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平　滿族，作曲家，詞作家。1954年入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班主修鋼琴，1965年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主要作品：紀錄片音樂《潛海姑娘》等；故事片音樂：《戴手銬的旅客》《少林寺》等；電視連續劇音樂：《紅樓夢》等；影視歌曲：《太陽島上》《浪花里飛出歡樂的歌》《太行頌》《飛吧鴿子》《少林寺》《牧羊曲》《大海啊故鄉》《駝鈴》《枉凝眉》等。

　　1984年擔任中國音樂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開始負責音樂著作權保護工作。二十多年來，為推動我國著作權法的制定、實施和完善，做了大量社會工作。領導創建了我國第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

　　曾任中國電影樂團團長、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主席、中國電影音樂學會會長，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音樂文學學會副主席。

　　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終身名譽主席、中國電影音樂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中華文化促進會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一 今天的音樂創作缺了什么

　　音樂創作跟不上，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心中缺了點敬畏。對什么敬畏?對觀眾的敬畏。要知道不是作曲家指指點點聽眾應該怎么去欣賞，而是首先要做群眾的學生，知道群眾是怎么想的，生活是怎樣的，然后再寫給聽眾。

　　生活中不能離開音樂，人們都喜歡音樂，因為音樂也可以載道，可以表達感情、寄托情懷。人們有時好奇，想知道音樂背后的故事：這些音樂都是怎么來的，怎么寫的?其實，作為音樂人，挺苦、挺不容易的。有人會想，彈彈琴、唱唱歌，多快樂啊。大家可別信，不是那么回事兒。聽音樂、享受音樂時快活，但創作是經歷許許多多痛苦磨礪的過程。

　　經常有人問我，中國的電影音樂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一直到共和國火紅的五六十年代，都有許許多多膾炙人口、流傳廣泛、深受喜愛的作品，不但能聽，而且能夠口口相傳，可現在還有多少新的電影歌曲在傳唱?

　　過去因為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我們曾經經歷了很多痛苦，不能寫，寫出來不能發表，發表以后又會惹來麻煩。比如在動亂的年代，8億人只能聽8個樣板戲。打開收音機，人們聽到：“我家的……”，換個臺“表叔……”，再換個臺“數不……”，再換個臺“清”。樣板戲挺好聽，可總覺得缺了點什么。八個樣板戲怎么就沒找出一對夫妻來?那時候還有一些歌兒就是不講理，像“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大一點年紀的人都記得。

　　當時音樂創作是什么情況呢?1973年我剛過了而立之年，成家沒家，立業無業，從天津的農場回到北京，站在了音樂界遙遙看不到排頭的最末尾上。我被分到了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中央新影)從事創作。有人問我中央新影出什么片子?我說出新聞簡報。新聞簡報有音樂嗎?其實新聞簡報里音樂最多。從頭到尾都是音樂鋪著。那時候尼克松訪華，讓大家寫一些音樂資料，這音樂資料可就難寫了。領導要求是：毛主席接見尼克松，音樂的寫法要不冷不熱、不卑不亢、不快不慢、不溫不火。為什么?說對著尼克松的鏡頭一搖過去，如果熱情，就有立場問題，歌頌帝國主義；如果很冷，像日本鬼子來的音樂，鏡頭再搖過來對準毛主席，就是炮打司令部了。音樂要放在哪兒都合適，這樣的音樂沒法寫。我到新影廠時，那里剛經歷一場風波——“南京長江大橋事件”。案件的緣起是因為中央文革接到舉報，中央新影出品的紀錄片《南京長江大橋》采用了蘇修的《列寧山》音樂，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當時就派人進行了專題調查。結論是，該片確實采用了疑似《列寧山》的音樂，有長達四分之四拍的一又四分之一小節疑似。攝制組所有人都查三代，人人心驚膽戰。在那種政治環境下，沒有創作的自由。

　　所以今天想來，真得慶幸我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可以不夸張地說，不僅從新中國成立以來，而且從久遠的歷史看，中國的知識分子大概是處在最好的時代。但是為什么好時代來了，好作品沒了?不能說沒了，還有，但是離廣大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要求和需要還有差距。我也覺得應該反思一下。這個問題有人向我提了十幾年將近20年。因為我長期做中國電影音樂學會會長，現在還是名譽會長，這件事的確與我有關。究竟出了什么問題?高級的錄音棚、設備，有了；受過訓練、很有專業水準的歌唱家，有了；錢也不缺，怎么人們口頭或心里的電影歌曲反而少了呢?

