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界充滿了兩種看似悖反的訴求：一是呼喚中國文學與世界接軌，溶入世界文學的潮流；一是渴盼回歸中華民族文學的傳統，實現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但是在這兩種聲音的背后，自五四以來的中華民族文化的自信問題始終沒能得到根本解決。有意無意的文化自卑仍潛在支配著一些文學研究者的觀察視野和判斷尺度，導致某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和結論得不到矯正，甚至愈演愈烈，成為一種習焉不察的成見和“常識”，影響到中國文學的當下建設與未來發展。可以說，文化自信的問題不解決，對過去和現在的中國文學的理性判斷便難以形成，在此基礎上更難以建設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未來。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著幾千年來前所未有的歷史大變局。中國在經歷了漢族之中國、中國之中國以后，到19世紀進入了世界之中國的階段。在世界舞臺喪權辱國的近代歷史使轉型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充滿了文化的焦慮，感時憂國的愛國情懷與保種強國的現實訴求經歷了內在的緊張的絞殺與撕裂。在連續戰敗的歷史經驗的刺激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到五四時期達到了歷史的最低點，文化的自卑釀成了后來人們所概括的“全盤反傳統主義”。在這種極端的羞恥感和自卑感的支配下，五四學人所提出的文化解決方案自然也陷入極端和決絕。傅斯年便寫道：“覺得歐美的東西都是好的，固然是荒謬極了；但是極端的崇外，卻未嘗不可。人類文明的進化，有一步一步的階級。西洋文化比起中國文化來，實在是先了幾步；我們只是崇拜進于我們的文化。”在這種中西文化比較思維模式的支配下，自然衍生出了相當長時間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中與西、落后與先進的等級體系。西方所有、中國所無的論述套路也流行開來(西方有荷馬、莎士比亞，我們沒有；西方有史詩、悲劇，我們沒有)。但這種事事以西方為標準的論述模式的偏頗也顯而易見。正如羅根澤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寫的：“學術沒有國界，所以不惟取本國的學說互相析辨，還可與別國的學說互相析辨。不過與別國的學說互相析辨，不惟不當妄事糅合，而且不當以別國的學說為裁判官，以中國的學說為階下囚。糅合勢必流于附會，只足以混亂學術，不足以清理學術。以別國學說為裁判官，以中國學說為階下囚，簡直是使死去的祖先做人家的奴隸，影響所及，豈止是文化的自卑而已。”影響所及，不止于文化的自卑，但其根源卻來自于文化的自卑。所以，時至今日，中國文學研究要形成對自身民族文學傳統的正確的、理性的認識和判斷，首先要做的一件工作，仍是要清除研究者本身那種內在的近乎根深蒂固的“階下囚”心態，確立和重建一種正當的、理性的文化自信。

　　當然，提倡確立和重建一種正當的、理性的文化自信，不是要采取一種“事后之明”苛責于五四新文化先驅和學人。他們當年的決絕姿態和極端言論自有其自身的語境——大抵是在一種世界文化格局中意識到本民族文學的不足而產生的近乎恨鐵不成鋼的文化心態。類似的苛求我們在19世紀末內田魯庵對日本文學界的質問中同樣可以感覺到：“在我國小說中，有像狄更斯那樣對平民寄予同情的嗎?有像托爾斯泰那樣在宗教上樹立一個新宗派的嗎?有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樣，在表現舊信仰與新思想的沖突中而猶豫彷徨與痛苦不堪的嗎?有像雨果那樣對暴君的暴政憤然抗爭的嗎?有像笛福那樣一進入新聞社就讓眾多的政客聞之色變的嗎?有像斯威福特那樣出版一本書就讓王公將相心驚膽戰的嗎?”可以說，一個民族國家，只要意識到自身的民族文化落后于世界，這一國家的知識分子便不乏有人起來唱衰自己的文學和文化傳統。然而，今日對五四知識分子當年的決絕姿態和極端言論取“同情之了解”的態度，并不意味著要忽視、甚至接受他們的決絕和極端所帶來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影響。時移世易，今天的中國學人有更多的足夠的理由重提文化的自信。這種自信，反映在文學研究中，既要以對民族文學傳統的客觀認識為基礎，也要以對民族文學當下實踐的理性認知為前提，還要基于對中華民族文化未來建設的必要信心。日本文學家吉田幸次郎曾說：“從文學作品來看，像中國這樣只著眼于現實世界，而抑制對神的關心的文學，在其他文明地域確實少與倫比。中國雖然沒有產生莎士比亞，但是，西方也沒有產生李白和杜甫。”這種換一個角度看中國文學的方式，長時間卻為我們本土的一些文學研究者所缺乏。個中的成因，研究者本身缺少文化的自信是一個重要因素。而所謂文化的自信，既不是文化的自大，也不是文化的自滿，而是對自身民族文化之自我的充分尊重和創造發明。所以，權且讓我重提韓少功的主張：“萬端變化中，中國還是中國，尤其是在文學藝術方面，在民族的深層精神和文化特質方面，我們有民族的自我。我們的責任是釋放現代觀念的熱能，來重鑄和鍍亮這種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