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不是舶來品。詩經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已讓人想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的深厚淵源。《天工開物》則堪稱凝聚中國古代科技文明的工匠寶典，甚至對西方工業革命產生過重要影響。但為什么今天我們說起工匠精神時，第一反應卻是日本制造、德國制造？ 什么是真正的工匠？今天我們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怎樣才能培養出工匠精神？當人人言必談工匠之時，不妨追根尋底多問幾個為什么。

    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正成為“智造中國”新時代的品質追求，它關乎一個國家的工業文明。其實每一個人面對自我和世界，都需要那么一點兒“工匠精神”。也許每個人的“工匠精神”答案不一樣，惟愿你的所讀、所思、所行，都能照見一種格物致知、其心誠意的生命哲學和人生信念，相信每一份待物遇人的專注與真誠，回饋的都是內在生命的充實與幸福。 

    故事

      一流的匠人，人品比技術更重要

    秋山利輝

    只要反復練習，任何人都能掌握一門技術，但心性卻無法通過這種方法提升。我之所以對似乎已過時的“學徒制” 情有獨鐘，就是因為如此。我認為，只有經過集體生活，才能培養替人著想、關心他人的心，以及感恩的情感。其中，最重要的是孝心，不孝順的人也不能成為一流匠人。

    直到昭和初期的時候，日本的大家庭還很普遍，和祖父母一起生活是理所當然的，兄弟姐妹也很多，一個屋檐下住十幾口是很常見的事。尊敬長輩、遵守規矩、照顧手足、維護和睦關系、遇到困難時互相幫助……這些教養在家庭中自然形成，因為如果只顧自己，就無法在人數眾多的家庭里生活下去。在這樣的家庭里，教導禮儀是奶奶的工作。從筷子的舉起、放下，到與人寒暄、回話的方法等，過去即使是很小的孩子，在人前的行為舉止也都很大方得體。 

    然而，經過戰后經濟高速成長之后，日本開始步入小家庭時代。孩子變少的現代家庭，雖然有了隱私，但由于父母沒有接受良好的教養熏陶，當然也不可能給孩子充分的教養或家庭教育。此外，雙職家庭變多了，沒有人好好糾正孩子的偏差和任性行為。

    沒有經歷過集體生活的人，不會關心別人，也不會為他人付出。所以，一旦長大進入社會，很多人就成為別人的困擾。

    在中學畢業后，我因為偶然的機會，經歷了當時已將滅亡的“學徒制”。在五年集體生活中，我學到的不只是家具制作技術，還有作為工匠應有的行為舉止。我之所以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都是托“學徒制”的福。

    我自認為不是個聰明伶俐的人，在小學和中學時， 因為我姓秋山，點名總是第一個被點到。無論是國語課還是英語課，最先被老師叫起來的總是我。但那時我還不識字，只能默不作聲，于是老師就讓我一直站著。又因為我家境貧窮，買不起紙筆，直到初中二年級，我才學會用漢字寫自己的姓名。

    功課不好，那么總該有其他方面的長處吧？比方說，跑得快，或者擅長音樂之類的？可惜的是，我中學畢業的時候，連跳箱都沒有跳過去，長跑也比別人整整慢了一圈。此外，我也不會畫畫，還笨嘴拙舌，這樣的我在十六歲時，竟然有機會能到大阪的木工廠上班，所以我尊敬師傅的一切，對師傅說的話言聽計從。

    掌握一門專業技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和師傅住在一起，24小時朝夕相處、一起吃飯睡覺，他的一舉一動我都看在眼里。在如此奮力的學習期間，我就像吸水海綿一樣，一點一點地吸收技術，本領也逐步提高。

    這樣的環境，不是自己想要就能夠遇上的，為此，我唯有感謝把我送上這條學藝道路的父母和周圍的親朋們。

    （摘自 《匠人精神——一流人才育成的30條法則》）

      溯源與對照

     《天工開物》：

  1637年，一位中國窮教師的“旁門左道” 

    1637年，明崇禎十年，《天工開物》付梓刊行。作者是江西人宋應星，一位郁郁不得志的教師。他窮，靠一位朋友的友情贊助才印出了這本書。書刊發后也沒有太多人搭理，連他自己也在前言中自嘲地說：追求功名的文士，可以把書丟在桌子上，因為它和求取功名，一毛錢關系也沒有。 

