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梧剛(1934—2008)湖南瀏陽人，著名作家。以通俗文學創作見長，有宋大俠之譽。主要著作有《武林奇杰傳》、《東方大俠傳》、《天國龍兒傳》等。曾任湖南省文聯黨組成員、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副會長。

　　宋大俠其人其事

　　宋梧剛,湖南瀏陽人,1934年出生于一個書香世家。1949年9月,這個十五歲的少年卷入到滾滾的紅色浪潮中。經過“湖南人民革命大學”短期培訓后，次年3月，他被分配到湘西苗疆，從事群眾工作。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3年任中共吉首縣第五區區委代理書記。1954年任中共吉首縣委員會委員兼吉首鎮第一任黨委書記。第二年他被調入中共湖南省委黨校學習。省委黨校并準備選調他到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深造。這時的宋梧剛只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小伙。

　　宋梧剛在工作上特別肯干的同時，想方設法閱讀一切可以找到的書籍。借助于在苗族地區工作的方便，他認真搜集苗族民間文藝方面的素材。并開始練筆寫作。1950年在《湘西日報》發表苗族歌謠體詩作《山溝山坳沒太陽》，1952年在《湖南青年報》發表仡佬苗歌體詩作《姑娘年輕丫角依》，同年又在《湖南文藝》發表敘事長詩《瑪郁拔與瑪郁銀》。

　　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湖南日報》看中了他。他被調入該報并任駐湘西苗族自治州記者和記者站站長。旋即被調任該報文教部第一副主任。不久,他又被調到湖南省文聯,出任省級文藝刊物《新苗》副主編(執行主編)，二十多歲的他就是主管一個方面工作的縣處級干部了；他的兩部作品也在此時先后問世。一部是敘事長詩《為幸福而歌》，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一部是散文集《春到苗家》，由上海少兒出版社出版。宋梧剛呀，真可說是春風得意!

　　讓他高興的還不止此，1958年7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國民間文藝會議，期間，與會全體代表受到毛澤東主席與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的接見，并在中南海草坪合影留念。

　　同年8月，他從首都回到長沙，主持簽發了《新苗》9月號文稿；10月，剛剛慶祝共和國成立九周年，忽然，晴天一聲霹靂，他被劃為“資產階級文藝白旗”，遭到圍攻批斗，并當作“頑固右派”處理，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沒有工資，每月只給十五元生活費，發配到農村勞動改造。

　　反右派斗爭，在全國范圍已于1957年冬天基本結束，對右派的處理也在1958年春天完畢。已經是1958年冬天了，在湖南長沙，居然還在進行。反右派斗爭給宋梧剛定的罪行據說是“非常崇拜”艾青，說他曾經稱贊艾青《只因為我對這塊土地愛得深沉》這首詩“是愛國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1964年，他被遣送回瀏陽老家與年邁的母親一起生活。已劃入“另冊”，政治上倍受凌辱和歧視不用說，而此時他是完全靠拿勞動工分度日。那時湖南農村全勞力一個工作日十個工分的報酬只有一毛多兩毛錢，曾是文弱書生的他，一天掙不到十個工分，生活的困苦程度可想而知。1968年5月，34歲的他與邱方敏女士結婚時，除了老家騰出一間房子外，可說是一無所有，新房里的床、被子、帳子和桌子、凳子等全是借來的。

　　即使在如此屈辱而又艱辛難耐的條件下，出于對文學的執著的愛，他仍然細心觀察著眼前的一切，悄悄地整理各種生活素材，二十年下來，竟然達數百本之多。他想象著終會有那么一天的……

　　1979年1月16日，宋梧剛收到由中共湖南委宣傳部蓋章的一紙文件，宣布1958年冬對他的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那時稱作改正)。并調他回湖南省文聯所屬《湘江文藝》(即原《新苗》)編輯部工作，要求他迅即前往報到。

　　早在1978年，一直關注著時局走向的宋梧剛，從《人民日報》的字里行間揣摩出一些新的苗頭，他抑制不住心頭的潮涌，寫了兩首詩，是贊頌共和國開國元勛陳毅元帥和賀龍元帥的，寄給北京詩刊社。想不到在該刊7月號上發表了。能夠刊發他的作品了。他在心中暗想，春天也許不遠了。

　　這一天終于來到了!

