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0日吳奔星老先生走了，就像燭炬最終熬盡僅有的一點發熱發光的能源，不在意料之外；由于耄耋老人，因病魔的摧殘并與之打拼已好幾個年頭了。但噩耗傳來，文藝界仍是一片悲痛。而此時，關于吳奔星老先生其人其事，也一一浮現在了他的親人、同事、朋友和學生們的眼前。

　　1986年春天，南師大唐紀如先生的《敵乎友乎，豈無公論?——重評徐懋庸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致魯迅信》，在《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這一年第一期發表，引起了吳奔星的關注。

　　一天，吳奔星通過洪橋約周正章去他家里談論這篇文章。他先問周正章的觀點，周說不敢茍同。于是，吳奔星說：“唐紀如這篇文章的觀點，我是不贊同的。但我不便寫文章，因為唐紀如是我學生。老周，你既然也不贊同，那這篇文章就由你來寫。”周正章說：“恐怕寫不好，這個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問題，涉及的資料與紛爭太多太復雜。”吳奔星說：“這是關系到魯迅的一件大事，文章出在江蘇，應該由江蘇的同志出來爭鳴。我了解你，你的文章大多注意充分占有資料。你下點功夫，能寫好，寫好拿來給我看看。”沒有教訓，只有啟示。由于吳奔星的鼓勵，周正章只得勉力為之。于是，他花費了二十多天的業余時間，挑燈夜戰，寫成了三萬字的長文。

　　周正章寫好后，吳奔星看了覺得滿意，并說這是一篇很好的駁論。但認為原標題不夠好，幾經推敲，結果由吳奔星一錘定音為：“是乎非乎，豈容顛倒?——評唐紀如同志的〈敵乎友乎，豈無公論?〉》。他還解釋說，“本來就是‘是與非’，為什么還把‘是非’說成‘敵我’呢?這樣好，鮮明。”考較題目的對仗與工整，并與爭鳴對方觀點對照起來，這是吳奔星創作舊體詩的習慣。把這個文字技巧，運用到這里，確給拙作增色不少。

　　吳奔星主持每年的江蘇魯研會，都有可圈可點之處。1982年秋在南師大禮堂召開，吳奔星在主席臺首先開講，他說：“現在客人還未到，由我先講，邊講邊等。我的題目是‘試論魯迅的前期與后期’。……”他還沒有說上十來分鐘，匡亞明與陶白作為江蘇魯研會的顧問已前來赴會。吳奔星發現后，即刻打住：“現在我就說到這里，下面請匡亞明同志和陶白同志分別給大家講話，請鼓掌!”

　　雖然會議還有機會，但他把自己的論題早就拋到腦后，不再提起，盡可能讓更多的同志發言。可是到了來年，吳奔星又主持會議的開場白時，誰都忘記了他那中斷的論題，可他仍興致勃勃舊話重提：“去年我說魯迅的前期與后期，說到哪里了?”全場哄堂大笑!但吳奔星不笑，他依然認真地講了起來……

　　最使人難忘的是，1986年秋天在南京武定門附近開的江蘇省魯研會年會。當時因在《青海湖》雜志上發表《論魯迅的創作生涯》而被全國不少報刊批評得“聲名狼藉”的邢孔榮，吳奔星動議請他來南京參加會議。會前，吳奔星還與邢孔榮單獨談過話。使邢頗受觸動，也很感動，惟有江蘇能這么平等地對待他。

　　吳奔星的觀點很明確，雖然不贊同邢孔榮的觀點，但并不妨礙他們與邢孔榮交流他為什么要寫這篇文章，交流不是壞事。那天，唐紀如自動赴會，吳奔星也表示歡迎。會議觀點交鋒的激烈程度，當可想而知。一個人發言一停，常有十幾個舉手要求發言，個個爭先恐后。而會議在吳奔星的主持下，并未發生混亂。

　　最后，吳先生總結道：“今天的大會，開得很好。氣氛熱烈而友好!貫徹雙百方針，我的理解就是要提倡百家意識。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家，在學術問題上每一家都有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與自由。觀點不同就要開展平等的爭鳴，只有在爭鳴與交流中才能求同存異!今天的會議體現了這個精神!”

　　事隔快20年了，拿吳奔星的話，與當時有位大人先生對江蘇邀請邢孔榮赴會也當作一個事件來討伐，作一比較，認識之高低，真有天壤之別。

　　籌建南京魯迅紀念館，是吳奔星逢會必講的永恒性話題。吳奔星的意見，是要把南京魯迅紀念館，設在魯迅讀書處——江南水師學堂原址，這座晚清建筑已列為南京文物保護單位，既可以對社會公開開放，又可以作為江蘇魯迅研究的一個基地。甚至誰來當館長，誰來當資料員，他都考慮了。起初，大家都有勁頭，但經一次次碰壁，就氣餒了，漸漸地把吳奔星的呼吁當作不諳世事的老年幼稚話來對待了。報告照向上送，但誰也不再抱任何希望。而吳奔星癡心不改，逢會必說，年年必講，一直呼吁到他年事已高，不擔任會長當榮譽會長不參加理事會為止。

　　是啊，吳奔星老先生的那份執著與純情，那份韌性與堅強，那份不屈不撓的信念與追求，讓我們感動。吳奔星老先生滾熱的語言：“如果繼續活下去，詩與文還將寫下去，心路歷程是不會終止的。有生之年，都是寫作之日，一息尚存，不說再見。”始終在我們的耳際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