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身處驚雷激蕩、狂風暴雨的時代，作為中國左翼電影音樂的奠基人之一，賀綠汀在此期間幾乎以平均每年寫6部電影音樂的速度，先后為《風云兒女》、《都市風光》、《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等17部影片作曲，數量之豐，遠遠超過同時代的電影音樂作曲家?！抖际酗L光》做為我國第一部音樂喜劇片，首次實現了以選用現成唱片配樂到由專人作曲這一歷史性過渡，從此我國的電影音樂才真正被賦予了專業創作的性質。與此同時，他為話劇《復活》、《武則天》等配樂，并寫了一批聲樂作品。1936年初，他參加了進步音樂組織“歌曲作者協會”，并定期為該會成員講授和聲理論，先后發表了《音樂的時代性》及《中國音樂界現狀及我們對音樂藝術所應有的認識》等文章，其理論探討與創作實踐并重。賀綠汀在兩年多的時間內，電影歌曲《西湖春曉》、《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話劇插曲《戀歌》、《怨別離》，兒童歌曲《清流》、《孤兒》以及救亡歌曲《心頭恨》、《誰說我們年紀小》等作品在群眾中廣泛傳播，所灌唱片暢銷一空。他的知名度在國內越來越高，在世界樂壇上獨樹一幟。

　　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他放棄了優厚的待遇，與戲劇家宋之的等率先響應周恩來的號召，組織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劇第一隊，同年11月，演劇一隊來到當時八路軍總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所在地——山西臨汾的八路軍辦事處作短期休整。在那里，賀綠汀認識了朱德、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楊尚昆、彭雪楓、蕭克等八路軍領導人，學習了論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的文件，聆聽了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的形勢報告。他還經常到楊得志為團長的685團去輔導過戰士唱歌。

　　1938年4月，他到武漢，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所屬的中國電影制片廠任音樂科長兼該廠中國合唱團的總干事。1939年7月，又應邀兼任我國第一所從小培養音樂人材的教育機構——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音樂組主任。后來，他在重慶教書期間，積極參加進步的文化活動，擔任過中華全國音樂界抗敵協會理事和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文化工作委員會文藝研究組委員，并一直保持著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新華日報》社的聯系。

　　這段日子里，他的創作基本上是緊扣“全民抗戰，保家衛國”的主題進行的，以歌曲創作為對敵斗爭的犀利武器。特別是他的《游擊隊歌》和《保家鄉》，似號角、似戰鼓，旋律經典而不朽，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抗戰歌曲的代表作。

　　《游擊隊歌》創作于1937年，那是上海“八一三事變”后，賀綠汀隨上海文化界抗戰救亡演劇一隊，沿滬寧隴海同蒲線作抗日宣傳工作，年底時到達山西臨汾，住在城郊劉莊的八路軍辦事處。當時，演劇隊與戰士們同甘共苦，為他們演出。他從指戰員那里汲取創作素材，翻閱了一些有關資料，又去八路軍總部新成立的炮兵團采訪，知道了不少游擊健兒虜獲敵人兵器再打擊敵人的事跡，不禁觸動靈感，終于揮筆創作了這首獻給全體八路軍將士的《游擊隊歌》。1938年元旦，當賀綠汀指揮歌隊為臨汾劉莊八路軍高級干部會議舉行首場演出時，立刻得到朱德、任弼時、劉伯承、賀龍、徐向前等名將的熱烈掌聲。不久，這首歌就像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一樣，不脛而走，很快就在敵后各抗日根據地和大后方流傳開來，迅速傳遍了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