　　今天我們一起研究問題，我也斗膽說一說，錯了大家批評。我看現在缺了點東西。第一，缺了點精神。什么精神?向上的精神、積極的精神、眼睛向下把人民群眾當做上帝的精神。我們這一代接受的是很傳統的教育。比如說我記得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的音樂專門家應當注意群眾的歌唱。”還說“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請注意，這是一字不差的。為什么記得?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受著這樣的教育走過來的。有人說，共產黨的革命傳統太久遠了，現在不需要。其實同樣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些話就不能再照做了，比如，文藝要為政治服務。我的理解，在戰爭年代，講一點政治，把文化藝術作為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武器，可以理解。但是現在和平年代，確實不能過度強調文藝的政治功能。但是有些話還是得記住并且照做。比如“先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文藝工作者總得知道服務的對象是誰，為誰創作?還不是為我們的衣食父母，廣大的聽眾、廣大的老百姓?現在是不是服務的精神差了點?為誰服務?為名，為利。人們現在把文藝創作，包括音樂創作當做一種謀生的手段，成了謀名謀利的手段，那作品就很可能會缺乏點精神。

　　現在有的人膽兒太大了，以為自己什么都會，什么都知道，用不著深入生活，用不著向生活、向社會、向群眾學習。以影視音樂來說，古今中外的題材，誰能什么都會?不可能。怎么辦?就得去學，去了解。不能直接體驗的生活，比如為《少林寺》作曲，不可能回到一千多年前，但還有間接的生活，通過文藝作品，通過對生活的了解來間接地認識過去。還要知道今天人們的審美需求是什么，百姓習慣的語言是什么?這些都得學習。現在有些搞創作的人有點懶了，不愿意到生活中去了解群眾真實的生活，所以就閉門造車。畫家離不開寫生，但是音樂可以不用對著一處風景、一個人物來寫音樂，給了我們很多好條件，似乎憑腦袋想就行了。可是畢竟生活不都是通過腦子想出來的。待在屋子里，把古今中外不同時代、不同題材的影視音樂都寫成了一個模樣、一個味道、一種風格、差不多的旋律，結果創作的路子必然越來越窄，缺少活力、缺乏個性，也怪不得老百姓不買賬。

　　音樂創作跟不上，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心中缺了點敬畏。對什么敬畏?對觀眾的敬畏。要知道不是作曲家指指點點聽眾應該怎么去欣賞，而是首先要做群眾的學生，知道群眾是怎么想的，生活是怎樣的，然后再寫給聽眾。我滿足你的需求，給你寫作品，我猜想你還會喜歡什么，知道群眾還應該喜歡什么，進而做群眾的先生。我覺得這是一條正路。現在倒過來了。