　　此時的宋梧剛滿懷激情，在編發稿件的同時，還采寫了多篇報告文學和散文，如抒寫對越自衛反擊戰烈士的《殊死的對抗》，以及《韶山新貌》和《滴水洞》等。特別他還到劉少奇故鄉寧鄉花明樓采訪，寫作《衣繡夜行的七天——少奇同志1961年故鄉行》(與人合作)。此時劉少奇問題還沒有平反，寫作和發表這樣的文章是為劉少奇討回公道進行輿論準備的。這在同類刊物中也是首開先河的。

　　1981年冬，宋梧剛開始寫作武俠小說，第一部作品《自然大俠》是以我國自然門大武術家杜心武為原型的中篇小說。這年6月的一天，全國武術表演賽金質獎章獲得者——湖南新寧巖鷹拳師劉烈紅，為他的師父平反問題找到宋梧剛，由他的師父說到他師父的師父，進而說到他師父的師父的師父，這便是自然門大師杜心武慎槐先生。徒弟為師父的冤情而奔波，本身就是一種俠義之舉。而他說到的武俠中人特別是杜心武，更是驚心動魄，這是多么好的創作素材啊!他回憶起少年時曾師從伯父學過幾路少林派下巫家拳，武林中人可說都是義薄云天的人，應該去寫他們!于是，他走訪杜心武解放后所在單位和他的健在的親友，如他的公子杜修嗣先生，他的高足萬簌聲教授等；同時他還到幾家大圖書館，廣泛閱讀武俠方面的書籍。萬事俱備，他開始寫作了。

　　寫著寫著，當他寫到杜心武童年“只因父親早逝，寡母理家，常受欺凌”時，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六歲喪父，也是寡母理家，也曾受到種種欺凌。他心潮起伏，像演員進入角色一般，他也進入角色了，他分不清杜心武是宋梧剛還是宋梧剛是杜心武了，他跟著杜心武“學藝”、“走鏢”、“保鏢”了，也和杜心武一道行俠仗義，為民除害，并且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了。

　　寫完《自然大俠》后，他接著寫了《昆侖千里行》等作品。前者有原型為依據，帶有傳記性質，他把這種創作法叫做原型創作法。后者的寫作則是運用意向創作法。所謂意向創作法，就是原先并無原型，全憑作者自身的生活閱歷、豐富的想象力和出奇的結構力來創作作品的方法。《昆侖千里行》寫的是清末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殉難后，他的遺骸被運回故里瀏陽的故事。宋梧剛根據譚嗣同《獄中題壁》中“去留肝膽兩昆侖”詩句，以自己的領悟，推想出大刀王五和雙锏胡七“兩昆侖”；遺骸回歸和王五是實有其事其人，但書中護靈的所有故事發展和所有細節都是虛構的。在由北而南的千里護靈線上，這兩位俠義志士遇到種種艱難險阻：有平原上套馬桿賊的追擊，河南少林和尚的阻攔，豫鄂邊界雞公山七煞匪徒的擋道，長江夏口“九頭烏”的刁難，云夢澤上“洞庭三鷹”的襲擊等等，這一系列情節寫得細膩生動，驚心動魄，扣人心弦。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6年獲全國首屆傳奇文學獎頭獎。

　　他還寫作了《武林奇杰傳》、《東方大俠傳》、《民國大俠》、《英杰壯歌行》、《千里護靈記》、《天國龍兒傳》等作品，其中長篇3部，中篇35部，分別由北岳文藝出版社、三秦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寧夏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文藝出版社等出版發行。

　　1987年和1988年，宋梧剛先生寫作了三篇傳奇小說：《花匪》、《高山有好女》和《深山獵奇》。這三篇作品，無論故事結構、人物刻畫的各種寫作技法，在他廣闊的筆下園地，縱情施展。故事展現的歷史畫面恢宏廣闊，情節安排一環套一環，主要人物都是栩栩如生，懸念與巧合并重，詩情與畫意同行，讀來令人茅塞頓開。

　　需要特別說到的，他前期的作品主要取材于晚清民國時期，也就是建國之前的歷史時期。當代通俗文學作家也大都如此，而這三部作品卻是寫共和國成立之后，涉及的生活都是人們所經歷或者所知曉和比較知曉的。一下子把作品與讀者之間的距離拉到最小，讓人感到親切。人們之所以較少或不愿觸及共和國建立之后的題材，這是由歷史的積淀造成的，改變這種情勢是需要勇氣的。

