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梅是近年涌現出來的湖南青年女報告文學作家。其創作主要有長篇《世紀之痛——中國留守兒童調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天使有淚》(重慶出版社，2008)和《汶川記憶——中國少年兒童生命成長啟示錄》(與于倩合作，中國言實出版社，2009)等4部，雖不算很多，但已形成鮮明特色，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

　　首先，從整個當代報告文學的發展，尤其是從問題報告文學的發展來看，阮梅的創作體現了中國報告文學發展至今的觀念變革，即新“五性”的向縱深發展。新“五性”是我近年提出的新理論，即相對于舊“三性”——新聞性、文學性、政論性而言，我認為，新時期以來的報告文學表現出主體創作的莊嚴性、題材選擇的開拓性、文體本質的非虛構性、文本內涵的學理性、文史兼容的復合性。其中“主體創作的莊嚴”主要包括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與創作態度的嚴肅以及與此相關的采訪調查的扎實等。這是一個真正的報告文學作家的首要條件。因為，報告文學是一種代表社會正義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寫作文體，沒有其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其作品即使勉強算作報告文學，也只能是意義不大的低級讀物。而阮梅正是在這里，首先顯示了她的超凡脫俗。她選取的既不是無關痛癢的風花雪月，也不是迎合政治的庸俗歌頌，而是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青少年的成長、教育問題以及與此緊密相聯的“三農”問題等。她的《世紀之痛》與《天使有淚》寫的都是上世紀末以來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因“農民工”的大量涌現而導致的“留守兒童”問題等。即一方面，農民大量進城打工，既促進了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又活躍了農村的經濟、縮小了城鄉差別，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其子女監護缺位、教育失范、成長受挫等嚴重問題。究竟如何面對這一社會發展中的兩難選擇?這是作家敏銳發現、嚴肅思考與深沉憂慮的。正是如此，她在作品中披露了許多因缺乏“愛”與“教育”而致“天使有淚”的現象，并把此概括為“世紀之痛”。而正是對這一“世紀之痛”的深切感受與深沉憂患，作品就閃射出人性與理性的璀璨光芒。當然，反映這一問題的并非阮梅一人，甚至她也不是最先涉足此領域者。但像她這樣，一開始寫作就緊扣社會脈搏、關注重大題材、致力宏大敘事，且一抓到底、形成特色者，卻不多見。這一點，我們從她此后的《汶川記憶》中可進一步看到。

　　汶川地震發生后，反映此題材的作品不少，但大多是從正面肯定與歌頌其上下一心、團結奮斗的民族精神，如關仁山的《感天動地——從唐山到汶川》、徐劍的《遍地英雄》、趙瑜的《晉人援蜀記》與李西岳的《大國不屈》等。而阮梅的《汶川記憶》卻獨辟蹊徑，仍從教育與“少兒成長”的角度切入，通過災區少兒在震中與震后的非凡表現，探討其生命意義與人生教育等問題，因而其副題為“中國少年兒童生命成長啟示錄”。正是從這里，我們不僅進一步看到了阮梅勇于承擔的社會責任，而且分明感受到了她對藝術的不懈追求。的確，如她自己所說，“作家，本應該是為社會喊痛的人”，她今后的寫作計劃，仍將選擇以反映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關注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為重點；具體來說，是“從事當代中學生心理危機方面的調查”。因此，她的創作是“兒童文學與關注兒童的文學”。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她才被人稱為“中國關注農村留守孩子報告文學作家第一人”。(見 2009年5月11日國際臺華語廣播網CRI高端人物訪談節目主持人喬衛電話采訪阮梅)

　　與此緊密相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阮梅的報告文學還表現出調查采訪的扎實與寫作態度的嚴肅。這一點，也是作為一個成熟的、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而阮梅正是在這方面表現出了她良好的潛質。在寫《世紀之痛》與《天使有淚》時，她歷時多年，利用業余時間自費深入湖南及周邊幾省的偏僻、貧困地區，進行艱苦的調查采訪，其中歷經的勞累、病痛與危險難以言說。而寫《汶川記憶》時更是如此：她不但要克服饑餓、干渴、勞累與傷病等，還要冒著被余震奪去生命的危險。因而她不得不帶上她正上大學的女兒一同前行。正是這種甘于吃苦、樂于奉獻的崇高精神，她才贏得了豐厚的回報，即作品被社會和讀者所廣泛認可——據初步統計，其作品被媒體報道的，先后有華語廣播“國際在線”的專題訪談《那些孩子》，《文藝報》的評論《贊歌生命，啟迪成長》，《中國教育報》的專訪《災難，終將成為人類的背影——關于“5·12”汶川大地震后生命成長的紀錄與思考》，《中國文化報》、《中國作家網》、《中華思想網》的專訪《報告，以文學的名義》以及《中國新聞出版報》、《中國作家網》、《湖南日報》、《三湘都市報》、《瀟湘晨報》、《長沙晚報》等全國30多家媒體發表的消息和評論。總之，作品在體現“主體創作的莊嚴性”的同時，也同時體現了“文體本質的非虛構性”與“題材選擇的開拓性”等。

