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現代作家傳記的寫作出現了頗為興盛的局面，一些現代文學史上重要作家的傳記相繼問世，引起人們的矚目。我覺得，這林林總總的傳記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學術性傳記。它們基本上是由作家生平思想與創作道路兩大塊焊接而成，因而常常冠之以“評傳”的稱號。這類傳記的作者主要遵循中國傳統的客觀、實錄的修史原則，力求材料真實詳盡，論述準確公正，較少主觀議論和想象，語言表達上惜墨如金，結構上基本采用人物編年的方式，平鋪直敘。總之，這類傳記的科學性和學術性是不容置疑的。另一類是文學性傳記。它們逐漸摒棄了“兩大塊”的組合模式，對作家的創作特征和具體作品較少評述，而把主要筆墨集中在作家生平經歷的描敘和作家性格氣質的刻畫上。傳記作者在不違背史實的前提下，調動了多種藝術手段來增強傳記的感染力，使其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因此，這類傳記已由學術性向文學性演變，開始向真正的傳記文學回歸。其中凌宇著的《沈從文傳》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它在文學性傳記的寫作方面進行了可貴的探索，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一部文學性傳記的首要任務，莫過于塑造出一個真實可感、血肉豐富的傳主形象，而《沈從文傳》的最大成功正在于它圓滿地完成了這一任務。這部傳記真實細膩地凸現了沈從文漫長而又曲折的人生足跡：從生于斯長于斯的湘西世界中走出，在都市社會里歷盡人間酸辛和掙扎，終于成為一名現代著名作家和學者，又在政治的風浪中幾經坎坷與沉浮。傳記更將藝術的筆觸伸向了沈從文深層的內心世界，展示了一個既倔強又柔弱，既自尊又自卑，既超然澹泊又執著入世，既具有哲人式的聰慧又始終保留著“鄉下人”氣質的豐富而又復雜的靈魂。應該說，這已不僅是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中的沈從文，而是經過傳記作者精心創造的藝術形象了。

　　沈從文的人生經歷固然是曲折的，但我覺得它又是平凡的，并沒有多少“傳奇”色彩可言。他從未置身于政治斗爭的漩渦中心，也沒有干過一番轟轟烈烈、叱咤風云的事業。他早年所經歷和聞見的那些事情，在外部世界的人們看來雖然是傳奇的，可在湘西世界卻又是平常而又普通的。他后來所遭受的政治上的波折，在同時代人中也并不鮮見。因此，要寫沈從文，無法像寫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那樣可以把人物放在重大的社會政治矛盾沖突中去加以塑造，而更多的只能依賴于日常生活細節的描繪。這些細節如用史家的眼光來看，也許是無足輕重、不屑一顧的，而從文學的角度來審視卻至關重要，它們對于刻畫傳主的性格是不可或缺的。傳記作者精心挑選了許多生動的細節，從各個側面來展示沈從文的性格特征。比如，寫孩提時代的沈從文，作者非常詳盡地描寫了他如何打架、逃學、捉蟋蟀、偷偷下河游泳、擲骰子賭錢、說下流野話，活脫脫地勾勒出了一個生長在湘西土地上的蠻野的頑童形象。又比如，寫沈從文生平第一次登臺授課，他原以為成竹在胸，未帶教案和教材。沒想到站在講臺上，面對黑壓壓的一片人頭，他竟慌張得在講臺上呆呆站了近十分鐘而講不出一句話。后來，他終于開口了，但預定一個小時的授課內容在匆忙中十多分鐘便講完了。最后，他只得窘迫地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這一細節便非常傳神地寫出了沈從文當時作為一個剛剛成名的青年作家所具有的急于表現自己，爭取社會承認的心理，以及他那刻骨銘心、無法抹去的“鄉下人”的自卑和可愛的直率。還有一個細節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是“文革”初期，沈從文有一次到博物館的院子里拔草，院墻外的天安門廣場上，又一次群眾批判大會正在舉行，鼓動的聲浪鋪天蓋地般地襲來。而沈從文卻在院子的一角發現了一株在深秋的寒風里微微抖動的秋葵，它楚楚可憐，又生機盎然。從這朵小花身上，他仿佛觸到了生命的律動，感到了生命自身保有的那份鎮定與從容，于是，身外的躁亂消失了，心靈的空間一片謐靜。不管這一細節是否真實，它卻是塑造沈從文形象的重要一筆。它表明沈從文已經達到了心恬體靜，處變不驚，對世事滄桑靜觀默察，對歷史巨變超然灑脫的人生境界。應該說，成功的細節描寫，不是熱衷于披露一些傳主鮮為人知的逸聞趣事或愛情隱私，而是要有助于傳主性格的呈現。在這方面，《沈從文傳》提供了很好的經驗。

