”，要多方面充實提高全院人員的藝術修養和文化素質。他說：我們的演出應當是有文化的，雅俗共賞，又給觀眾文化的享受。我們要選擇幅度寬廣、概括性強的劇本，而不搞廉價的東西，我們的導演要踏踏實實搞藝術，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礎，言之有物，不耍噱頭，不搞歪門邪道和表面上的花里胡哨，我們的治藝之道概括為兩個字：“嚴正”。他又主張：我們是首都的劇院，首先要為首都人民服務，同時，為全國人民服務，代表全國的話劇水平，我們還要在世界劇壇上占有地位，也就是現代化的國家話劇院。

　　從1952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建院到1978年，歐陽山尊一直任副院長兼副總導演，導演了《春華秋實》、《日出》、《帶槍的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關漢卿》、《李國瑞》等20余部戲。離休后，又擔任了《巴黎人》和《末班車上的黃昏戀》的總導演，擔任《油漆未干》的藝術顧問、《北京人》的藝術指導。此外，歐陽山尊還為其他劇團導演了10余部劇目，其中包括給西藏話劇團導演的《松贊干布》，在首都劇場上演，引起極大轟動；給大連話劇團排演的《饑餓的海峽》連續演出400多場，盛況不衰；給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排演的《曙光》使話劇舞臺上第一次出現了賀龍的形象；還有表現皖南事變的《江南一葉》和文革后期影響很大的話劇《于無聲處》等，都在中國話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有評論形容，歐陽山尊導演的戲宛如一條奔騰的河流，熱情奔放，明快流暢，厚重大氣。嚴正，是他在導演藝術上所追尋的治藝之道：老老實實，言之有物，舞臺上有機和諧，生活濃郁深厚，體現出人的精神價值。

　　歐陽山尊在中國戲劇界的地位和作用舉足輕重，頭銜很多，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他笑著宣讀這樣的“遺言”：別稱我這個“家”、那個“家”，稱我“中國文藝工作者”就知足了。歐陽山尊曾為北京人藝和中央戲劇學院培養了眾多的表演和導演人才。他提攜后人的許多事跡至今刻在許多人心里。

　　有一年夏季，北京雨水多得反常，正值歐陽山尊要為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59班)檢查作業的那天，連著一天一夜大雨滂沱，見不著個人影的胡同里一片白霧，有點恐怖。有同學估計老師來不了了，因為，他從不讓汽車接送，騎輛自行車奔波在大街小巷……這樣的大雨天怎么騎車?有的同學說老師“準來”，說不出理由，憑感覺。中央戲劇學院大門旁邊有個小理發館，平時歐陽山尊提前到達就到理發館里坐坐，與人們聊聊，聽聽胡同里的聲音，上課鈴聲一響，大跨幾步就進了教室。這一天，班長撐著傘沖到大門口，當把額頭貼著窗玻璃往理發館里張望時，發現老師坐在里面刮胡子呢，他是坐三輪車來的。三輪車夫也在理發館坐著，雨披滴下的水濕了一地，他說：“歐陽同志讓我歇著，上完了課他蹬我回去。”

　　歐陽山尊對無故缺席和遲到深惡痛絕。一次在劇院排戲，有一個年輕的女演員遲到了，她是第一個上場的人，大家等了她10分鐘。歐陽山尊克制地說：“請您明天準時到排練場——開始排戲!”他聲音不高，卻是威嚴的命令。第二天，那位年輕的女演員又姍姍來遲，而且超過了10分鐘。坐在導演席里的歐陽山尊呼吸急促、臉漲得通紅，他走向女演員，“撲通”跪在她面前：“請您明天準時到場!”導演如咆哮般的聲音把全劇組的人都鎮住了。

　　做表現暑期生活的“畫面小品”練習時，由于小禮堂的溫度太低，有學員穿著毛衣上場。歐陽山尊問：為什么不按畫面規定著裝?學生回答：太冷了!山尊老師非常不高興，說：你們既然選擇了戲劇作為終身職業，就要吃得起演戲的苦，戲曲演員三伏天扎大靠，三九天穿薄披，難道他們不知道冷熱嗎?你們將來是要當導演的，自己如此，怎么去要求演員，演幾分鐘的小品怕凍著，到更艱苦的環境中怎么辦!說著說著，他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件脫下來，只剩汗背心，怎么勸都不穿上，堅持到把整個小品看完。抗戰時期，他們戰斗劇社在敵人后方為八路軍和群眾演出，寒冬臘月露天舞臺，演員們穿著單衣，甚至光著膀子，捧在碗里的水都結了冰。

