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記者向我提問：為什么《平凡的世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發表時，備受文學批評界冷落，評價很低；而不久，隨著書的發行，卻在廣大讀者中引起熱烈反響，尤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長篇連播了此書，聽眾來信如雪片般飛向了編輯部，一部分信還曾轉到了病危中的路遙手里；記者問我，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為什么讀者與評論家的意見差距如此之大?

　　回想當年，我對《平凡的世界》評價也不十分高，認為是“《人生》的擴大版”，但也給予了肯定，寫過文章，卻達不到現今的認識程度。靜下來想，我認為，評論家總是習慣于從文學史，社會思潮，創作方法，從文學的思想藝術背景，來考慮和評價作品，從而形成一種“專業眼光”。在當時那個觀念革命，先鋒突起，大力借鑒和實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方法的熱潮中，突然遇到這么一部面貌頗為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品，評價怎么會高呢。但是，對讀者，特別是普通社會讀者而言，他們很少從文學思潮或方法革新的角度審視作品，他們更看重作品與他們的生活，命運，心靈體驗有多少溝通和感應，能否引起他們的共鳴和震憾。這也許就是讀者與評論家有時會發生巨大矛盾和反差主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并不僅是讀者與評論家會發生矛盾，思潮與文體也無時不在發生矛盾。在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上，在思潮與文體的相互激蕩和輪流突出中，始終都有一個在思潮起伏、背景劇變，甚至出現某些外在因素介入的情勢下，如何保持對文本的客觀，準確，公正，科學的評價，從而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問題。比如，有的作品在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中是一馬當先的，發表當時產生了轟動，卻有意無意忽視了文本的修煉，忘記了一定的審美距離，時過境遷，對其評價就會降低很多。所以有種說法，凡是引起一時轟動的作品，其藝術生命力大都是不長的。這樣說對不對?有道理，卻也不能一概而論。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出現的“問題”小說、傷痕小說，包括而今的“打工文學”、“新左翼文學”等思潮來說，很顯然它們的文學史意義遠遠要高出于文本內涵的豐富性和張力。另有一些作品，在寫作時與潮流保持了某種距離，當時反響寂寂，過了幾十年后，思想文化背景發生變化以后，卻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得到了重新的高度評價。那么，是不是不貼近潮流寫作，作品的藝術生命才會長?倘若要將其作為普遍的鐵的規律性總結，顯然也是有問題的。我國的，如魯迅先生的雜文、茅盾先生的小說，甚至前些年的“新寫實”和“現實主義沖擊波”；國外的，如俄羅斯的托爾斯泰、契訶夫、葉賽寧，高爾基以及后來的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等等，無不是在“貼著時代寫”——當然，每人的價值觀審美觀不同。我們看到，當某種巨大的潮流來臨時，作家們無不承受著時代的感召，又受到時代大浪的沖刷，千淘萬漉之后，他們還是被讀者、被文學史所珍藏和記憶。

　　當然，這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沈從文在紛亂年代造出的“希臘小廟”，對張愛玲“孤島”時期的獨絕體驗，對錢鐘書《圍城》的知識分子群像塑造，還有張天翼，吳組緗，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后革命年代”文學史的價值重構，確有重新發現之功。特別是對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的重新評價，甚至推動了大陸“重寫文學史”的歷史進程。按他說的，他主要是從“人的文學”的立場出發，從文學本位出發，他說他的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他的評價甚至打亂了我們原先的某種評價和排位。但夏先生也并不是不注重“思潮”的，他對“左翼”，“右翼”很看重，很敏感，他的意識形態背景和基督教文化背景都會影響到他的評價。夏先生大力肯定張愛玲時，卻不由自己地忘記了同時期的蕭紅的《生死場》和《呼蘭河傳》，似不是偶然的失誤。夏先生對此也有所反思。我這樣說是要表明，思潮與文體是不可能絕然分開的，思潮不可能不影響文體，但文體卻有相對的穩定性。

　　當年李澤厚提出“啟蒙與救亡的變奏”的觀點，我認為是很有道理的。他說，新文化運動以來，啟蒙成為時代主題，全民族都在呼喚民主與科學，并審視國民性，思考中國走現代性的道路。但這個時段很短，日本鬼子旋即入侵，啟蒙的主題被一再打斷，救亡上升為第一位，于是評價尺度首先要看關涉“救亡”與否。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啟蒙主題才回來了，出現了思想解放大潮和理想之光的閃耀。九十年代初又有打斷，商品大潮和全民經商又席卷而來，新啟蒙的聲音又微弱了……。回來的不可能不回來，打斷的不可能不打斷，都不是個人的意志可以改變的。我在想，沈從文寫著湘西故事的時候，趙樹理正寫著《小二黑結婚》；錢鐘書寫完《圍城》的時候，周立波也許開始了《暴風驟雨》的構思，丁玲也開始了籌劃《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寫作。那時的中國，解放區與國統區，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價值觀，我們不能脫離實際地、事后諸葛亮式地認為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依我看，歷史就這樣走過來了，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和文學史問題時，都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不要忘記“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各類作品都有它們各自的價值和位置。

　　我扯得有些遠了。還是回到《平凡的世界》的評價上來。如果說，它對當代文學評論是一個警醒的話，那就是，方法雖對創作有極大影響，但終究方法不是決定性的，根本性的，要承認，在漫長的文學發展中，多種創作方法是可以并存的，都有其生命力。重要的不在于你采用了什么方法，而在于作品思想藝術的深度和高度，在于社會歷史文化的涵蓋廣度，人性揭示的深度，藝術上的創新尺度。文學的歷史從來都不是“進化”史，而是“變化”史，文學的歷史不是按思潮的先后，像一節節車廂式地線性發展過程。我們可以說，現實主義的某些具體手法落后了，過時了，但我們卻不能得出“現實主義過時了”的結論。

　　另一個重要啟示是，在今天有必要重新提倡現實主義精神。在我看來，現實主義精神就是具有更強烈的“現實感”，更關注人民的苦樂，更關注當下的生存，更能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對今天的讀者仍有巨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孫少安、孫少平、田潤葉、田曉霞和孫玉厚、田福堂等兩代人的兩種生活方式、命運的近距離觀照，正好切中了當下時代的脈搏，形成了不同時期“歷史的同構”：與命運抗爭是否可以改變命運，進城是否能讓人獲得真實的幸福，如果沒有田福軍這樣的為民請命的“清官”，這個世界將會怎樣，如果沒有孫玉厚、孫少安、田潤葉這樣的樸素而真誠的理解與寬容之心，沒有那些令人熱淚盈眶的忍辱負重，沒有田曉霞的女神式的獻身……《平凡的世界》是否將變成“平庸的世界”呢?

　　所以，文體與時代的錯位，根本的問題不在于文體，文體的革新意義在于將一種新的觀念注入文本，以此重新估量、重新評價我們的時代，我們的世界。任何一種文體都可能成就一個時代的經典之作，關鍵在于這個想象的世界是否切中了時代的脈搏，是否穿透了歷史的迷障，倘能如此，經典作品是不會被歷史的塵沙所湮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