    這句話里有牢騷，也有睨視傳統、不隨波流的小傲氣。在時人看來，18卷的《天工開物》記錄的不過是些“雕蟲小技”，走的是“旁門左道”。此書數百年來寂寂無名，直到民國初年，才有國人在日本發現《天工開物》的重印本，并把它帶回國內。好在時光是公正的法官，今天宋應星被稱為“中國的狄德羅”，《天工開物》則成了“世界百科全書之祖”。因為它，我們才得窺全世界都高山仰止的古代“中國制造”那些幕后操作的秘密：書中記載了明朝中葉以前中國古代的各項技術，并附有121幅插圖，描繪了130多項生產技術和工具的名稱、形狀、工序。豐富之外，是難得的精準：有的插圖注明工藝關鍵，具體描述生產中各種實際數據，重量準確到錢，長度準確到寸。    

    與刊發后在本國遇冷不同，在歐洲和日本，《天工開物》是一本很“寶貝”的書。17世紀末，《天工開物》傳到了日本，成為日本生產技術的基礎圖書，并興起了“開物之學”風潮。至今日本幸存的《天工開物》古籍版本比中國還多。 兩百年后的1837年，法國漢學家儒蓮把《天工開物·乃服》的蠶桑部分，加上《授時通考》的蠶桑篇，譯成了法文。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讀后稱之為“權威著作”，他還把中國古代養蠶技術措施作為論證人工選擇和人工變異的例證之一。

    據不完全統計，《天工開物》一書已在全世界發行了16個版本。

     《工開萬物》：

    2015年，一位德國女漢學家的提醒

    “宋應星寫《天工開物》是對當時皇帝任用機會主義者的回應——沒有真才實學的人獲得了聲譽和高職位，但有真本事，像他這樣有才華的人反而被冷落。”

    300多年后，有位名叫“薛鳳”的德國女漢學家在她的一本圖書中，如此猜想。

    薛鳳因為喜歡研究中國皇帝的絲綢衣服，而與中國科技史結緣。她寫的這本書名叫《工開萬物》，2015年在中國出版。很顯然，書名就是向《天工開物》致敬。天工開物，隨物賦形。這位德國女人不僅讀懂了宋應星的內心世界，更發現了古代中國制造背后的神韻獨具：“因為他不是簡單地記錄工藝過程，而是在這些工藝和技術的實施中看到其普遍性原則，那也是一種宇宙秩序。”

    頗有意味的是，也是在1637年，在地球的另一側，法國人笛卡兒匿名出版了《科學中正確運用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論》。這本書被認為是近代哲學的宣言書，樹立起理性主義認識論的大旗。由此，西方逐漸走上以科學實踐為基礎的產業技術革命，寫下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光輝篇章，成就了今天的西方世界。《天工開物》所代表的中國技術與工藝知識，曾推進和影響了西方工業革命時代的技術發展。但在它的本土，它們貼著不入流的標簽，時光也似乎停滯在農耕的田園深處，未能開出工業革命的艷麗花朵。今天，它沉淀與凝聚的真正富有生命力的部分，還未被完全激活。

    當日本制造、德國制造幾乎已成為“工匠精神”的代名詞，德國人薛鳳對《天工開物》和宋應星的再解讀，或許也是在提醒我們重溫歷史并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工匠精神？（寧君）

     他山之石

     沒有一流的心性，

    就沒有一流的技術

    譚山山

    秋山利輝是近期在中國人氣最高的日本匠人。他27歲創辦“秋山木工”，這一生中做過的最受推崇、同時也備受質疑的事，便是在自己公司附屬的“秋山學校”推行嚴苛的學徒制度：

    被錄取的學徒不許用手機；除了8月盂蘭盆節和正月共10天假期，不準見家人；禁止談戀愛；禁止挑食（因為挑食的人往往會挑人、挑工作）；禁止接受父母寄來的生活費及零花錢（用自己辛苦掙得的薪水去買被視為“木匠生命”的工具才會感動）等等。

    秋山的匠人哲學是：有一流的心性，必有一流的技術。“如果有了這種人性的東西，就會進入高峰，如果只是技能上突破，是沒有神明幫助的，因為沒有德行，就會有局限。所以說，真正頂尖的人、大師級的人，都是‘德’在前面。”他甚至會引用王家衛電影《一代宗師》里的一句話來說明：見自我，然后見天地，最后見眾生。

    描述“職人精神”也一向是日本文藝作品熱衷的題材。以當紅女作家三浦紫苑為例，她的數部作品都體現了既執著又專注的職人精神：《編舟記》中，馬締光也和同事們沉下心來，用二十年時間編一部字典；在《多田便利屋》中，即便是看起來廢廢的多田，也有著作為便利屋老板的職業精神——哪怕客戶委托他記錄一天內公交車到站的班次，他也一絲不茍做好，還順帶幫別人把院子掃干凈。他們的工作，看上去既瑣碎又乏味，卻正是日本文化所推崇的。

