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20日是中國現代文學館黃金演講月的壓軸戲，我們請來了臺灣箸名詩人、學者、散文家、翻譯家余光中先生。演講開始前由于大廳早已坐滿聽眾，稍晚的聽眾只好站立在大廳后面及兩側。當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員陪同這位專程受邀從臺灣來京演講的余光中先生進入大廳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9時30分，主持人傅光明先生首先介紹說：這次演講我們請來了海峽對面著名詩人、學者、散文家、翻譯家余光中先生，他被梁實秋先生稱之為“詩文雙絕”的學者，“成就之高一時無兩”。今天他的講演題目是“創作與翻譯”。年逾七旬、精神矍鑠、充滿活力的余光中先生在一片熱烈掌聲中開始了他的演講：

　　我非常高興，從臺灣來到北京，在這個文學殿堂作學術報告。我從事文學創作半個世紀以來，積累了一些經驗，對翻譯工作也很感興趣，搞了幾十年，也比較熟悉。在切入正題之前，先談一點往事。我1947年考入南京大學外文系，當時我考取了5個大學，其中包括北京大學，有一種自豪感，至今我還保存著那份油印的北大錄取通知書。由于當時打仗，津浦路中斷，未能到北大報到。一年以后我轉入廈門大學讀書。1949年，我從鼓浪嶼登船離開大陸，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從我在南京大學寫第一首詩至今，出了18本詩集。我在臺南住所的房間正好對著海峽。我的第18部詩集《高樓對海》完成時，正好是我寫詩50周年(1948—1998)。于是在《高樓對海》的序言中寫道：“五十年前，我的第一首詩，《沙浮投海》寫于南京。那窗口對著的卻是紫金山。好久好遠啊，少年的詩心，只要我一日不放下這支筆，那顆心就依然跳著。”為什么我幾十年放不下這顆詩心呢?因為那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詩心。中華民族從有記載的《詩經》起到現在2700多年中，有那么多人在寫，他們是什么人，為什么要寫詩?

　　一.詩人何物?古今中外的定位

　　詩人具有獨立性、創造性。我們以西方的文學史來回答這個問題。英文的詩人是poet，它是從希臘文來的，意思是“創作者”。從廣義上講類似中國的造物、造化。拉丁、斯拉夫、日耳曼這三個語系的詩人一詞，都從希臘文來的，引伸的，解釋為造物者。柏拉圖說：理念造就萬物，萬物是理念的模仿，詩人是理念的模仿再模仿。中世紀的教會對此有不同看法，詩人遠離它，寫感情的東西，歷史學家創造美，詩人他投入心機來創作作品，詩來自詩人的心機。

　　唐代詩人李賀在一首，《高軒過》的詩中寫道：“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多么大的氣魄，真是一個年輕的天才詩人，是他的心機所致。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認為人生是模仿的藝術。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奈的風景畫很漂亮，我們在形容所看到的美麗風光時，可以說像莫奈的畫一樣漂亮，說某小姐既文雅又漂亮，可以說她像《紅樓夢》中的林黛玉一樣，某人魯莽說他像張飛，李逵等等。離開了作家，藝術家，我們很難描述人物。

　　西方說到詩與東方的觀念不一樣。亞力士多德認為詩比歷史更富于哲理，可創造個性更完美的人物，可以從外表看到里面。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這段話，把詩的社會與人的功能都表達在里面了。

　　200多年前英國的浪漫詩人雪萊說：“詩可以參永恒，贊無限。”“未經爭論的世界之立法者。”近兩百多年，詩人的創作受到了很大的阻礙。現代詩人費拉斯說：“詩只不過是讓小孩不看電視，老人不再上酒館。”這位詩人給詩的格調雖然低了些，但做到讓小孩不看電視，老人不上酒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天方夜譚》講述的是：蘇丹王每天娶一個女子，第二天就把她殺掉。后來有一位被蘇丹王娶來的女子，給蘇丹王講故事，當故事講到高潮時，她不講了，蘇丹王為了知道故事的下情，就不殺她了，到第二天講故事她仍然這樣做，故事講了一千零一夜。而現在，我們是讓蘇丹王天天看電視連續劇。

　　二.詩之為用

　　現代詩對人、對文學、對文化如何理解，那要看詩人的素養如何。真正的詩人第一要保持民族的想像力；第二要保持民族的表現力，這種表現力體現在運用本民族的語言上。民族產生作家，作家必須保持想像的活力。而想像就是好奇的同情，是人道主義的同情。人在宇宙之間看到萬物，進而與之溝通，從廣義講詩是宇宙最開放的一顆星。詩的審美在于把混沌不清的世界理出頭緒來。哲學家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但詩人更富于想像力。