　　30歲的任鳴第一次獲得導演戲的機會，那是一部前蘇聯的劇本。剛從學院畢業不久，他滿腦子的新概念、新形式，苦思冥想著標新立異，認為只有這樣才夠得上是探索。歐陽山尊把他請到家里談了3個小時，詳盡地介紹前蘇聯社會和戲劇，將自己導演多部前蘇聯戲劇的經驗告訴年輕人，并幫助他分析即將開排的劇本《回歸》，對他說：“任何導演只要是排戲，都是在探索，現實主義也是需要探索的。”這句話端正了年輕人對“探索”概念的認識。以后每排一部戲，任鳴都經歷一次探索過程，當排戲走彎路的時候，就以這句話來檢驗、糾正自己的思維。任鳴說：“山尊老師給我受益終身的教誨。”李六乙也是一位勇于探索的導演，因為導演小劇場《原野》的失誤，受到圈里圈外的譴責。2006年，他導演《北京人》時聘請歐陽山尊擔任藝術指導。演出后，李六乙上門來聽罵：“您很寬容，給我留面子，在劇場沒有當眾罵我。現在，我到您家來，您罵吧。”歐陽山尊和顏悅色地說：“你導演的戲是象征主義風格，我能理解。運用多種流派原則的創作，提倡藝術的多樣化，使藝術創作更豐富、更復雜。雖然我一向推崇現實主義原則，但是，現實主義和象征主義是可以相融合的，現實主義也是在發展的。況且《北京人》劇本本身就有象征主義的元素，我尊重你的導演創作。”接著，老人指出劇中主要人物愫芳最后出走的處理出現偏差。經他一點撥，舞臺上呈現的人物關系就符合劇作者曹禺先生的初衷了。借此，老人引申說：“不論導演什么風格的劇本，都需要把握好主題、把握主題思想、把握演出的最高任務。”《巴黎人》是表現巴黎公社的戲劇，需要全體演員的表演有極度的激情，濮存昕在劇組第一次跟著歐陽山尊排戲，也是他第一次扮演主要角色。在排演廳，他感慨地說：山尊老師指出我表演缺乏激情，就此，我演戲開竅了。我最難忘的是他為人為藝的“真”，對藝術的“圣潔”情感。

　　歐陽山尊在晚年時仍諄諄告誡后輩：“戲劇應該回到生活中，回到大眾中去，不能站在大眾頭上指手畫腳，自命不凡。如今有些戲觀眾看不懂，只是一些人的孤芳自賞，不是大眾化，而是‘化大眾’，這樣的戲劇脫離了群眾。話劇需要打開局面，要靠文藝人的精神和追求。”

　　中國話劇百年之時，93歲的歐陽山尊留下了他在舞臺上的最后身影：坐在輪椅上的他朗誦完魯迅的《過客》后，竟然從輪椅上起身，昂首向前走去……他笑言：“朋友們要我多休息，少干活。可我歇不下來，正像魯迅在他寫的劇本《過客》中所說，‘有聲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歇不下。’我自命為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馬，如今這匹老馬更老了，筋骨不如從前，趕路喘氣，腿還有點瘸，但是我仍息不下，因為‘有聲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我僅是一株矮小的樹，不開花，不結果，只長一些綠色的葉子，秋風起來了便逐漸變黃，一片片飄落下來；腐爛了，作為肥料滋養著母樹，使她春天再長新葉。”這是老藝術家生前的話。2009年7月2日， 歐陽山尊永遠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的作品卻永遠的留在了人們心中。

　　歐陽山尊主要藝術成就

　　“九·一八”事變后，歐陽山尊參加左翼演戲運動，抗戰開始后，他參加上海救亡演劇一隊，翌年到延安，以后歷任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文工團副團長，戰斗劇社社長，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在轉戰晉察冀過程中，他曾導演過10余部反映敵后斗爭的戲，并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書信表揚。新中國成立后，歐陽山尊參與了創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工作，他與焦菊隱、夏淳、梅阡等人一起開創了北京人藝現實主義話劇風格，這期間盡管經歷了無數的政治風浪，但歐陽山尊始終沒有放棄對話劇藝術的追求與探索，他曾先后導演了《春華秋實》、《日出》、《帶槍的人》、《三姐妹》、《楊開慧》、《末班車上的黃昏戀》等50多部話劇，沒有人知道這些作品傾注了他多少心血，從而成為一代人心中無法抹去的深刻記憶，成為中國話劇史上不朽的經典作品。除了話劇之外，他還導演了《關漢卿》、《松贊干布》、《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紅色宣傳員》、《于無聲處》等數十部舞臺劇和影片《透過云層的霞光》、電視劇《燃燒的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