　　宋梧剛前期作品的主題思想，著眼于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抒寫中華民族勇于進取、甘于吃苦、堅韌不拔的優秀品質，謳歌行俠仗義、抑強扶弱、除暴安良的傳統美德。他在回答“為什么走上了通俗文學之路”問題時寫道：“我始終認為，中國武林杰士那種敢于為正義兩肋插刀的俠烈性格，那種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的苦學精神……無論如何，是醫治時下某些不靠艱苦努力而靠走后門搞不正之風的人的一劑民間草藥。”由于文學作品內在的豐富性和多元性，他的許多作品的思想內涵往往超越了這個范疇。

　　1984年，宋梧剛在《羊城晚報》上發表一篇題為《通俗小說創作初探》的論文，文章起首不凡：“一個文藝信息在沖擊著文壇，使一些人驚詫、一些人發愁、一些人歡欣、一些人思考……這便是通俗文學創作的興起。”

　　一位遠在北京的學者讀后拍案叫絕，給了八個字：“空谷足音，將成巨響。”

　　這位學者便是解放前就從事文學著述的薛汕教授，時任中國通俗文學研究會會長。

　　宋梧剛1981年開始通俗小說創作的同時，就廣泛閱讀一切能夠找到的自漢唐以來的歷代通俗文學作品，也更關注當代文壇和通俗小說創作現狀，他要為通俗文學的興起肩起歷史的重任。在這篇論文中，他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擁有最廣大的讀者群)，回應某些人對通俗文學的貶抑甚至打壓，并且以主要的篇幅具體論證了通俗小說創作的繼承與創新問題。他說，通俗小說之所以“流行于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歡悅”，除了它的題材，“幾乎全是人民群眾極為關注、極為愛好”之外，就是因為它“既能看，也能聽，聽后能傳，傳時老少皆歡，包括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翁姑”，因此應當繼承它的優秀的、傳統的藝術技巧。在創新方面，他強調了“開拓新的題材領域”和“引進新的藝術手法”。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宋梧剛花費數年時間精心寫作的《中國小說傳統技法》一書，于1989年正式出版。這部書是他“將閱讀中的領悟與創作中的探索結合起來”的產物。宋梧剛在該書《前言》中說：“本書技法來源大致為三：一是由古代文論家評點家直接提出并論證、有比較明確涵義和運用準則的；二是評點家在評點中曾予提及但未明確總結的；三是撰寫者根據閱讀、創作體悟總結的。”可以說，這部書融進了作者的智慧與認知，在感性—知性—理性三個層次上進行梳理后而推介的中國小說的傳統技法。

　　這部書稿的部分章節，曾在廣西《紅豆》、湖南《茶館》、寧夏《通俗文藝家》等刊物發表，受到廣泛的好評。書成后，中國通俗小說研究會會長薛汕教授為之作序，積極評價，說“宋梧剛的勞績，功不在一瞬之間”。民間文學界的老前輩賈芝研究員說它“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總結性意義”。

　　《中國小說傳統技法》一書，于1992年獲得中國通俗文學理論專著一等獎。

　　1988年，宋梧剛被推選為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副會長，他積極開展會務工作，多次主持或參與主持全國性通俗文學藝術研討會。他在這個崗位上連任三屆，長達十年。他以他在通俗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方面的豐碩成果，以及在通俗文學藝術事業的積極的組織者身份，確立他在中國當代通俗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宋梧剛“大紅大紫”直落為“賤民”，二十年逆境生活，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復出后，他經常是忘卻一切地寫作。在《東方大俠傳》的《后記》中這樣記載：“足不出戶，夜以繼日，25萬字寫完，我已累得心臟不好受了。”在《中國小說傳統技法》一書的《后記》中他更說：“在人民與學者雙重鼓勵面前，我能不更加拼命向前么?”他終于累倒在一疊疊的手稿面前了。1993年體檢，他被查出患有膀胱癌，隨即住院治療，他與醫生積極配合，頑強抗擊癌魔；之后，又是直疝斜疝齊來，幾不能走；接著又發現冠狀右主動脈阻塞十分之八，出現了嚴重的心衰。但他一次次逃過了劫難。

　　他曾經無限深情地說到他的妻子：“使小小的油燈不滅的，則是我患難與共、休戚相關的妻子，從淪落成泥到重整衣冠，到天磨難耐——我只做了一個男人外任一面，而幾乎未任內勤。我實在愧莫如深!”

　　2004年2月，他在他的自選集的《校后補語》的結尾寫道：“未來是可期的。我堅信這不是最后的成果。”

　　他對未來仍充滿信心!

　　(原載《神州》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