　　我國大文學家蘇東坡那首燴炙人口的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詩表面上講游山，但透過游山悟出一個道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以自然指導人生的各種情況。

　　我在香港中山大學教書時寫了一首《山中傳奇》：

　　落日說黑蟠蟠的松樹林背后

　　那一截斷霞是他的簽名

　　從焰紅到燼紫

　　有效期間是黃昏

　　從落日的晚霞聯想到銀行在支票上簽名的人，簽名的有約時間是黃昏。

　　林語堂先生在一次演講中說道：我今天的演講不會很長，因為演講要像跟女人的迷你裙一樣，越短越好。

　　詩的表達有各種手法，擬人、擬物、比喻、象征、夸張、…… 這種修辭使想像力變得廣闊。詩光憑想像力是不夠的，還要有充分的表現力，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完成作品。想像力是能量，而具有高能的不只限于詩人，還有宗教家、哲學科學家、革命家等，而詩人還具有獨特的表現力。這相當于物理上“能力與功”的關系。

　　再說說語言的彈性，文言、白話與俚語的運用。

　　創作應遵循民族語言及規律和習慣，以李白的兩首詩為例：李白在《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云》寫到：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詩氣勢飽滿，蓄以待發。又如李白的《蜀道難》：噫吁乎，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詩開始氣勢很足，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第二個難字是民族語言的維護者。

　　蘇軾的《書韓干牧馬圖》寫到：“四十萬匹如云煙，騅駓骃駱驪騮騵”。四十萬匹馬如同云煙，是一種氣勢和比喻。又如歐陽修的《再致汝陰》：“黃栗留鳴桑葚美，紫櫻桃樹麥風涼。朱輪西愧無遺愛，白發重來似故鄉。”

　　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表現一種音樂感性美。還有彈琵琶的動作：“輕攏慢捻抹復挑，”是那么的真切感人，把聽覺、視覺及時代的感覺都寫出來了。

　　我們應該讀些文言，當代人并沒有擺脫文言，因為它具有言簡意賅，切中意要的效果。如莊子說：君子之交淡如水。文字明了，含意深幽。一位好的作家在詩中從頭到尾不用成語是難以想象的。我寫詩，寫散文或搞翻譯用了不少文言。文言用得好，可以使白話文多樣化，如同平面中出現了浮雕，引我們產生美妙的回味，有一種追憶、回憶的情感。

　　方言和俚語也可以入詩，入散文。我的詩《火心姑》就使用了方言和俚語，突出了詩的地域特色，提高了詩的意境。我主張：白以為常，文以應變，俚以見真。

　　對于作品中用外語問題，我也做過嘗試，我在散文中用過一些，詩中用得比較少。記得民國初年，梁啟超在文章中用過，這主要看效果，梁啟超的時代與現在大為不同了。

　　其他文藝形式如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等可以全球化。如梵高的畫，李可染的畫用不著翻譯；帕瓦羅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的歌唱，全世界都能欣賞。而文學最富于民族性，因為它是用語言寫成的，而語言有它的地域性、民族性、社會性。

　　在文化界時常談起“諾貝爾文學獎”，普遍認為那是西方的文學獎，偶爾也評上一、二個那只是一種點綴而已。在這個權威的18個老頭的評委中，只有一個懂中文，這對我國的中文作品是很不公平的。因為中文作品翻譯成英文、法文等，意思可能就變了，起碼不能完全體現東方文化的特點。

　　大英帝國沒落了，可是英文的通用性強了，那是美國的功勞，美國憑借他的科技、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實力，把文化又推向了全世界。

　　三.創作與翻譯

　　創作是從抽象的感覺到具象的文字，翻譯也是一種創作，是一種有條件的創作，在此之間有一種三角關系。

　　創作(經驗——文字) 經驗 原文

　　翻譯(文字——經驗——譯文) 譯文

　　翻譯文學作品，譯者首先要熟悉文字語言、背景，加上自身的感受寫出譯文。下面是：十九世紀英國作家王爾德這位天生才子的文章和譯文。

　　Wilde: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I could produce any effect on a charact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wn brother’s admission is irretrievably weak and vacillating.Indeed I am not sure that I would desire to reclaim him .I am not in favor of this modern mania for turning bad people into good people at a moment’s notice.As a man sows so let him reap.