　　二 《潛海姑娘》：把美還給群眾

　　聽說王立平玩新鮮的，弄了個電吉他來錄音，好多人都替我捏一把汗。最終，《潛海姑娘》的音樂不但沒有被槍斃，播出后竟然得到很多人的欣賞，可以說是風行一時。

　　現在說一些我在創作中的經歷，供大家創作與思考文藝問題時參考。

　　1978年，我接到一個給紀錄片作曲的任務。原來片名是《三八女潛水工》，就是后來的《潛海姑娘》。片子不長，只有20分鐘。當時我心情很矛盾。非常美好的情境：奇異的南國風光，水晶宮一般的水中景象，水下穿著泳衣，慢動作像芭蕾舞一樣，默默無聞地辛勤勞作的女潛水工。美的情景、美的意境、美的心靈，用什么樣的音樂、什么樣的樂器來表現呢?我就想起了電吉他。這種樂器我在音樂學院學配器時根本沒學過，以前也沒用過。但我只知道它是可用的。能不能試著用電吉他表現海中清澈美好的情景?誰會彈呢?有一個新影廠資深編輯和攝影師告訴我，他知道一個人，他可以幫我去聯系，這個人就是后來的吉他大師陳志。我說找找吧。經過一番周折總算找到了，他當時在北京建國門菜站蹬三輪賣白菜。為什么?因為沒事可干。那時候中國有句話，土流氓玩刀子，洋流氓抱吉他。所以抱吉他的都在街道登記，被人注意家里什么人出什么人進。等我找到他問能不能彈彈吉他時，他還有點緊張；講明來意后他也很高興，說你這是死馬當活馬治啊。我說，成了你別謝我；如果審查沒通過，你也別埋怨我。他說，愛一輩子吉他，重新拿起放下多年的樂器，是件很高興的事。于是我們達成了默契協議。錄音時，錄音棚立即圍了很多看熱鬧的人。聽說王立平玩新鮮的，弄了個電吉他來錄音，好多人都替我捏一把汗。那時候是1978年，剛剛打倒“四人幫”，審片時誰也不知道結果會怎樣。錄音前一天的晚上，我寫完了最后一段音樂的配器，才翻出解說詞來讀一讀，把我嚇了一跳。不到20分鐘的片子，竟有十幾來頁之多的解說詞。在紀錄片電影里有解說詞的地方，就要把音樂壓下去。這么多的解說詞把影片都占滿了，我的音樂可就全白寫了。怎么辦呢，為了拯救我辛辛苦苦寫了一個多月的音樂，我只好為這部紀錄片電影重新寫了一遍解說詞，用散文詩的風格力求優美、精煉、簡潔，雖然短了很多，卻一直寫到天亮才總算完成了這件本不該我去做的事。說心里話，一點點都沒有想跟導演爭寫解說詞的想法，而我真的相信我精心創作的音樂，一定更能表達海底奇觀、南國美景和潛海姑娘們的美麗形象、美好心靈。希望能把音樂美展現給大家。新影廠的最高領導說，用小王的解說詞吧，挺好的。審片時我也在場，心里很有點緊張，忐忑不安。就聽廠領導、總編輯及各位相關人士說，解說詞如何，鏡頭再怎么動動，唯獨沒一個人提音樂。其實大家最關心、最擔心的是片子里別出心裁的音樂的下場會如何。最后廠長說，大家沒意見就通過吧。紀錄片《潛海姑娘》就這樣出來了。《潛海姑娘》的音樂不但沒有被槍斃，播出后竟然得到很多人的欣賞，可以說是風行一時。但那時沒多少人知道是誰寫的音樂。因為20分鐘的影片，既不寫誰作曲，也沒有一分錢稿費。動亂的年代結束了，人們又重新燃起對生活的激情，同時人們心里對美的渴求也更加迫切，人們與美已經久違了，干涸的心田缺少美的滋潤。我就是想在《潛海姑娘》短短的紀錄片中，充分表達美，美的景、美的人、美的意境、美的心靈。我認為在這個時代，作曲家的責任就是把美的旋律、美的意境、美的情感奉獻給大家。

　　三 《太陽島上》：傳達共同的心境

　　我很幸運偶然遇到了《哈爾濱的夏天》這部電視片，給了我借題發揮的機會，借太陽島這響亮的名字，表達大家共同的心聲。藝術就應該反映生活、并且高于生活，這樣的作品才能為大家接受。

　　197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有機會第一次為電視片寫音樂，在非常緊迫的幾天時間里寫出了《浪花里飛出歡樂的歌》《太陽島上》《小火車》等歌曲和一些音樂。

　　這次創作是一次遭遇戰，中央電視臺的一位同志說這部電視片領導審查時認為歌詞得改，歌曲也得改，于是原來的音樂編輯撂挑子不管了，只好請我來救火、補臺。當天星期六看片，星期一早上交稿。編輯說知道時間緊，所以也不用太好，片子能出去就行。改音樂比寫音樂還要難，所以就都重寫了，最后又加寫了一首《太陽島上》。當時我絕對沒有想到有一天會有人再去唱這些歌，加上時間太緊考慮不周，留下了一些遺憾。如《太陽島上》這首歌的音域比大家都能唱的音域寬了一兩個音，不便眾人傳唱。而《浪花里飛出歡樂的歌》里“同心干四化，風流人物多”，這詞有點概念化、不生動，如果更藝術化些或許會讓人們更好地傳唱。很對不住大家。在我幾乎所有作品里，沒有哪次是我一定要寫成全國流行的或以為會全國流行。這次匆忙上陣根本沒有想過能成功，我事先還跟音樂編輯商定，這回就算幫忙，不要打上作曲的名字，我也不要稿費。審查領導們給予了好評便沒有和我打招呼就把名字填上了。播出后觀眾來信很多，要求見作者、寄歌片，前所未見。導演非常高興地告訴我，你是第一個領到中央電視臺的歌曲甲等稿酬的。歌曲稿酬分三等：甲等，一首歌15元，從沒人拿過。丙等，5元，也沒人拿過。以前一律都是乙等10元。一首歌給15元，這是第一次。

　　電視片《哈爾濱的夏天》播出后，對《太陽島上》等歌曲反響熱烈，但也有人對我說：“太陽島哪有你唱得那么好，一地的冰棍紙、罐頭盒，我們大老遠跑去，上了你的當了。”我沒少道歉，跟人家說對不起，真不是想騙你們，你們都去過了，我還沒去過太陽島呢。