　　如果說細節描寫已經為一些傳記作者所重視和采用，那么，心理描寫就常常被他們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因為在這里，更需要大膽而合理的藝術想象，更依賴于對傳主內心世界準確而深刻的洞察，也更見出傳記作者的藝術才華。這是為那些主張通篇用事實說話，無一字無來歷的傳記作者所不愿為也無法為的。《沈從文傳》的作者似乎不滿足于僅僅從外部去透視傳主的性格，而更喜歡徑直走進傳主的內心，直接剖析傳主那復雜、微妙的心靈歷程。《權衡與抉擇》一節寫沈從文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已經開始覺醒，正處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重大抉擇：是留在湘西，渾渾噩噩地過一輩子，還是走出湘西，去追求新的社會理想和人生價值?在這里，作者毫不吝嗇筆墨，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解剖沈從文內心的矛盾和沖突，揭示了沈從文之所以走出湘西世界的心理動因：“知識和權力相比，自己愿意獲得知識，放下權力。”正是這一抉擇，使沈從文跨出了他一生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步，開始了他此后無法逆轉的人生旅途。傳記寫了曾發生于1949年的沈從文自殺事件，作者沒有大肆渲染這一事件的細微末節，而是著重描寫沈從文當時迷亂、恐懼的心態：

　　生命內部起了強猛的旋風，出自生命深處的憂患與恐懼正在加重。靈魂陷入茫茫迷霧之中，前不見燈塔，后不見陸岸，理智開始迷亂，神經在高度緊張與自恐自嚇下，承受不了這沒完沒了的強大張力，終于呈現出病態特征。迷亂中，他仿佛聽見遠處有人向他呼喊：轉來吧，你這個鄉下人!你逃脫不了命運的安排，湘西才是你最后的歸宿!

　　總之，作者在許多地方運用了小說全知敘事的方式，根據沈從文的性格和當時特定的情境，大膽地馳騁想象，自由地剖析人物心理，這既顯得合情合理，又深化了沈從文性格的塑造。此外，作者還巧妙地借助于沈從文本人的文字，來構筑他的精神世界。如《海邊的孤獨》一節便參照沈從文的《水云》一文，表現了沈從文對人生的必然與偶然、理性與情感、可知與不可知的抽象思辨。《燭照抽象人生之域》一節也大量引用了沈從文《燭虛》《云南看云集》等散文集中的文字，描寫沈從文在同大自然的交往默契中，感受到大自然的深沉韻律，思索著人生的意義、生命的真諦和民族性格的重造。這些描寫無疑使沈從文的精神境界獲得了一種升華，使之呈現出立體的、多層次的景觀。

　　除了寫出了一個血肉豐富的傳主形象之外，《沈從文傳》的氛圍描寫也很有特色，它不僅有助于傳主形象的塑造，而且還獲得了獨立存在的意義，增強了傳記的文學色彩。我把《沈從文傳》的氛圍描寫分成三種。一是時代氛圍的描寫。這是一般傳記作者都十分注意的，但《沈從文傳》的作者不是孤立地介紹人物生活的社會歷史背景，而是突出時代氛圍對沈從文性格和命運的影響，寫出了20世紀中國每一次歷史轉折，都在沈從文的人生足跡和心靈歷程上打上了深重的印痕。沈從文曾力圖超脫，力圖使自己置身于時代和社會的大風圈外，可時代和社會卻緊緊揪住他不放，它們按照自己的意志在鑄造著他，摔打著他，這實在是沈從文人生的一大悲劇。另外，傳記作者也不是用歷史教科書式的筆法去記述當時發生了哪些重大歷史事件，而是常常用一些具體可感的事例來點染氛圍，以小見大。例如，抗戰勝利了，作者沒有抽象地概述當時那種舉國狂歡的氣氛，而只寫了一件小事，就是一位與沈從文住在同一個村子里的加拿大老人，拿著一個搪瓷面盆發瘋地狂敲，各處跑來跑去地報告抗戰勝利的消息。這樣一個微小的景觀，就把當時人們歡慶勝利的心態和氣氛形象地映現了出來。這種時代氛圍的寫法才真正是“文學”的，而不是“歷史”的。二是文化氛圍的描寫。傳記作者不僅將沈從文放在時代潮流中來描寫，而且還將他放在更深廣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傳記的第一章《在別一個國度里》尋根究底地探尋了湘西和苗族在悠悠歷史歲月中所遭受的悲慘命運，闡發了來源于古老的“巫鬼文化”的湘西本土文化的豐富內涵，描寫了湘西那塊奇異土地上的淳樸、強悍而又愚昧的民俗人情，而這些正是培育著沈從文這棵大樹的深厚土壤，沈從文終其一生都保留著湘西苗族文化所賜給他的人生哲學、審美情趣和認知方式。應該說，假如傳記不寫這一章，對全書的結構似乎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有了這一章，便使全書具有了一種凝重的歷史感和文化感，它仿佛是一首悲愴的序曲，奠定了全書的基調，預示著沈從文那悲劇性的命運和性格。在以后的一些章節中，作者繼續渲染著湘西古老而獨特的文化習俗，把讀者帶進了一個新鮮、神奇的世界，開闊了人的視野，給人以美的享受。此外，作者還始終注意從中西文化相互撞擊所形成的“合力”中來表現沈從文思考社會、人生、文學等問題的獨特方式。這些都表明作者是站在一個更高的文化歷史哲學的層面審視和塑造沈從文，而這正是一般傳記作者所沒有做到的。三是自然氛圍的描寫。可以說，傳記作者用濃墨重彩潑灑出了一幅幅湘西的自然山水畫卷，他既寫出了湘西山水所具有的恣肆放縱的原始情調和蠻荒性，又寫出了湘西山水溪流縈回、群峰競秀、怡然澄明、優美和諧的一面。傳記中的許多寫景文字極富文學意味，甚至堪與沈從文本人的作品相媲美。當然，作者的景物又并非游離于人物性格的刻畫之外，它最終還是為人物服務的。作者之所以花了那么多筆墨來抒寫湘西的自然山水，這一方面是為了構置沈從文生活的自然地理環境，但更重要的是為了強調湘西自然山水陶冶了沈從文的人格和情操，使他一輩子同大自然心心相印，與之保持一種親和關系，使他常常在與大自然交往的一瞬間，頓悟最精深的生命隱微。在現代中國作家中，像沈從文這樣縱浪大化之中，達到天人冥契境界的實在為數不多。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稱沈從文是“自然之子”。

