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成仿吾為主要發起者之一的創造社成立了，一直到1929年的將近十年期間，創造社堅持在文學藝術和思想文化兩條戰線同時作戰，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揮了獨特而巨大的作用，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中評價說：“‘五四’時期以文學研究會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和以創造社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可以說雙峰對峙，各有千秋，共同為新文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在這個團體中，成仿吾起到的作用非常重大，可說是創造社的頂梁柱。他與郭沫若、郁達夫合稱“創造社三駕馬車”，有人也說他們是創造社的三大品牌。郭沫若曾說:“達夫、仿吾和我，在撐持初期創造社的時候，本如象一尊圓鼎的三只腳。”還說過成仿吾是“創造社的心臟”，應當說，這是當之無愧的。在創造社早期和中期，因成仿吾的實干精神，他主持了大部分創造社的社務工作及《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等刊物的編務工作，為之嘔心瀝血，讓郭沫若十分感動，在其《創造十年》一書中有過慨嘆。

　　成仿吾對新文學建設的貢獻，不僅是因為他在創造社這個革命文學社團中所表現出來的非凡的組織才能和實干精神，更多的是由他那新穎的文學創作、犀利的文學批評和強調要寫真實、有獨創的文藝理論所決定的。

　　成仿吾在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被創造社社務及刊物編務工作擠占的同時，還創作了散文《東京》、《太湖紀游》、《江南的春訊》等及小說《森林的月夜》、《灰色的鳥》、《牧夫》及一些詩歌。郭沫若說過，成仿吾的詩歌幽婉，散文勁峭，確為的語。他的幾篇小說則從不同角度對社會人生加以表現，并在作品中蘊涵著作者對人生問題的獨特關注與深刻思考，從時間順序上見證了他從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變。

　　相對于文學創作，作為創造社的理論發言人，他更是一位犀利的文藝批評家和理論家，先后曾與胡適、周作人、魯迅、徐志摩等一批名家論戰，與文學研究會、語絲社、禮拜六派等一批文藝社團論戰，在當時的文壇，留下“黑旋風”的綽號。應當注意的是，成仿吾當年對《吶喊》的評論失之偏頗，其觀點并不符合作品實際，程度不同地存有早期新文學批評 “左”的傾向。在掄著“板斧”大殺四方的同時，他也建立了自己的文藝理論。如果按當代著名文藝理論家艾布拉姆斯在其代表作《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對文藝理論的分類，成仿吾這段時期的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建立在浪漫主義基礎上的 “表現說”，他認為：一部作品如果不是作者內心情感的忠實的反映，而只是客觀地甚至膚淺地描寫生活的表象，那便是失敗的；在文學價值論上,他力倡文學活動對社會人生的責任感。在文學批評的原則與方法上，他強調“同情”與“公正”，據此還提出了“超越的而兼建設的”文藝批評理論，這是他最值得關注的觀點，所謂超越即“我們為文藝批評的時候, 對于一切既成的思想與見解要能超然脫出, 至少我們當用批評的眼光在它們適用的范圍內利用它們, 而不為它們所迷惘”，要“承認作品的世界之獨立性”，“決不把外界的事物去比擬作品”。而建設的，就是“對于我們所確定的標準要加意擁護”，這樣，“我們的批評愈盛，我們的標準亦愈堅穩，我們的文藝乃有所歸趣”。在但他在當時不時流露出的宗派意識，使得他的“同情”基本只是針對創造社同仁及能迎合他藝術觀念的作品，在這之外，他的“板斧”揮得又急又猛，因此降低了他的批判價值。

　　總的說來，他的評論和理論研究成果，不僅在當時發揮過實際作用，引起過重大的反響，在今天仍具有參考價值。作為新文壇最早自覺地從事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的作家之一，《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溫儒敏著)這樣評論道：“以成就而言，成仿吾算不上第一流的批評家，卻是現代批評史不能忽略的重要而有特色的批評家。他對初期新文學的實際批評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論》(周海波著)說：“他那獨具特色的批評文字和批評文體，對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926年，成仿吾同郭沫若、郁達夫等創造社成員聚集在當時革命的中心廣州。他在廣東大學任物理、德語、中文等科教授，兼黃埔軍官學校政治教官，并主持廣州創造社分部工作。就是在這里，他結識了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等人。大革命失敗后，成仿吾于1928年赴歐，于巴黎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人生由此開始第二個重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