　　這就出了一個問題：應該是先生活，后創作，可是沒去過就寫，而且成功了，這和創作原則不是相悖了嗎?我沒去過太陽島怎么寫呢?首先，寫沒去過的地方，不是我開的先例，而且古已有之。據說《岳陽樓記》的作者范仲淹就沒有去過岳陽樓，依我看他也是借題發揮。文章寫的是岳陽樓，其實主題卻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我為這部電視片作曲，雖然是突然接下的創作任務，但這個題材和內容卻是我思考、醞釀已久，有相當生活基礎的。文革結束后，鄧麗君的歌開始流行，到處傳唱。我心里很著急，為什么不能讓我們的青年、我們的老百姓唱我們自己寫的歌呢?那時中國的作曲家包括我自己，可能還在痛定思痛，還沒有緩過勁來。沒有寫出更多新的更好的作品，但誰也沒有閑著，可能都在思考。對鄧麗君進入大陸，有一些聳人聽聞的輿論。有人說，了不得了，國民黨八百萬大軍讓共產黨攆到了臺灣，現在一個鄧麗君歌女就反攻大陸了。當時有些當政的人開始出招，讓各單位收繳磁帶、批判。可收繳磁帶有用嗎?我家里一盤兒磁帶都沒有，沒有錄音機，買不起。可是女兒從幼兒園回來給我唱“一杯又一杯”，我說，你唱的什么?《美酒加咖啡》。我問你怎么會唱這歌?阿姨教的。所以說收繳磁帶是沒用的。

　　打倒“四人幫”后，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歌、用什么作品來滿足青年的需要，來表達我們自己的心聲。這次正好碰到太陽島上這響亮的名字。我又在歌詞中寫了：“幸福的生活靠勞動創造，幸福的花兒靠汗水澆。朋友們獻出你智慧和力量，明天會更美好。”打倒“四人幫”，大家都非常興奮、又可以面對晴朗的天空，展望自己的未來、民族的未來、國家的未來，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幸福的生活。我一直在想怎么表達這個時代大家共同的心境?這么多年了，大家還記得這首歌，我很高興。這首歌不在于我用了哪個音、哪個詞，用了怎樣的創作手法，而是找到了當時大家共同的訴求、希望、向往——拋棄過去、面對明天、付出勞動、追求幸福這樣一種共同的情感。當作者的心和聽眾的心貼在一起時，就找到了共同的基點。我很幸運偶然遇到了《哈爾濱的夏天》這部電視片，給了我借題發揮的機會，借太陽島這響亮的名字，表達大家共同的心聲。藝術就應該反映生活、并且高于生活，這樣的作品才能為大家接受。

　　四 《駝鈴》：最不時尚的寫法卻受到歡迎

　　新影廠的攝影師告訴我，在拍鄧大姐的文獻紀錄片時，跟鄧大姐商量，用什么形式來表現鄧大姐懷念總理的場景，鄧大姐想了想，說：“那你們就拍我聽《駝鈴》吧。”

　　下面講講我作曲的第一部故事片《戴手銬的旅客》。我作詞、作曲、配器、還自己指揮，并為本片寫了一首主題歌《駝鈴》。為什么要講這段經歷?因為這不是一般的創作經過。有很多聽眾和朋友對我說，深受這首歌感動和教育。其實告訴大家，真正受教育的是我自己，是生活和無數知音們深深教育了我。

