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人有一個錯誤的觀點，認為“網絡文學”是對純文學的巨大沖擊，他們僅僅把“網絡文學”與“大眾文學”等同起來。實際上，網絡對“純文學”作品的傳播同樣具有革命性意義。2010年年初，蕭相風的散文《南方詞典》在奧一論壇上貼出，2010年第10期《人民文學》以《詞典：南方工業生活》為題發表。多年前，王十月的長篇打工小說《煩躁不安》等，也先是在網上貼出，后來才公開出版。很多寫“純文學”作品的“打工作家”，在網上都非常活躍。十多年前，我對詩人辛酉的關注，最早也是在網上。當然，純文學的受眾，無論是紙上還是網上，都無法與“大眾文學”相比。網絡小說《我是一朵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　作者楊海燕的新浪博客訪問量高達幾百萬人次，在純文學寫作領域影響力最大的“打工詩人”鄭小瓊，博客訪問量也只有其四分之一。因此，我對“打工文學”的批評標準嚴格依照自己的文學價值觀，而不依照網絡點擊量或其它市場數據。

　　二

　　網絡對文學作品的傳播，體現在它的互動性上。由于網絡傳播的特點，對具體作品的認同與反饋，幾乎可在作品發布的同時即得到實現，這就使作品形成的過程———創作、發表、反饋、修正、再創作———周期縮短，作品一經問世，就立即可以得到反饋，立即可以得到評論。2003年，我在一個詩歌論壇上讀到辛酉的《七月詩抄：打工者手記》，讓我產生深刻的感應，立即把這組詩中的　《我們這些鳥人》《到南方去》《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引為“打工詩歌”批評文本。我對打工題材詩歌閱讀甚多，總希望能從中發現哪怕一首好詩。我喜歡明晰、簡潔但有獨到品質的詩歌。辛酉的詩具有現代主義的特質，卻沒有隱秘、晦澀和故弄玄虛的毛病。我感覺到自己的打工體驗在這組詩里存活了，在語言里蘇醒了，這樣的詩歌保持了語言與事物的一致性。辛酉的詩歌直接服從于語言的內在引力，展現語言顯露為詩的過程，呈現了語言與內心的關系，在內心的向度上開掘得很深。對詩歌的審美判斷依賴長期的素養和敏感，或者還有心靈的感應。無論是紙刊上的詩，還是網絡上的詩，我只注重詩歌本身。辛酉的《我們這些鳥人》是打工時代最深刻感人、也最令人心酸的表達：

　　我們這些居無定所的人/我們這些四海為家的人/我們這些背井離鄉的人/我們這些漂泊的人/我們這些流浪的人//我們這些黃土地養大的人/又以生活的名義/背叛了黃土地的人/我們這些打拼在城市的人/奉獻汗水，揮灑青春/卻屢遭排斥的外來人//我們這些東游西蕩的人/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卻被稱為農民的人/我們這些返回到家鄉/像是走在異鄉的人/我們這些兩棲的人/我們這些兩不棲的人/我們這些中間人/我們這些被拋棄了的人//臘月底的火車站臺上/我們這些攥著一張北歸車票的人/春意濃濃的正月里/我們這些紛紛奔赴南方的人//我們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我們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我們這些打工的人/我們這些奔波在季節里的人/我們這些像候鳥一樣的人/我們這些———“鳥”人

