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驥是中國新音樂運動的倡導者。呂驥和聶耳是戰友，他們都從實踐中認識到并提出要建立和發展新音樂、開展新音樂運動，是新音樂運動的開拓者和倡導者。早在1934年，呂驥就在女工夜校教唱聶耳的《大路歌》、《開路先鋒》、《新女性》等歌曲，思想上明確了人民大眾是音樂的主人，音樂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新音樂有別于“五四”以前的音樂，也有別于西歐等外國音樂。新音樂是以人民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音樂，它既是新內容、新形式，也是新觀念。它的提出在中國當代音樂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后來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再后來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都與此有著歷史的淵源。自從以群眾歌曲為主體的新音樂運動開展之后，音樂創作的主題思想，音樂活動的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產生了大批優秀的群眾歌曲，在工人、學生中廣泛開展歌詠活動，特別是全面抗戰爆發之后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更具有烈火燎原之勢，形成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抗日歌聲”的大發展局面。

　　呂驥是民族音樂的開拓者。少年時代的呂驥，學習過多種民族樂器，受到民族民間音樂的熏陶。1937年到綏遠工作期間，他還收集了一些綏遠民歌，有6首發表在繆天瑞主編的《音樂教育》(1937年9月、10月合刊)上，其中的《城頭上跑馬》和《割莜麥》很受歡迎，后來馬思聰創作小提琴獨奏《思鄉曲》時還使用了《城頭上跑馬》這首民歌，使之傳遍全國。呂驥重視民歌、喜愛民歌。1939年春，他在延安大生產運動中創作的歌曲《開荒》就使用了陜北民歌《信天游》的曲調，同年3月他發起成立民歌研究會，創辦刊物《民族音樂》。1940年，在呂驥的主持下，晉察冀邊區也成立了民歌研究會。這都成為延安和全國研究民歌的初創組織與核心力量，推動了民歌研究的深入發展。1940年秋，呂驥開始撰寫具有重要理論價值、開啟一代音樂新風的《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在提倡學習研究民間音樂的新風氣影響下，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1942年底，延安開展了新秧歌運動，產生了一大批新秧歌劇作品，尤以《兄妹開荒》中的《向勞動英雄們看 齊》和《減租會》里的《翻身道情》最具代表性，在對民間音樂的吸收、使用、創新上最為成功，后來創作的歌劇《白毛女》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這些都在中國音樂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光輝篇章。

　　呂驥以音樂界的領導者和學者的寬廣胸襟，一直關注著我國少數民族音樂的理論研究和發展。1986年8月，經文化部批準、民政部注冊的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成立，呂驥欣然出任名譽會長。為了進一步推動廣大少數民族音樂家和熱心于少數民族音樂事業的漢族音樂家團結起來，共同促進少數民族音樂的繁榮，1990年他率先提出編寫一部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史的倡議。在呂驥的鼓舞下，先將22個民族的音樂史編成《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史》(上冊)，1998年1月由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后來這部200萬字的三卷本《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史》至2007年9月由京華出版社出版。

　　呂驥十分重視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研究，在中國音協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編成一套《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教學參考資料》。此后，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都開設了這門課程。在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前夕，呂驥主編、出版了三冊《音樂建設文集》。這是一部內容既廣泛，涉及音樂創作、音樂理論、古代音樂、民間音樂、戲曲音樂、聲樂、器樂、音樂家研究、中外音樂交流等共130多篇計120多萬字的文集，是由許多老音樂家和年輕新秀撰寫的文章組成的，是新中國成立十年來音樂理論的成果，它反映了十年來音樂建設發展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