　　1980年春，我接到于洋導演的電話，說要跟我合作，那時我不到40歲。于洋跟我說：“小王，你的音樂寫得不錯。我要拍攝一部故事片，請你來作曲。希望你能把它寫成全國都流行的。”當時我看到劇本后，心里涼了半截，因為這部電影的主題講的是一個老八路，一位老革命，沒法新潮更不能時尚。“太不合時宜”了。當時流行比較偏洋的曲調，而這部電影則必須偏民族風格。自從我創作了《潛海姑娘》《太陽島上》就開始流行電吉他、電子琴。而在這里大概也只好選用二胡、琵琶等樂器。當時正是《新星新秀》音樂會最流行的時候，花呀、草呀、愛情等等最風行。而這部電影的內容決定歌詞里必然要用“戰友”“革命”“人民”等字眼，所有這些都與當時的時尚相距甚遠，想把這部電影音樂寫成時尚和流行的很難。我曾與于洋導演相約當年5月1日，在云南畹町拍攝地向攝制組交主題歌，但一直到臨出發前，電影編劇也是電影主題歌詞的作者沒能按時把歌詞給我寄來，無論如何也聯系不上。上了飛機，我就知道完了，而且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好由我自己動手寫，于是我在趕往昆明的路上寫了《駝鈴》的歌詞。到了昆明遇見北京電影制片廠的朋友，給他們念了歌詞，他們說挺好、挺深情的，但問我是不是有點土，有點不太合時宜?不過我也想不出別的辦法，因為我心里的信條就是“藝術需要感情而感情需要真摯”，這是必須堅守的原則。從昆明到拍攝地畹町，當時坐長途汽車需要5天的時間，于是每天在車上想曲調，想好了就唱。車上后面幾十雙疲憊的眼睛，肯定不知道我在前面比比劃劃在做什么。等到了拍攝地，劇組的人問我寫好了嗎?快唱唱聽聽。我說：“別著急，先聽我給你們講故事。”其實他們對劇本比我更熟，但我要表達我對劇本的理解和我創作這首主題歌的思路。當我講到戰友剛接到對主人公的通緝令，他們徹夜長談，最后不但沒有抓他，還把僅有的糧票和錢給了主人公劉杰，并把他送出門，迎著升起的旭日，響起了帶駝鈴聲的前奏：“送戰友，踏征程。默默無語兩眼淚，耳邊響起駝鈴聲。路漫漫，霧茫茫。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樣分別兩樣情。戰友啊戰友，親愛的弟兄，當心夜半北風寒，一路多保重。”這駝鈴聲，象征著外號叫“駱駝”的影片主人公劉杰，一直講到結尾，當主人公抓到了特務，應當是英雄凱旋的時候，卻因為他是走資派，又被戴上了手銬，機場上再次響起了帶有駝鈴聲的音樂前奏：“送戰友，踏征程，任重道遠多艱險，灑下一路駝鈴聲。山疊嶂，水縱橫，頂風逆水雄心在，不負人民養育情。戰友啊戰友，親愛的弟兄，待到春風傳家訊，我們再相逢。”我講完故事，念完歌詞，也唱完主題歌曲之后，導演、攝影等攝制組主要成員都很激動甚至熱淚盈眶。我至今仍非常感激于洋和攝制組的同志們，于洋導演毫不猶豫地說：“不管別人怎么說，咱們就這樣定了。”正是這樣，他們在關鍵的時刻給了我關鍵的支持，通過了當時大家都以為很難流傳的主題歌《駝鈴》。

　　過了沒多久，有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資深音樂編輯對我說，《駝鈴》是當時群眾來信點播最多的兩首歌曲之一。還有很多歌迷要求給寄歌譜、要求學唱，這是我絕對沒有想到的。最不時尚的內容、最不時髦的寫法居然能如此受歡迎、受喜愛，激動得我眼淚都快掉下來，是我低估了廣大聽眾的藝術品位、對音樂的鑒別以及他們對作曲家的要求。我是在創作的過程中不斷接近群眾、靠近生活、走進社會的。

　　在我擔任第七屆政協委員的時候，同為政協委員的鄧穎超大姐的秘書告訴我，“鄧大姐非常喜歡你寫的歌曲《駝鈴》。”后來，新影廠的攝影師也告訴我，在拍鄧大姐的文獻紀錄片時，跟鄧大姐商量，用什么形式來表現鄧大姐懷念總理的場景，鄧大姐想了想，說：“那你們就拍我聽《駝鈴》吧。”我曾多次看電視轉播這一紀錄片，里面有一場景就是西花廳一個小茶幾上，放著收錄機，伴隨叮叮咚咚的駝鈴聲的前奏，響起“送戰友”的歌曲，展現鄧大姐肅穆、寧神、靜聽的鏡頭。此情此景讓我非常感動：一位偉大的女性，在思念另一位世紀偉人、她的丈夫和戰友周總理時，能用這首歌來表達她的思念深情，這是我至高無上的榮耀。如果當初只為追求時髦和廉價的流行，將永遠不會有這份榮幸。

　　我還曾經在電視里看過一位戰斗英雄作報告，他在報告中放了一段戰士們在貓耳洞唱《駝鈴》的錄音，這首歌只錄了半段，一陣炮聲打斷了歌聲。我想，戰士們也許再次向敵人發起沖鋒，當他們在面臨生死的關鍵時刻，能夠想起用這首歌來為自己壯行，表達自己對祖國對人民那份忠貞不渝的情感，我真覺得我和他們是在一起的，多么光榮，心中頓時升起一種自豪感。有一次，我去云南考察，路過一個野戰軍部隊，他們的領導告訴我們，有6位臨退伍的炊事班戰士特地為招待我們這批客人留下來做最后一次飯，這6位戰士穿著白大褂要求為客人唱首歌，唱的就是《駝鈴》。他們告訴我，在軍營里所有人都會唱這首歌，特別是送老兵和戰友分別的時候，在營房、在火車站，到處都會聽到這支歌。他們說：“這首歌在心中的記憶太深了。”