　　辛酉把“打工時代”的經驗、感受、體驗、視點書寫出來，使它成為一種更廣闊的時代經驗，一種更具有文化備忘錄意義的寫作。這樣的詩歌絕不只是打工場景和生態的一般性描述，而是日常生存中內在的心理體認，是詩人與打工生態的相互容納中，一種身份化了的情感立場、藝術方式和審美趣味。辛酉在寫這首詩的時候，還在浙江溫嶺錢江摩托集團下屬的機械分公司開機床。《我們這些鳥人》　體現了生存狀態與詩人的心靈疊合后，一種獨立的精神文化生態單元。這首詩描述了“我們這些鳥人”的身份割裂狀態，作為異鄉人，他們的本質處于“在”與“不在”的游離之間，他們生活在城市，但并未與城市訂立心靈之約，他們在時刻自問“我是誰”。詩人辛酉不回避現實，不掩飾現實，而是自覺地直面和揭示。《我們這些鳥人》　最感人的因素是因為它成功地傳達出打工者身份未定的隱忍和焦慮，揭示了存在的荒謬，揭示了生存的內在矛盾性和復雜性。“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卻被稱為農民的人/我們這些返回到家鄉/像是走在異鄉的人/我們這些兩棲的人/我們這些兩不棲的人”。辛酉書寫了打工者的無根性和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徒勞追尋，寫出了他們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在現代化進程和窮困的鄉土經驗之間難以安頓的復雜處境。對不平等的城鄉關系、壁壘森嚴的城鄉等級秩序的揭示，表現出的是詩人的道義關懷。“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卻被稱為農民的人”，“農民工”這個詞包含了兩個特質：“農民”和“工”。農民是群體身份的代表，是對本體和地域的認同，表明這個群體來自中國最廣大的農村；“工”則是現代性話語附給這個群體的特殊身份，它代表著主體有意識地追求城市化、對主流社會物質生活的追求、離開農村融入城市等多重意象。“農民工”的流動，給中國城市和鄉村的形態和面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動搖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的內在結構，從形式到本質上重新塑造了當下社會的空間分布和內在張力。“農民工”困惑于異鄉故鄉的“雙重邊緣”，他們身份的復雜意義在辛酉的詩歌中得以呈現出來，視角越界聯系著他們身份感受的復雜性。詩人在“雙重邊緣”寫作中試圖通過自己的城鄉體驗，對城鄉身份的追尋和思考，從而建立起新的身份認同。“我們這些鳥人”大多是游離于社會邊緣的或社會底層、缺少職業或文化歸屬感的人群，換言之是缺少身份認同的“流浪的人”。正是由于缺少“身份”他們才需要不斷地尋求某種身份認同，處于這種謀求身份認同的尷尬處境中，關于他者的言說既是努力確證自我身份的方式，又是有關自我身份缺失的言說。

　　三

　　《我們這些鳥人》這首詩因為對“農民工”生存狀態的探詢和質問一下子打動了我。只要一首詩能打動我或觸動我，我就會先留下來再仔細琢磨。有人會說，打動人的詩并不一定是好詩，但是，從任何角度都不能撩撥人的詩歌又有什么意義呢?從《我們這些鳥人》的語言特征看，口語化的臨屏書寫，使這首詩在成功還原生活方面獲得意想不到的收獲，也拉近了詩和讀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但是它并不是對生活口語的簡單重復或者摹寫，而是通過口語化的方式建立起某種特殊的語感，以達到對日常生命形態的體驗性呈現。那些看似隨意的句子，都是經過精心提煉后的產物。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徐敬亞等十多位評論家從我的評論中轉引了辛酉的　《我們這些鳥人》，還被收入了　《中國當代文學50年》(修訂本)，我認為這首詩歌將成為“打工詩歌”中的經典作品。辛酉2010年7月23日在他的博客上寫道：

　　2003年7月，學會了上網，在論壇上瞎混，那時候詩人們普遍精力旺盛，發明了一個新詞叫“臨屏”，就是在一邊上網一邊寫詩，寫完了立馬貼到網上，有點像古人的即興詩，娛樂性比較強。《七月詩抄：打工者手記》便是這種產物。先在家里寫了兩三首，去網吧上網的時候覺得不過癮，便一口氣寫了十幾首，貼到網上。口語寫作，直抒胸臆，敘事性很強，剔除了修辭，沒有什么羈絆，寫得很自由，仿佛吐出了一股惡氣，渾身暢快。這類詩歌發表是很難的。有意思的是，長期關注打工詩歌的柳冬嫵兄，最先將這一組詩引用為評論文本，發表在《文藝爭鳴》等權威刊物上，后被收入花城出版社《從鄉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記———中國“打工詩歌”研究》一書。之后，我在網上搜索，徐敬亞、吳義勤等著名評論家，在論文中轉引了這些詩，后者還在其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50年》(修訂版)引用為評論文本。

　　與《我們這些鳥人》這首詩一樣，辛酉的《到南方去》《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也具有臨屏書寫的特征，這些詩在語言上將口語和詩銜接得非常自然和諧，詩人是以在場的、具體的方式使自己的詩歌體現出生活的本真狀態。自在隨意的表達，在平淡中以求真味，表現了詩人較高的藝術探求和高度的詩歌智慧：

