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戲劇性研究，既是個傳統的題目，又是個嶄新的題目。一般而言，并非所有的小說都具有突出的戲劇性，但戲劇性卻始終與小說創作緊密相伴，有著不解之緣。我們不能不看到，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小說家們雖有過多向探索，多方借鑒，進行過一場場觀念革命，但對小說戲劇性的深入思索，以及戲劇修養的培植或者作家對戲劇營養的主動汲取，卻是非常地不夠。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戲劇與小說在人物、情節、對話、結構等方面不難找到某種共通性，只因媒體介質的不同，呈現出了不同的藝術形態，如果彼此汲取對方之營養，讓戲劇增強文學性，讓小說增強戲劇性，對于充實提升各自的藝術品質當不無裨益。可惜的是，關注這一方面并悉心鉆研者甚少。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欣賞青年學者趙興紅的專著《小說戲劇性研究》。

　　然而，我們有可能一開始就陷入“誤讀”——我們從傳統的“戲劇性”著眼，以為這部著作一定是研究小說該如何向經典的戲劇作品學習其精妙的戲劇性的。其實不完全是這樣。作者首先在何為“戲劇性”的問題上有新的理解，既與通常的眼光不同，也與傳統戲劇理論中的戲劇性闡述有別。在作者看來，小說中的“戲劇性”，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偶然性”、“巧合性”、“三一律”等等常規性的意義表述，這只是戲劇性最淺顯的外在含義。作者探討的“戲劇性”，主要從戲劇和小說都涉及的創作內部規律來考察，更多地從貫通于小說和戲劇中的精神內涵和美學意蘊的角度來權衡。她所說的戲劇性是一個沖破戲劇形式拘束的更為自由寬泛的觀念。

　　作者認為，如果說戲劇是一種幻想模式，小說也是一種幻想模式，在這一點上，二者是共通的，都以其時空復合性的藝術形式，體現出人類命運和人生經驗的種種復雜的幻想形態。在作者看來，沈從文、蕭紅、廢名等人的小說固然具有散文化傾向，或者說是詩性小說，傳統意義上的戲劇性因素是不明顯的，但決不能說它們就沒有戲劇性。因為所有小說經過文體的剝離后，最后還是有個可稱為戲劇性的東西在支撐。自19世紀以來，戲劇的多次變革促進了“戲劇性”內涵和外延的變化。19世紀下半葉歐洲“新戲劇”拋棄了陳舊的情節結構模式，大大拓展了人們對于戲劇性的認識，尤其是契訶夫劇作中對于“內在戲劇性”的成熟表現，更讓人們認識到戲劇性不僅存在于那些罕見的、突轉的、宿命的歷史故事中，不僅存在于那些充滿巧合、帶有神秘色彩的傳奇故事中，而且也存在于被人們司空見慣的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之中。契訶夫的劇作一改傳統的離奇敘事，淡化了情節的跌宕，強化了心靈的抒情性，對于人物的內心世界則給予了戲劇史上從未有過的充分的尊重，使劇作呈現出了一種內在豐盈的特質。本書的作者在這里強調了“內在戲劇性”的概念，她認為日常生活的戲劇性是更為深刻的戲劇性。這是全書的一個關鍵詞。

　　雖然通常認為，戲劇是激變的藝術，小說是漸變的藝術，但從這樣一種“內在戲劇性”的理念出發，不是不能抵達某種共同點。作者側重于對人與人的精神對話，對人性、人情、人的命運的建構模式的探討，她深入分析了《金鎖記》《封鎖》《圍城》《習慣死亡》《一億六》《蛙》《活著》《白鹿原》《心靈史》等一系列現當代著名小說，尋找著戲劇性在這些小說中存在的多種可能性，發現并突出其審美亮點。當然，我們仍可能會覺得，作者是否夸大了戲劇性的存在，視之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同時覺得，這是不是一種戲劇性的泛化，使之成為所有優秀作品最高審美品質的集合?但不管怎樣，作者的“戲劇性”是可以自圓其說的，其分析也是精到的，有說服力的。這些章節構成了本書的華彩樂章，其中有不少作者自己的獨到的閱讀體驗。

　　現在有個問題：既然作者認為所有優秀的小說都有個戲劇性的“內核”，好的小說自身就有足夠的戲劇性，那小說與戲劇之間的互補互惠，各自汲取滋養又從何談起?幸好作者并未走向那樣的極端。本書的主體部分仍然是對于小說與戲劇的雙面分析，即戲劇的沖突與小說的矛盾沖突，戲劇的行動元與小說的行動流，戲劇情境與小說情境，以及場面、結構、節奏等等的探析，通過大量文本分析，努力尋求小說可以向戲劇學習的“戲眼”。作者既舉莎士比亞、易卜生、薩特、貝克特、奧尼爾、曹禺等名家名劇的例子，同時就近取例，如對《空城記》《黃克功案件》等的深入分析，甚至魯院學生的作業也被拿來作為案例，以增強其實際操作性。

　　作者的有些發現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例如，戲劇是對話的藝術，作者強調向戲劇學習對話能力對于小說家的重要。她說，如今一批又一批正在茁壯成長的小說家卻沒有意識到對話的重要性，對于對話技巧極不重視，他們小說的單薄無力由此產生。靠純粹的敘述來完成一部小說和人物的塑造，是吃力不討好的行為，更何況還要達到一種高度。就從技術層面而言，對話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可以改變一味的敘述帶來的枯燥與乏味，而且也可以讓讀者更直接地進入主人公的形象與內心世界。想了解一個人，最直接的方式是見其人聞其聲，僅僅靠別人的講述是遠遠不夠的。

　　總起來看，趙興紅的《小說戲劇性研究》是一部富有新意的探索性著作。盡管在戲劇性的界定上、在對戲劇和文學的關系的分析上、在各種文本的評價上，都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或有隨意性甚至蕪雜的成分，其科學性和系統性也有待完善，但我仍然認為，作者在兩種文類的邊緣交界處，在一個貌似傳統的題目面前，展現出了開拓和創新的勇氣，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