　　我想只有真誠地面對生活，認真地去創作，不為潮流所動，不為名利所惑，努力去表達人們最真摯、最美好的感情，才有可能寫出好的作品來。

　　五 《牧羊曲》：為求最好就要勇于否定自己

　　一個作品要么個性太強，強到多數人沒法接受，這個性就沒有了意義；要么只有共性而缺乏個性，跟別人的作品、跟不同時代的作品混在一起，很難讓人注意到，更別說喜愛或廣泛流傳了。我為《少林寺》寫的兩首《牧羊曲》，導演很偏愛前一首，也許前一首比后來寫的這首更有特色，但是要說流傳得廣泛、久遠，肯定還是后來寫的這首。

　　再跟大家說說我為《少林寺》作曲的過程。我怎么會寫《少林寺》的歌曲?當時香港的電影公司想拍《少林寺》，先拍了一部分，但不理想。后來公司覺得題材不錯，就在內地重打鼓另開張，換了李連杰為主角，還要找位會寫河南音樂的作曲家為這部影片作曲。因為我曾寫過有關河南紅旗渠的紀錄影片，河南音樂界的同行對我寫的河南音樂頗為肯定，便推薦說北京有個會寫電影音樂的。我就這樣進了《少林寺》攝制組。

　　到了河南開封少林寺，香港著名導演張鑫炎說，要先寫兩首歌，一首是女主角唱的，一首男聲唱的。我問導演詞呢?導演說還沒有詞，香港都是讓作曲家寫曲調再找人填詞。導演說不行你就唱123然后再填詞。我說內地不是這樣，應該先寫好詞，再譜曲。既然請內地的作曲家，就得按內地的寫法。導演說時間緊迫，來不及。我說我先給你們寫兩首詞試試看。他們說你能寫詞嗎?我說試試看，不行再換。為《戴手銬的旅客》寫主題歌的經歷使我增加了自信。一兩天的時間，我寫出了《牧羊曲》還有《少林少林》兩首歌詞。張鑫炎導演和大家都說好，讓我趕快譜曲。大概一兩天，我就譜出來了。在場的都是河南人，導演就問大家“中不中”，大家都說“中中中”，很滿意。于是乎就順利通過。但是順利通過的不是大家現在聽到的《牧羊曲》。原來的《牧羊曲》完全是河南風味的，當時我唱完以后一片掌聲，大家都說“中中中”。過兩天我跟導演說，我想重寫《牧羊曲》。導演問為什么?是不是誰說不好了?我說，沒有啊。導演說，那你為什么要重寫?

　　大家想不想知道我為什么要重寫?過去有種說法，叫做典型環境典型性格，什么意思?就是到哪地兒說哪兒話。他們請我作曲，就是因為我會寫河南音樂，我的進入又是匆匆忙忙，開頭我也沒有考慮成熟，便按河南風格譜寫了《牧羊曲》豫劇、二加弦等河南音樂素材，寫完了雖然導演和組里的同事們都挺喜歡，算是順利通過，回來仔細想想，問題出來了。第一，話說《少林寺》講的是一千多年前唐朝初年的事，那時候李世民還沒當皇上，可是徽班進京才三四百年，那時候肯定還沒有豫劇呢。沒有豫劇，拿豫劇給河南貼名簽沒有道理吧?第二，這個片子出來以后在內地演不演都不知道，就算演了，國內有多少人像河南人一樣迷戀豫劇和河南風格的音樂?如果太河南味兒了，河南人滿意，出了河南情況要另說了，而影片出了中國則更是問題。大家知道，在電影創作中作曲家挺怕導演的，因為在攝制組里導演是說了算的。導演通過是作曲求之不得的，但是我在這個時候居然跟導演說寧肯重寫。而且導演說，這么好聽的歌，不用了多可惜。我說如果你實在不喜歡我新寫的歌，還可以再換回來，有兩首歌隨你挑嘛。于是我又寫了現在大家都熟悉的《牧羊曲》。還有個理由，當時我有點小小的野心。在我的記憶中，過去的戲劇、電影中從來沒有能流行的歌曲。我就想，盡量寫一首能讓比較多的人聽或唱的歌?所以第一，詞要有中國特色，古代韻味。我的詞是有古典意味的白話，沒有用典故，不用大家聽不懂的字。格式是長短錯落有致。另外這個曲調不要有太鮮明的河南個性，只帶有一點點河南特色就可以了，更要具有普遍性。 一個作品要么個性太強，強到多數人沒法接受，這個性就沒有了意義；要么只有共性而缺乏個性，跟別人的作品、跟不同時代的作品混在一起，很難讓人注意到，更別說喜愛或廣泛流傳了。我為《少林寺》寫的兩首《牧羊曲》，導演很偏愛前一首，也許前一首比后來寫的這首更有特色，但是要說流傳得廣泛、久遠，肯定還是后來寫的這首。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為了求得最好，就得舍得付出，哪怕是已經小有所成，也要舍得放棄。

