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先生善于做知識分子工作，處理問題實事求是，而且分寸掌握得很好。如1949年12月，長沙市文藝界討論市文聯籌委會委員名單時，不少人對向愷然、羅皚嵐有意見，認為他倆不配當委員。向愷然是通俗小說家，筆名平江不肖生，寫過《江湖奇俠傳》等作品，影響范圍較廣。羅皚嵐是現代小說家、大學教授，早年發表過長篇小說《苦果》等作品，影響也較大。提意見的人認為他們的這些作品按當時的政治要求來說內容不好，應該重新考慮。譚先生的態度很明確，認為向愷然、羅皚嵐對迎接解放表現不錯，應該可以當委員。他說：“作品內容是思想認識問題，迎解放(反對美蔣、擁護共產黨)是政治態度問題；思想認識可以幫助提高。我們應該向前看，盡可能團結他們，共同繁榮湖南的文藝創作。”經過譚先生的這番說明，到會的同志最后表示贊同接納他們。

　　又如1950年8月，省文聯(籌)曾組織王西彥、項飛、馮放、周樂和、楊承禹、彭忠定等六人到省委土改試點平江參加土改。在土改工作告一段落時，省文聯(籌)干部曾發生過一次關于“原地深入”和“異地比較”的爭論。馮放是從革命根據地來的，他主張“原地深入”，認為完整地參加一個鄉或一個村的土改，對改造思想，加強鍛煉，能終身受益；王西彥是老作家，他主張“異地比較”，認為從創作上著眼，到處看看，多收集題材，從多種人物的比較中塑造人物形象，對創作有好處。當時省文聯(籌)的干部也基本上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原地深入”，一派主張“異地比較”。譚先生進行總結時，沒有站在某一方，而是主張由具體人員的具體條件而定，即認為：馮放根據他的條件，他的主張正確；王西彥根據他的條件，他的主張也正確。這種從具體人員具體條件出發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和稀泥、無原則和思想右傾，而是實事求是、全面地看問題，大家都能接受，因而充分調動了作家的積極性。

　　譚先生在領導湖南省文聯(籌)的三年中，在團結老作家的同時，也十分關懷青年和重視培養青年。

　　曾任省文聯副主席的周健明，就是譚先生最先發現和調到《湖南文藝》編輯部的。他在一次訪談中說： “譚先生當時不認識我，更不知道我是周立波的兒子。他作為省文聯籌委會主任，當時正在創辦《湖南文藝》，急需一批編輯，他讀到我在《民主報》的《民主廣場》上的文章，看中了我，委托他的秘書李青打聽到我的下落，就通知我到《湖南文藝》工作。這樣，就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據我所知，《湖南文藝》的編輯，多為《民主報》的重要作者，譚先生大多是看中了他們的文章，才將他們調來《湖南文藝》的。”

　　湖南作家王以平是1952年8月調到《湖南文藝》編輯部工作的。譚先生對他也是給予熱情的關懷。據王以平回憶：“他為人厚道，從不大聲說話，沒有一點架子。晚飯后，他常邀我一起到五一路散步，并到水果店買梨子，送給我吃，他還關心我的進步，幾次向有關方面反映我的入黨問題。”后來王以平入了黨，寫作上也取得了成績，談及譚先生時，總是不忘他的幫助。

　　《湖南文藝》編輯部的周樂和，解放前是譚先生夫婦的學生。來到長沙后，周的妻子韋玉琴生了第一個孩子，譚先生夫婦像父母一樣關懷他們，曾派自己的保姆到他們家照料一個月，又多次帶著肉餅、水果、雞蛋到他們家看望。1950年10月，譚先生還介紹韋玉琴到五里牌一所小學教書?，F在周樂和已去世，他的妻子韋玉琴每當談起譚先生夫婦時，無不感激涕零。

　　以上幾個例子說明：譚先生熱情關懷青年、培養青年是一貫的。他是一個“思賢若渴”、能識別人才、具有伯樂精神的領導者。他的熱情關懷，使不少青年作者改變了命運，給湖南文壇增添了新生力量，壯大了隊伍，促進了湖南文藝事業的繁榮和健康發展。

　　1953年8月以后，譚先生調到北京師范大學工作，離開了湖南。湖南文聯的工作，以后由魏猛克、周立波、康濯等繼續領導。從整體看，解放后的湖南文藝是取得了輝煌成績的。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以后，成績更為突出。如20世紀50年代已經成名的作家未央、謝璞、周健明、孫健忠等，在這個時期又寫出了更加成熟的新作品。新時期又出現了任光椿、葉蔚林、古華、莫應豐、韓少功、彭見明、譚談、何立偉、王躍文等眾多的在全國影響很大的作家，形成了文藝界的新“湘軍”。譚先生作為湖南省文聯(籌)的主任，湖南省文聯首屆領導人，在這支文藝湘軍的成長過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功勞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