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閱讀《大清相國》，多從做事做官角度思考。其實，此書更大的意義是對我國古代體制進行全新角度的解讀。這是超出清官、好官的解讀，是對于體制鞭辟入里的分析，是一部難得的富有政治哲理的文學著作。

    一個王朝內部如何運轉，君臣關系如何處理，其人文故事、交往細節，往往為我國傳統文化所特別注重。不過，每個時代對于前朝故事的描述，往往是依據對于自身時代的理解去重構歷史的，歷史的細節與現實的理解往往有相通之處。陳廷敬作為康熙朝50余年的名相，其揭時弊、倡清廉、恤百姓之多個細節，為作者所特別描述。人們最受感染的，往往是主人公濟世救民的情懷。

    同一本書，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閱讀角度，而理解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筆者曾在民政部救災救濟司擔任過八年司長，參與了汶川地震救災應急管理全過程。本書給我的第一個震撼首先是作者對于陳廷敬救災見解的陳述。作者將歷史的真實性納入作品，典型塑造的同時著墨行政管理技術的細致描繪，這是一部文學作品的難得之處。清朝自然災害管理，尤其是康乾時代，其財政十分之一往往拿出來救災，并且形成較為細致的救災標準，救災的程序性管理優于前朝歷代，這是災害史學界的一個發現。但是，將清代災害健全管理的過程通過生動的典型來描述，從行政管理技術細節上進行細膩的過程分析，使文學作品帶有歷史細節的真實，確屬難能可貴。“地方上受災，清查災情，大約需要費時三個月。從省里上報朝廷，大約費時三個月。朝廷審查，大約費時四個月。朝廷又命各地復查，又得花三個月時間。再等朝廷救濟錢糧，至少得一年半，有時會拖至兩年。”(《大清相國》，第174頁)這一生動的描寫，將災害行政管理的弊端描述得如此清晰，給人以深刻的啟迪。而其改革的思路，則更值得注意，這個辦法就是救人為主，盡速報災，火速下撥救濟錢糧，然后再進行核查。而不是先行核查，各級周旋，拖延時日，然后下撥救濟錢糧。其實，即使發生在2005年前后的我國救災四級應急響應體制建設的基本原則，也是同樣的邏輯。

    國家管理，金融為要。在古代，鑄錢時輕時重，往往因情勢而定。但書中所寫的康熙朝的制錢輕重，卻有著關乎國家安危與民生的重要性。古代以銅制錢，銅價與錢的輕重，客觀上有著基本關聯。清代市場經濟發達，銅錢過重，就存在著將銅錢化銅以賺銀兩的可能。但朝廷決策，往往沿襲舊制，再加上個別官員圖謀私利，反而使一些積弊日益加重。即使帝王出于好心，做出決策，往往會產生事與愿違的效果。如何將如此技術性的管理化為翔實的細節呈現出來，客觀上具有相當大的挑戰性。在作者筆下，關乎清廷命運的這場幣制改革，包括工匠的工錢測定與各個環節的管理，所有細節，計算得相當精確。人們閱讀這部作品，某種程度上相當于在學習古代的金融知識。在這里，文學與專業知識的融合，簡直是天衣無縫。

    中央與地方關系，特別是皇帝與地方大員的關系，是本書刻畫的一個重點，但作者卻開辟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定位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同時跳出傳統意義的反腐敗邏輯。在中國的體制中，如何管理遼闊的疆域，是一個相當大的政治挑戰。秦漢以后，體制基本定型，清代并不例外。由于實行中央集權，地方又要處理許多特殊事務，往往需要進行各類權變，同時又會自然生出一定的行政創新。朝廷如何看待地方的創新，中央權力與地方之間如何形成較為良性的互動機制，是該書所探索的又一個重點。書中所描述的山東、山西、云南、浙江四省的案件處理，屬于四個不同案例，又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層層深入。通過系列的典型案例告訴我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缺乏公開競爭的體制中，如何才能展現一個地方官員的才能？迎合上意，調整管理，甚至造假違法，以矯俗干名，在官場中屢見不鮮。書中的幾個案例，重點恰恰不是描寫腐敗的地方官員，而是不腐敗甚至十分清廉的官員，只為了自己的仕途，違規違法，淪為誤國害民的大奸。作者告訴我們：做官的貪利只是小貪，貪名貪權才是大貪。

    康熙一朝，平定三藩，收復臺灣，拓展疆域，文治武功，數不勝數。在這些事件中，毫無疑問，陳廷敬都是重要的參與者。但作者不取宏大事件，而取牽涉國家管理至關重要的體制問題，以全新的視角來分析，以鮮明的形象來展現，蘊含著深邃的政治哲理。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曾任民政部救濟救災司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