　　他自己的哥哥都承認他性格懦弱，意志動搖，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對這種人，我看連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老實說，我也不怎么想要挽救他。一聲通知，就要把壞蛋變成好人，現代人的這種狂熱我也不贊成。惡嘛當然該有惡報。

　　從這里可以看出中文的生態與西文完全不一樣。

　　民國初年近代文學家蘇曼殊(1884-1918)用五言文體翻譯了拜倫的詩，胡適認為以“離騷體”為好，林琴南以優美的文言翻譯西方作品，得到了錢鐘書的稱贊，須知中國沒有幾個作家能得到錢鐘書的稱贊。

　　我翻譯了300多篇英文詩，對我的文學生涯有很好的影響。翻譯是徹底的閱讀與學習，可以從西方的“武士們”學到很多的招式。

　　下面是美國詩人批評美國文化的詩及譯文。

　　Robinson Jeffers:The Stars Go over the Lonely Ocean

　　Keep clear of the dupes that talk democracy

　　And the dogs that bark revolution.

　　Drunk with talk,liars and believers.

　　I believe in my tusks.

　　Long live freedom and damn the ideologies,

　　Said the gamey black-maned wild boar

　　Tusking the turf on Mal Paso Mountain.

　　“管他甚么高談民主的笨蛋，

　　甚么狂吠革命的惡狗，

　　談昏了頭啦，騙子和信徒。

　　我只信自己的長牙。

　　自由萬歲，他娘的意識形態”，

　　黑鬃的野豬真有種，他這么說，

　　一面用長牙挑毛巴索山的草皮。”

　　英國作家、詩人王爾德寫的童話、史劇非常之妙，我國一些作家都受他的影響，我參加過一個王爾德的國際研討會，會上讓我談翻譯王爾德的《不可兒戲》，這里面妙語連珠，在場的很多學者給予好評。王爾德的作品很難翻譯，我覺得我的譯文比原文高明，這里面我用了對仗。我們的東方方塊字有天造地設的優勢。中文這種資源，我在翻譯創作中進一步認識到它的美麗和偉大。而現在中文越來越西化。我們要維護純正的中文，不要使它成為西化的附庸。在近代作品中，劉鶚的《老殘游記》沒受西化的影響。外文在表達事物時也有簡捷的優點，對于寫散文，句子很長但不亂。徐志摩的詩借鑒西方的表達方法，用的不錯。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的光亮。”他能化西為中，走向語言的良性循環。

　　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余光中朗誦了他的作品；

　　《等你在雨中》：有古典背景的男子在池塘邊等待女友，一位古典的美女。

　　《鄉秋》：寫于1971年，離開大陸20余年了，因為它早已孕育在我心中，只用20分鐘就寫好了。

　　《雨聲說些什么》：由此想到大禹治水，想到諾亞方舟。

　　還用英文朗誦了《春》的原作，在里面有四種鳥叫。余先生還惟妙惟肖地學了布谷、杜鵑、夜鷹、貓頭鷹的叫聲。

　　擠滿了大廳的聽眾以異常熱烈的掌聲，感謝余光中先生的精彩演講和充滿情感的詩朗誦。

　　隨后余先生回答了聽眾的問題。

　　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員最后說：余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句豪邁的話，“我以身為中國人而自豪，以能使用中文而幸。”余先生通過演講也告訴大家，中文有著豐富而美麗的想象力，有著無窮的表現力。中國的作家們應該肩負起一種使命感，就是你的寫作是否純正和凈化了本民族的語言。在這方面，可以說，余先生樹立起了一面旗幟。我常感到遺憾的是，我們大陸的許多讀者，似乎就知道他寫過《鄉愁》。那成了余先生的標簽之作，但余先生創作和翻譯的詩文異常的豐富，我們應該更深入地走進余光中博大的詩文藝術世界。最后，讓我們再一次感謝余光中先生。

 

　　【余光中簡介】：

　　余光中，1928 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母親原籍江蘇武進，故也自稱“江南人”。

　　1952年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1959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 LOWA )藝術碩士。先后任教臺灣東吳大學、臺灣師范大學、臺灣大學、臺灣政治大學。其間兩度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國多家大學任客座教授。1972 年任臺灣政治大學西語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 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1985年至今，任臺灣中山大學教授及講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時間兼任文學院院長及外文研究所所長。

　　余光中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至今馳騁文壇已逾半個世紀，涉獵廣泛，被譽為“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其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沉，為當代詩壇健將、散文重鎮、著名批評家、優秀翻譯家。現已出版詩集 21 種，散文集 11 種，評論集 5 種，翻譯集 13 種，共 40 余種。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詩集)、《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散文集)及《分水嶺上：余光中評論文集》(評論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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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3/02-17/45696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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