　　六 《紅樓夢》音樂：寫出滿腔惆悵無限感慨

　　《紅樓夢》音樂的創作，對我一生來說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想，《紅樓夢》就是中國人心尖兒上的寶貝。將來的人還可以把《紅樓夢》再重拍一百次、一千次，還可以再拍一百年、一千年，總會有人超越前人。我們的責任就是用自己的才華、努力和心血，筑起一道《紅樓夢》的高墻，讓后來的人超越時，知道沒那么容易。

　　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音樂的創作，對我一生來說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讀《紅樓夢》也有個過程，初中時讀《紅樓夢》，當時不太喜歡，因為沒讀懂，覺得太啰嗦，翻了好幾頁，什么大事都沒發生；中間還有那么多詩詞，也沒看明白，我就略去不看。讀《紅樓夢》不像看《水滸傳》那樣情節緊湊，引人入勝。實際上是因為我自己年少，缺少人生的經歷，沒有看懂。后來，經歷了很多人生坎坷甚至磨難，再讀《紅樓夢》，才發覺故事和人物，雖然相隔年代久遠，但依然離我們那樣近切；而且一旦喜歡上了《紅樓夢》，就會一朝入夢終生不醒。相好的朋友，有的后來會疏遠了，結了婚的也還有離婚的，只是沒聽說過誰喜歡《紅樓夢》，讀著讀著又不喜歡了。曹雪芹筆下那個時代的人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依然牽系著我們的心，《紅樓夢》書中的人物跟我們的血脈依然息息相通，不愧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經典，如今依然是老百姓心尖上的寶貝。

　　我創作《紅樓夢》音樂的經歷有點特殊。一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資深音樂編輯，與我經常有業務聯系，告訴我說導演王扶林正在籌拍電視連續劇《紅樓夢》，問我對這部戲有沒有興趣，我當時就按捺不住地說“我極有興趣”。她把我的回應轉告給了王扶林導演，并為我們約了見面的時間。我幾乎相當于自薦式的表態，在以前的創作中是從來沒有過的。王導請了中央電視臺的領導、紅學家、編劇和攝制組成員一大屋子人，讓我講講對有關《紅樓夢》創作的想法，而且不限時間。其實就是考我呢。我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是我對《紅樓夢》的認識，第二個是我對電視劇《紅樓夢》的理解，第三個是我對電視劇《紅樓夢》音樂的設想。比如我提到音樂基調是“滿腔惆悵無限感慨”，是誰的惆悵與感慨?是曹雪芹的，是他筆下人物的。我們不僅要把它變成今天解讀《紅樓夢》的人的惆悵與感慨，而且還要把它變成熒屏前的觀眾的惆悵與感慨。音樂就是一座橋，連接曹雪芹筆下的人物、我們以及觀眾之間心靈溝通的橋梁。《紅樓夢》不是以情節取勝，而是以情趣取勝等等。過了幾天，劇組告訴我說經過研究確定請我為《紅樓夢》作曲。我心情非常興奮，但興奮了不到半天就變得沉重了，為什么呢?我突然一想，我著實干了一件膽大妄為的事。這部戲寫成了當然好，若寫得不好可就麻煩大了，想翻身也難了。此時最羨慕編劇、導演、演員，什么人物、干什么事、說什么話、什么結局，曹雪芹寫得清清楚楚；我也很羨慕服裝設計，誰穿什么衣服、什么花色、什么季節穿戴，曹雪芹寫得明明白白；至于道具、布景，曹雪芹都盡有敘述。而《紅樓夢》全書從頭到尾沒有一個音符，所以只有音樂才真正是無中生有。歌曲不但要表達曹雪芹所要表現的內容。還要真切地表達出真情和實感，既配合劇情的需要，更需喚起聽眾的感情共鳴，把印在紙上的詩詞變成活靈活現的感人肺腑的歌曲談何容易。當要下筆寫音樂的時候才發現腦袋里白茫茫一片真干凈，以至整整一年的時間里，我竟沒有寫出一個音符。

　　在確定主題歌的時候也遇到問題，當時我們有個共識，就是在曹雪芹的原詩詞中選擇一首，因為誰也不能在太歲頭上動土，膽敢替曹雪芹寫首主題歌。經反復思量最后我提議用《枉凝眉》：第一，“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勾畫了寶釵黛的愛情主線。第二，“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預示了悲劇的結局。第三，《枉凝眉》文字優美、情真意切、一唱三嘆可入樂，是極好的歌詞。得到了導演、編劇等大家一致的贊同，這也是我為電視連續劇《紅樓夢》寫的第一首曲子。

