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因為同鄉，或許出于對周立波創作道路和革命文學生涯的崇敬摯愛，他以八度寒暑的耕耘，寫出了這本專著，給周立波的在天之靈，獻上一個“羞澀的花環”。

　　他是新聞記者出身，多年的編輯記者生涯和從事文學研究的經歷，養成了一種敏于思考而慎于言辭的作風。在周立波學術研討會上，我訪問了他。他對我的提問，竟不時翻書作答。斟字酌句，學者風范。這種嚴謹，恰與我隨便的提問形成對照。

　　我的第一問帶有挑戰性：“有人說，周立波的創作成就正好與其缺陷扭結，您如何看待?”他說，立波同志首先是一個熱情的戰士，其次才是杰出的作家，其創作步伐始終與中國革命同步，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國革命發展道路的巨大規模及其宏偉氣勢。當然，他有缺陷，代表作之一《山鄉巨變》，現實主義成就不能否定，但其中確有“左傾”影響，這個影響，直到粉碎“四人幫”后作家對作品進行的某些修改中，還可以看出來。但他認為，這應當進行歷史具體的分析，既要看到作家的主觀因素，也要看到客觀的時代因素。周立波、柳青、趙樹理這些描寫農村生活的“鐵筆”、“圣手”，創作上出現的某些問題，包括后來各自的坎坷遭遇，都不只屬于某一作家，而是一代作家的共同“悲劇”。他說，立波其實是一位極富人情味，有一顆美好心靈的作家，作品里充滿了對人民、對自然、對生活的愛。這也是在近年文學流派紛起，現實主義相對冷落的情況下，他堅持研究周立波的重要原因。

　　寫作是艱巨的勞動。當我問及他寫作的細節，并舉楊繼仁寫《張大知傳》的細節作例，請他提供時，他連連說：“你太厲害了!”而又報之學者式的回答：“寫書時，并未想到成書后有人采訪，故未作筆記，現在從哪里談起呢?”我掂掂27萬字的專著開玩笑：“那就是‘勞苦多少事，盡在不言中’了。”他微笑著點頭。當然，一抽屜卡片，尺多高的手稿，三次大的修改，沿立波足跡行程萬里的調查，以及對作家創作生涯、文藝思想及其矛盾的理論作歷史評價，都足夠說明來之不易。難怪日本學者阿賴耶教授稱他為“周立波詞典”，并提出將《評傳》翻譯為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