    正是這種職人精神，賦予了“日本制造”某種神圣的光環。“德國制造”獲得世界性聲譽也是因為同樣的道理。

    學者輝格在《沐猿而冠》中寫道：“在專業價值觀上，中國和日本恰好處于兩個極端。日本的匠人文化可謂專業價值觀的典范，而在士大夫文化中，‘匠人’是個貶義詞。在日本，即便是一些不入流的行業，照樣可以做得兢兢業業、一絲不茍；而在中國，即便那些戴著專家頭銜、被認為很體面的行當，也普遍缺乏專業精神。”他進一步分析，認為造成這種反差的最明顯原因，在于社會流動性的不同：

    “古代日本貴族實力強大，等級森嚴，奈良時代雖一度模仿唐朝推行科舉，但影響很小并很快荒廢，百年內所取進士只有數十人。沒有科舉系統或周期性王朝更替所創造的流動性，各階層只能安于由出身所給定的職業身份，長此以往，各階層和各行業便形成自己的傳統和價值體系，個人在其中追求完善和提升。”

    “匠人精神的一個要點是，少問‘why’多問‘how’，在追問鏈條上別走太遠，及早接受某些使命為自己‘分內’之事并努力將它做好，不花太多功夫去回答一連串追問以構建一套哲學說辭來合理化自己所遵循的道路。奉行這樣一種生活和工作態度的民族，比較容易在上層價值取向被完全替換之后，迅速為自己重新找到‘分內使命’，并以同樣的專業精神去加以執行，在工作中獲得某種神圣感、滿足感。”這就是日本職人文化興盛的歷史原因。

    20世紀50年代，日本迅速從二戰后的一片死氣中復活，并開始締造“日本制造”的美名，便是職人文化背景發揮了作用。

    1988年，美國學者理查德·桑內特和太太受邀訪問解體前夕的蘇聯。他們得到了參觀莫斯科郊區的機會，桑內特發現，這些住宅小區的設計不錯，但“政府一直無法命令工人高質量地完成任務”。桑內特問起這些建筑為何如此破敗，導游回答：“人們——總體而言——并不在乎，他們失去了責任心。”

    但桑內特發現，就在蘇聯江河日下的那幾十年里，同樣實行計劃經濟的日本卻蒸蒸日上。“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日本人展現出了在生產中創新的能力，讓該國從二戰后一片死氣中復活過來。比如說在20世紀 50年代，日本人大規模地生產廉價而簡單的商品；到了20世紀70年代，他們已經制造出價廉物美的汽車、收音機和錄音機，還有能派上特殊用途的精鋼和鋁材。”

    桑內特說，“嚴格按照高標準工作，在這些年為日本人提供了一種相互尊重和自我尊重的感覺”——日本的汽車產業就在那些年里崛起，其中包括以匠人精神著稱的馬自達。在馬自達的設計環節，有大量手工制作的加入。他們認為，只有實體的設計模型，才能展現出不同角度的光影變化，這是平面或電腦設計不能展示的。

    （選摘自微信公眾號“日本物語”）

    延伸閱讀

   《我是匠人》 

    鄭又鉉 東方出版社 

    講述了韓國企業家鄭又鉉創業建立Mr.Pizza直至事業頂峰的全過程。全書融入了“真誠戰勝一切”的信念，鄭又鉉宣告“我希望自己是一個匠人。我非常喜歡‘匠人’這個詞，在我看來，‘匠人’就像是榮譽勛章。”

      《摩托車修理店的

    未來工作哲學》

    馬修·克勞福德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是美國一位擁有哲學博士學位的摩托車修理工。書中推崇的“工匠精神”，顛覆了鄙視體力勞動者的傳統教育價值觀，以一個新的視角重新探索和思考人類生活與工作的意義，讓人們見識到手工行業與工匠精神的榮耀回歸，也揭示了一種更豐富、更充實的生活方式。

      《工匠精神》

    亞克力·福奇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從美國的第一位工匠富蘭克林開始，講述了工匠精神在美國如何從萌芽走向愛迪生時代的高峰，如何隨著工業的發展陷入低谷，又如何憑借新一代工匠得到復興的歷史。工匠精神如同一臺不知休止的發動機，引領著美國成為“創新者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