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湘西人。到老來寫了這樣一部反映湘西歷史文化的長篇小說《湘西秘史》。小說出版，如釋重負。

　　說起來，我的早年主要是從事戲劇創作，只是零打碎敲地寫一點文學作品。早在18歲時，我擔任了一個縣辰河戲劇團的編劇，后來又搞起了辰河戲研究來。中國的地方戲曲，往往是其所在地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產物。湘西的地方戲曲辰河戲當然也是這樣。上世紀80年代初，我以辰河戲為突破口，開始了湘西的歷史文化研究。我對湘西的人文歷史、風俗民情，特別是湘西的巫儺文化，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田野考察和學術研究，在海內外陸續發表了100多萬字的專著和論文。

　　2000年，我到了退休的年紀，面對著這些年積累的大量第一手資料，我犯愁了。當初，為了獲得這些資料，我曾經采訪過成百上千底層的民間先輩，他們大多已不在人世。如果不將從他們那里獲得的資料安排一個最適當的去處，我會有愧于這些先輩的在天之靈。思來想去，覺得只有寫一部長篇小說，才能使這些資料最大限度的派上用場。多年來從事戲曲工作的我，決定麻著膽子，“票”一把小說，而且是大部頭的長篇小說。

　　于是，我開始了《湘西秘史》長達14年的漫長創作歷程。我試圖通過湘西著名的水碼頭浦陽鎮的衰落，來展示湘西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一般寫小說的人，常常是通過體驗生活進行創作。我不同的地方，則是用多年來的研究成果來進行創作。我把《湘西秘史》的時代背景定在辛亥革命前的半個世紀，從兩個方面展現這一時期各個階層、各個行業湘西人的生存狀態：一是他們怎樣創造物質財富，二是他們怎樣尋求精神寄托。回顧這些年來，我從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研究湘西歷史文化，也正是從這兩個方面切入的。研究和創作，目的一致，殊途同歸。不同的是，前者是邏輯思維，后者是形象思維。多年來，我的課題就是解析和研究湘西人生產和生活中各式各樣的儀式，也就是通常說的民俗，撰寫成專著和論文。在進行創作時，其中的許多課題都成了小說中相應的章節。這些不同的事象，幾乎涵蓋了當時湘西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我試圖通過這種文學和人類學的中國式互動，使小說變得厚重，同時也更具有中國氣派。

　　我以認知湘西表達湘西為己任。《湘西秘史》終于得以出版。出版社在封面上印了這樣的話：“一部大湘西百科全書式的小說，一把開啟湘西神秘之門的鑰匙，一幅描繪湘西世事百態的畫卷，一曲吟唱湘西不了鄉愁的哀歌。”這四句話是否名副其實，還需廣大讀者來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