　　當時在創作中遇到許多問題，版本問題、風格問題、詞曲結合問題等等。其中首要困難還是認知的問題。為《葬花吟》譜寫歌曲，前后我居然用了一年零八九個月的時間。剛開始前幾句的曲調很快就寫出來了，但寫著寫著，我就越想越不明白，曹雪芹究竟為什么對林黛玉情有獨鐘，把這樣深沉的、有分量的、帶著濃厚感情的詩句寫給了林黛玉?回過頭來看看，林黛玉有那么可愛嗎?個頭兒不高、眼睛不大、身體不好、脾氣更差，矯情、刻薄、動不動就生氣哭鼻子，有許多不招人喜歡的地兒。但是為什么我們就是打心里同情、牽掛和向著林黛玉?這就是文學大家曹雪芹的本事和能耐。在《紅樓夢》那么多姣好的女子中，林黛玉是最聰明的一個；她是把人生、命運看得最透的一個，所以她也是最痛苦的一個。曹雪芹心系于她，最后林黛玉的逝去，這是對人生的絕望，也是對社會的絕望。尤氏姐妹、金釧等死得何等慘烈，她們卻至死都沒有弄明白自己是為什么死的，唯有林黛玉是最清醒的一個，最明白的一個，因而也是最痛苦的一個。黛玉葬花是曹雪芹著意的重重一筆，黛玉之死寫出黛玉的悲劇，更寫出了社會的悲劇，可以說《紅樓夢》是寫封建社會寫得最深刻的一部巨著。而《葬花吟》與《枉凝眉》一樣，對整部《紅樓夢》電視連續劇來說同樣具有主題歌的意義和重要性。在寫《葬花吟》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總覺得還有什么沒有抓住的東西，沒有想明白就不動筆寫，這是我在為《紅樓夢》創作音樂時嚴格遵守的一條戒律。翻開的書就擺放在我的桌上天天看，經常看。有一天，我念到“天盡頭，何處有香丘”，突然想到，這哪里是低頭葬花，分明更是昂首問天。突然閃出了一個念頭，把《葬花吟》寫成一首“天問”：是林黛玉這位弱小女子對天發出的呼號、悲鳴、也是對命運的抗爭和反叛。我把三位編劇和一位紅學家一道請到家里，講了我的想法向他們求教，我一邊彈奏鋼琴一邊把宛轉深情和激越高昂的旋律唱給他們聽，得到了他們一致的肯定和贊美，說：“把《葬花吟》寫成‘天問’，正好印證了許多紅學家們認為曹雪芹在思想上受屈原影響的觀點，這樣解讀葬花詞是很獨到、很有新意的、以往人們還沒有這樣理解的。并說這是一篇很好的紅學論文。”我說：“這篇論文我已經寫完了，就是這首《葬花吟》曲子。”其中“天盡頭，何處有香丘”反復唱了四遍，配器時我還特意加上了就像敲在人們心上一樣的咚，咚，咚咚咚咚沉重鼓聲，此時，我才覺得終于替曹雪芹和他筆下的人物出了一口悶氣。

　　87版《紅樓夢》，按導演的話說，不是經典。剛出來的時候，大家也是議論紛紛。當時因為時間緊迫，拍到后來沒錢了，匆匆收尾，留下了許多的遺憾。王扶林導演說，出了電影《紅樓夢》后，對87版《紅樓夢》的批評戛然而止。一出新版《紅樓夢》，87版被推成了經典。當初拍《紅樓夢》，周汝昌先生說了一句話：全龍首尾第一功。《紅樓夢》第一次得到這樣廣泛的普及。導演說，我們不管拍得好壞，哪怕拍成一本小人書，也盡到自己的努力。在我們辦學習班的第一堂課上，給演員們講課的老師提了個問題：在座的誰看過《紅樓夢》請舉手。竟沒有人舉手。后來后排一個小演員小聲反問了一句：老師，小人書算嗎?當時就是這樣。但是拍完電視劇之后，書店的《紅樓夢》幾次賣脫銷。這說明老百姓重新拾起了對《紅樓夢》的熱情。讓我感動的是，87版《紅樓夢》中一共幾百段音樂，每一段在什么地方起、什么地方止，有觀眾都做了統計。我自己都沒算過。這些愛好者已經讓我這樣喜歡《紅樓夢》的人都會感到望塵莫及。我想，《紅樓夢》就是中國人心尖兒上的寶貝。將來的人還可以把《紅樓夢》再重拍一百次、一千次，還可以再拍一百年、一千年，總會有人超越前人。我們的責任就是用自己的才華、努力和心血，筑起一道《紅樓夢》的高墻，讓后來的人超越時，知道沒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