　　就問題報告文學的發展而言，有人總是懷念上世紀80年代問題報告文學的轟動，認為90年代以后報告文學未再產生“蘇曉康模式”那樣的轟動效應，就得出報告文學時代已經過去、報告文學的批判已經“退位”的結論。我認為，這種看法是簡單、片面的。實際上，80年代問題報告文學的轟動是社會浮躁與文學浮躁的表現：它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破壞有余、建設不足；它和整個文學創作一樣，承擔了本不應由文學承擔的過多的社會責任。而90年代以來，和整個中國文學發展的現實一樣，報告文學從中心退居邊緣，獨立思考、尋找自我、多樣探索，正是其回歸本位、走向成熟的表現。它在沉靜中發展，在發展中建設，表現出持重、內秀的理性自覺與風格嬗變。如在題材拓展方面，新世紀的問題報告文學在“三農”問題、教育問題和反腐倡廉、民主法制問題等方面，就比上世紀更加突出、深入。尤其是在理性精神方面，它表現出獨立的價值判斷、客觀冷靜的細密分析和平等交流的積極探討。而阮梅的《世紀之痛》與《汶川記憶》等就正體現了這些新的審美特點，同時也進一步體現了“文本內涵的學理性”等。這一點，正如她在談到《汶川記憶》的創作時所說：“災難過后，我覺得應該有一部書，能夠讓每一個常態中的孩子從災難中了解人類的慘痛，換位思考自身生命的價值，學會肩負與承擔；讓每一個常態中的孩子從災難中學會珍惜自身擁有的生命與幸福，學會規避人類生存的風險；讓每一個常態中的孩子從災難中吸取悲憫、仁愛、互助、樂觀、堅韌、勇敢、頑強等成長所需的種種精神力量，越過自身成長路上的每一道坎，好好把握自己前行的方向。”(見2009年5月11日國際臺華語廣播網 CRI高端人物訪談節目主持人喬衛電話采訪阮梅)事實正是如此。在《汶川記憶》中，她和王宏甲等作家一樣，以“走訪筆記”與“采訪手記”等形式，將“文學性”與“理性”進行有效疏離。即除了在正文中表現自己的主觀傾向外，還在這兩種形式中集中展露其哲理思考，即有關少年兒童“生命成長”的“啟示”。如有關人與自然的思考：“如何心懷敬畏之心，尊重自然，愛護自然，規避大自然帶給我們的生存風險；在構建我們自己的生存發展環境時，如何給大自然留下足夠的生存發展空間，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需要思考的問題”；如災難、困境與人的成長問題：“人生在世，難免會有大大小小的困境如影隨形，如同這次災難突襲，沒有誰能選擇。但面對種種困境，我們卻可以有許多種選擇。災區的孩子們選擇了頑強、堅韌、果敢，選擇了樂觀、互助、團結，選擇了讓自己的生命潛能得到更充分的發揮，選擇了以從容去突破每一道困境，那么在我們將遇到的大大小小的困境中，還有什么困境比生命絕境本身更難突破的困境呢!”還有其他如怎樣面對生存與死亡問題：“告慰死者的最好辦法，就是堅強地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活得更加仁厚，更加真誠，更加樂觀，更加積極；活得更有智慧，更有價值，更有品德，更有思想，更有希望，更有未來。因為我們不僅為自己活，我們還要為別人活，為遇難的親人，為遇難的千千萬萬同胞活”；“人人都需要從脆弱走向堅韌”；“疼痛過，才更懂得珍惜”；等等。總之，作品凸顯了作者對“災難”深刻的獨特思考。在作者看來，“大自然的災難終將成為人類的背影”；“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圣潔博愛的靈魂”；“成長的意義更多在疼痛中獲得”；“苦難是生命成長中的寶貴精神資源”；等等。的確，從阮梅的創作及其談話中可知，她首先不是作為作家為“文學”而寫作、生存，而是作為一個研究青少年尤其是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成長問題的家長、學者而進行調查、奉獻的。因而她不只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而且對其問題有系統的看法與積極的建議。正如她在談到《世紀之痛》的創作時所說：“事實上，我并沒有將它作為‘作品’來看待。它只是我內心情感的一些真實反映，是我提供給有志于青少年成長問題研究者的第一手材料，是我為社會喊出的一聲‘痛’”。她認為：無論誰做孩子的“代管家長”，都要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關注他們的心理健康。做到讓孩子們吃穿不愁容易，讓孩子感覺幸福與快樂卻需要“代管家長”長期的付出。孩子最需要的環境，是整個社會環境要向良性的、適合少兒健康成長的方面發展，包括公共場所的文明秩序，娛樂場所的治理整頓，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方面。因為，切實解決好農村留守孩子問題，既關系到這些孩子的健康成長，又關系到農村人口整體素質的提高，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更關系到社會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因此，她期望《世紀之痛》等作品“是一個立起來的問號，期待它能夠引起更多的組織特別是基層組織，以及社會上更多的人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關注——特別是思考、行動，從而達到正視現實，群策群力，逐步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目的。” (見2009年5月11日國際臺華語廣播網CRI高端人物訪談節目主持人喬衛電話采訪阮梅)

