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猛克(1911—1984)湖南長沙人。1930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35年東渡日本，1937年回國。1950年任教湖南大學，后兼中文系主任、省文聯主席。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予以平反，并被任命為省文聯顧問，當選為省人大常委。著有《魏猛克散文雜文集》等著作。

　　坎坷的人生，勇猛的戰士

　　猛克是我的患難朋友，左聯東京支盟的親密戰友。故人早逝，至今仍常使我感到哀痛，現在他的夫人周微林同志收集他生前文稿，編成《魏猛克散文雜文集》出版，要我為他寫篇序言，這是我的責任。

　　30年代初，猛克在上海學習美術，又搞木刻，魯迅對當時在上海的一班青年木刻家非常關心，在思想和藝術上都給他們以親切的指導。

　　1933年2月，世界著名的英國大戲劇家肖伯納訪問中國，抵達上海。肖翁當時已年過80，是一位正義感非常強的開明進步作家，來華之前，他曾訪問過當時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寫過《蘇聯訪問記》，為蘇聯講好話。他訪華，也是為了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他抵達上海時，宋慶齡、蔡元培和魯迅親自到碼頭去迎接他。肖翁是身材很高大的人，宋慶齡、蔡元培的身材，在中國人來說屬于中上，魯迅則個子矮小。宋穿旗袍，蔡、魯則穿長袍，他們三人同肖翁在碼頭上拍的照片，也在報紙上刊登出來了。魯迅又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短文，贊揚肖翁，猛克就寫文章對魯迅說了一些片面的話，魯迅并不以為冒犯，反而覺得猛克坦誠可愛，一老一少，從此成了朋友，猛克一生成了魯迅的忠誠的崇拜者。

　　猛克天賦很高，又富于幽默感，這使他很容易接受魯迅的教育和影響，逐漸走上寫雜文的道路，并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魯迅是左聯的導師，從此猛克和魯迅保持較密切的來往。

　　1935年初，猛克去東京，行前，周揚同志要他到東京去找我。我于1933年9月赴日本留學，奉左聯黨組之命，恢復了左聯東京支盟，并且遵照日本左翼人士的意見采取同人雜志的活動方式，已出版了《東流》和《詩歌》兩個雜志，正在籌劃創辦第三個雜志《雜文》，這時，猛克就參加了《雜文》的籌辦工作；同陳辛仁、陳子谷和我等幾個人，形成了《雜文》雜志的核心。《雜文》在上海出至第三期，被國民黨政府查封了，改名為《質文》。

　　在對外聯系上，左聯東京支盟采取謹慎穩妥的分工方式。猛克與魯迅較熟，就由他與魯迅聯系。郭沫若當時在鄰近東京的千葉縣，為了郭沫若和東京左聯的安全，我們也決定由猛克去聯系，我們一般不參加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公開活動，有人說這不只是語言問題，更是思想問題，其實這是外行話，不懂得地下工作的組織紀律。東京左聯我任書記，同日本左翼文化人及上海左聯黨組的秘密聯系，只由我一人負責。我們的工作之所以開展得比較好，應當說這是原因之一。

　　盡管如此，日本的特高警察(便衣特務)還是注意我們的行動，收集了一些材料，如我們的文章。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猛克和我，還有其他幾位同志被日本政府逮捕，分別被驅逐回國了。

　　《魏猛克散文雜文集》的文章，起于1933年至1939年，中間40、50、60、70年代凡40年都無文章，之后才又收入1980年至1983年他逝世之前的7篇文章。寫作中斷凡40年的原因有二：其一，無辜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空耗了22年的寶貴時光；其二，他長期患病，呻吟臥榻，無法寫作。

　　統觀這本文集，有下述顯著特點，也是它的價值之所在：

　　首先是紀念魯迅的文章多。寫于魯迅病逝后的《寫在煩躁里》是一篇較長的回憶文章。此外所收1980年至1983年的6篇文章都是回憶魯迅的。《回憶左聯》也是長文，名為“回憶左聯”，實為“回憶魯迅”，里面有不少珍貴的材料。

　　猛克回憶魯迅的文字主要是記述以下的往事：

　　魯迅對左聯的關心和指導；

　　魯迅十分關心文藝界的團結；

　　魯迅對與郭沫若團結的愿望；

　　魯迅對青年作家的培育，如對葉紫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

　　魯迅提倡新木刻，介紹外國木刻及對青年木刻家的指導；

　　等等。

　　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從“五四”時期到1928年，同魯迅都有些芥蒂。魯迅卻抱著同“創造社”，首先是同郭沫若團結的愿望。魯迅生前，郭沫若沒有同他見過面，正如郭老所說“創造社”同人還在日本時，魯迅早已回國，郭老等回到上海時，魯迅在北京。大革命開始后，魯迅奔赴廣東，郭沫若則已參加北伐去了(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敗后，郭沫若于南昌起義后，經廣東汕頭潛逃回上海，當魯迅從廣東回到上海時，郭沫若又已逃亡日本了。郭沫若后來認為這是他一生的抱憾。魯迅逝世后東京進步文藝界舉行魯迅追悼大會，郭老到會講話以最沉痛的心情歌頌魯迅，給他以最崇高的評價。

　　在魯迅逝世前的兩年間，由于東京左聯的努力，魯迅和郭沫若還有茅盾，這三大文豪同時寫文章，在《雜文》和《東流》上發表，表示這三大文豪的攜手合作，這是從“五四”到左聯時期所沒有過的。在“兩個口號”論爭時，郭沫若撰文，提出文藝界在“國防”的口號下團結起來，不必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團結起來，立即得到魯迅的贊同和響應。于是，中國文藝界面臨大敵當前形成了大團結。

　　其次從本文集大略可看出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我國的歷史和文化的發展概貌。30年代初與“第三種人”的論爭，關于普通話、白話文、大眾語的討論，30年代中葉的“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論爭，抗日戰爭的爆發與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形成等等，以及到80年代初的文化動態，都有所反映。

　　猛克早年就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對當時各種問題和事件，大體上是采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去觀察和分析的。例如性愛小說家張資平認為“第三種人”包括三部分人，其中的一部分是工農大眾，猛克就斥其“荒謬”。又如在抗戰爆發后，大敵當前，文藝界組成統一戰線，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他表示了積極贊揚的態度。這都是難能可貴的。這些歷史資料，對研究當時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學史，都是有參考價值的。

　　猛克的文筆，繼承魯迅的遺風，深厚、曲折、鋒利、尖刻、幽默、諷刺，鞭辟入里。這種文筆，有個人的性格特征，也有時代的印記。東京左聯有三個雜志，猛克始終是《雜文》——《質文》的核心人物。顧名思義，這本雜志是專登雜文的，猛克的好些文章都是在這本雜志發表的。本文集中地收入了好幾篇。他為這本雜志費了很多心血。專門發表雜文的雜志，在中國也不多見。因而可以說，猛克為中國現代雜文的發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由于周微林先生的辛勞，《魏猛克散文雜文集》得以問世，定可告慰于猛克的在天之靈。我為文集寫這篇序言，也可以卸下緬懷故人的責任了。

　　猛克!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