　　那年夏天我終于下定決心到南方去/至于具體到南方的什么地方/我并不清楚。南方/對我而言，僅僅是一個詞語/僅僅是一個不確定的方位/和指向。我只需要/像一只深秋的候鳥一樣/矢志不移義無反顧地/朝著南方飛翔/就行了。我還知道/像我這樣到南方去的人還有/很多。很多。他們/像細菌一樣的多，像細菌一樣/擠滿了火車、汽車和輪船/等等交通工具的腸胃，到南方/去找尋一塊自己的土壤/而我混在他們中間，僅僅是/一顆芝麻粒大的/一個黑點(辛酉《到南方去》)

　　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村口的梧桐樹下/埋下我的口琴，盞子和鐮刀/同時，也埋下/我二十年的熱愛和仇恨/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那些黃褐色的泥土/那些青黛色的高墻大瓦/那些吹過村莊的粗糲的風/那些月光；　那些雜蕪的草，樹木/以及樹木上碩大的鳥巢/我該如何打包/并裝進我遠行的行囊/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這半個下午的時間里/我還能干些什么/村莊里居住著我暗戀的女子/而她遲遲不來見我/我知道她此刻躲在閨房里/一個人，偷偷地哭泣/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夕光下，一只腳伸進田野/我要和這養人的泥水/做最后的一次親近/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遵照父親的囑咐/到祖母的墳前/燒了三炷香，磕了三個頭/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最后的幾行是寫給/父親的。父親/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假如我有錢/我一定回來看你/假如我沒錢/我也一定，回來看你(辛酉《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

　　“嚶其鳴兮，尋其友聲。”因為網絡，我與辛酉的一組“打工詩歌”建立了一種特別的互動關系。2014年11月，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的譚暢女士約我給廣東電臺　《好聽周末》　推薦一首詩，我立即想到辛酉的詩　《我們這些鳥人》。我與辛酉只見過一面，2009年他與妻子桑眉一起來過東莞，聊天時總離不開莫言，但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前一年，他卻逐河而去。至今，他的死因還是一個謎。辛酉送我的詩集　《暮晚及其他》　與　《中國當代文學50年》　(修訂版)一起放在我書柜的醒目位置上。辛酉生前很自豪他的詩被收入了　《中國當代文學50年》，將此寫入自己的簡歷里，但他并沒有親眼看到這本書，也不知道入選的是哪首詩。辛酉去世后，我特地買了一本，發現收入的是《我們這些鳥人》。廣東電臺播出　《我們這些鳥人》　后，我在微信上轉發了，陳歆耕在他的微信上推薦了這首詩，認為“是從作者血管里噴出來的”：“這是一首80后打工者寫的詩。這是一首讓人心酸滴血的詩。中國農民的身份，從來沒有像當今如此分裂，如此尷尬。這位打工詩人已溺水身亡，讓我們為這顆年輕的亡靈祈禱!”

　　無論面對網上的文學，還是紙上的文學，作為批評家和編輯家，都要對文本進行審美的甄別、臧否和分析，在垃圾中篩選金子，真正做到化腐朽為神奇。盡管網絡寫作是非常個性化的寫作，但是出色者總是極少數，真正帶著作者個人的精神信息和肉體氣息的作品總是極少數，大多數文學寫作者在我看來都是無效寫作。無效寫作在任何時代都是占主導地位的，在網絡時代尤其如此。　　　如果沒有當初的發現、認可和評價，辛酉的這組詩就無法從浩如煙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圍而出，它就會永久地被埋沒。在這個意義上，這組詩能夠被反復閱讀、談論是幸運的，這是它變成“經典”的必要洗禮和必然路徑。經典并非從天上掉下來的。經典的產生包含了復雜的遴選、比較、評價、確認，是一個不斷地建構過程。批評家是“經典”的“首選者”。從一般文學常識看，文學批評總是走在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前面的，它擔負著作品經典化的特殊任務。通過批評的“篩選”，《我們這些鳥人》作為“打工詩歌”的代表作品才得以確認。與其說文學史是由作家創造的，它更準確的表達不如說是，只有經過了批評家的參與和認可，這種文學史才會被看作是毫無疑問的文學史。沒有批評的篩選，這個文學史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在網絡時代，批評家更應立足于文學的審美立場和精神特性，建立起堅實明晰的藝術評價體系，主動介入文學經典的建構過程，發掘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經得起不斷重讀、經得起反復詮釋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