　　其次，從女性報告文學的發展來看，阮梅的《世紀之痛》與《汶川記憶》等創作體現了女性報告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即巾幗不讓須眉，女性報告文學不但更加柔婉、細膩，更加關注人生命運與人情人性，而且表現出更深沉的憂患意識與社會責任，以及針砭時弊、批判現實的戰斗精神，從而表現出陰柔與陽剛相統一的新的美學特征。這一點，我們從老一輩的黃宗英、柯巖、陳祖芬到梅潔(《山蒼蒼，水茫茫》、《大江北去》)、曲蘭(《穿行在愛與不愛的小道上》、《來自老父老母的生存報告》)、孫晶巖(《山脊》、《女監檔案》等)、冷夢(《黃河大移民》、《滄海橫流》、《高西溝調查——中國新農村啟示錄》)，再到胡傳永(《血淚打工妹》、《陪讀》等)、阮梅，均可看出。可以說，在阮梅身上，既有黃宗英、孫晶巖等的扎實采訪與題材開拓，又有柯巖、陳祖芬、梅潔等的哲理詩情與充沛激情，尤其是還有曲蘭、冷夢、胡傳永等的憂患意識與批判鋒芒。正是從這些方面，我們既看到了中國報告文學的優良傳統在年輕一代身上的發揚光大，又看到了問題報告文學與女性報告文學的發展趨勢與未來希望。

　　最后，從湖南報告文學創作的現狀來看，阮梅的創作也體現了湖南報告文學創作的新趨勢。湖南的“文學湘軍”在全國很有地位，但不庸諱言，它的影響和成就主要在小說創作方面，而在紀實文學尤其是報告文學創作方面是很貧乏、落后的：可以說，至今還沒有專業的、有影響的報告文學大家。即使在幾年以前，這方面的創作也僅只張步真的《魂系青山》、譚談的《大山的傾訴——扶貧司令彭楚政紀實》和張揚的《<第二次握手>文字獄》等少數作品。就這一點而言，湖南文學創作的生態是失衡的。然而，本世紀以來，尤其是在近幾年里，這種情況就得到了極大改觀。如在近兩年里，就出現了曾祥彪的《英雄路漫漫》、《七色魔方》與《燃燒的冰雪》，聶茂、厲雷的《傷村——中國留守兒童憂思錄》與《回家——2008南方冰雪紀實》，陳啟文的《南方冰雪報告》，余艷的《人民，只有人民》和羅長江的《神話與絕唱》等大批長篇力作，因而2008、2009兩年被稱為“湖南作家報告文學年”。(見《湖南作家報告文學年》，《長沙晚報》2009年5月15日第4版)從這里，我們的確看到了湖南報告文學創作的喜人形勢與光輝前景。因為，涌現的這批作家大多是年輕新人，而他(她)們又是這樣的充滿活力與希望。而阮梅，又可以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僅從以上的簡要論述來看，我們的確從她身上，不僅看到了湖南報告文學創作的共同特色與普遍追求，而且看到了其起點高、路子正、出手不凡的良好勢頭。因此，我衷心希望阮梅等湖南中青年作家，能再接再厲，再造輝煌，為繁榮湖南的報告文學等紀實文學創作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使湖南的紀實文學與虛構文學創作一道，齊頭并進，和諧發展。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紀實文學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湖南大學紀實文學研究所所長

　　湖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