　　談到《沈從文傳》的文學性，是不能忽略它那生動優美、飽蘊情感的語言的。《沈從文傳》的語言，除了一些議論、考證、辨析的文字之外，基本上屬于文學語言，它為全書增色不少。語言優美，富于抒情意味，這原是凌宇的長處，試讀他的那些研究文字，都充分地顯示了這一特點。在《沈從文傳》中，凌宇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優勢。傳記的敘述語言很有文采。這種文采決不僅僅意味著遣詞造句的漂亮，而是在文字的背后涓涓流動著一種內在的詩意，透露出作者橫溢的才氣。它一掃許多傳記所無法克服的語言枯燥乏味，充滿學究氣的毛病。在傳記中，作者還大量運用了對話藝術，這些對話有的是從沈從文作品中衍化出來的，更多的卻是作者合乎情理的虛構。他把小說的虛構同傳記的真實結合在一起，既達到了更高程度上的真實，又使傳記更具文學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將電影藝術中常用的“旁白”手法也運用到了傳記的寫作中。這些“旁白”或抒情，或議論，或剖析人物內心隱秘，常常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增加了傳記語言的抒情性和哲理性。

　　應該說，《沈從文傳》的文學色彩從沈從文本人的作品中獲益不少。沈從文寫過不少自傳性的文字，如《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湘西》等等，這些都是極優美的散文作品，它們為傳記作者提供了豐富的人物行狀和心理活動的細節，提供了大量的湘西風俗人情、自然景致的描寫。傳記作者幾乎是整個地把這些作品搬進了《沈從文傳》中。但是，作者卻進行了創造性的生發，他把沈從文的文字巧妙地糅進、融化在自己的行文中，竟然顯得非常自然，宛如出于同一人之手筆。這正說明傳記作者具有著與沈從文相近似的性格氣質，具有著十分可貴的文學才華。如果說，《從邊城走向世界》顯示了凌宇作為一個學者的深厚功力，那么，《沈從文傳》則顯示了凌宇文學創作的潛能。我以為這種潛能對于凌宇來說同樣是不容忽視的。

　　作為一部文學性傳記的探索之作，《沈從文傳》當然還有可供我們進行“挑剔”的地方。這主要表現在凌宇并沒能完全擺脫中國傳統傳記的史學化傾向，并沒能真正超越今人傳記寫作的固定模式。凌宇并不敢對中國傳統傳記的史學精神背離太遠，他仍要顯示出自己并不匱乏史學的興趣和考證的功夫。在傳記中，他對沈從文與丁玲、胡也頻三人是“同住”還是“同居”的考證，對沈從文與魯迅三次論爭情況的介紹，以及對沈從文與“戰國策派”之間關系的辨析，都有些失之瑣碎，都只是停留在對傳主進行政治道德層面的評價，而未能觸及人物性格的深層領域。另外，凌宇還多少受到今人傳記寫作思維定勢的影響。《沈從文傳》的整體構架仍是編年體的，仍是按照傳主生平經歷的時間先后來組織的，并沒有大的突破。而作為一部文學性傳記，理應在結構上更自由些，不妨打亂、切割時空，使傳記更戲劇化、更引人入勝些。凌宇曾說他試圖在傳記中將文學描述與學術考證糅二為一。幸好他的詩人氣質和文學才能壓倒了他的史學興趣和考證功夫，這樣，才使得《沈從文傳》以現在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

　　我們目前太多學術性傳記，而太少文學性傳記。我總以為傳記的主要價值不在學術，而在文學。畢竟探討作家的思想與創作的任務可以由研究專著和論文去承擔，考證作家某些生平史實的工作可以由史料學去完成，而調動一切文學手段，塑造出一個有血有肉、個性鮮明的傳主形象，才是傳記所應追求的根本目標。我們也許應該記住羅曼·羅蘭在《貝多芬傳》的序言中所說的一段話：“今日會有人在這支頌歌里面尋求以嚴格的史學方法寫成的淵博的著作，對于他們，我不得不有所答復。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時間。……但《貝多芬傳》絕非為了學術而寫。”我們的傳記作者應該有羅曼·羅蘭式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