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高興來到華南理工大學跟年輕朋友進行交流。謝謝剛才主持人的介紹。

　　她提到今天下午的題目，叫做“文學與記憶”。記憶是人類的一種很重要的生命特征，因為人和動物的區別在哪?文化前輩們對此有各種各樣的說法。馬克思主義認為人之所以成為人，是人會勞動。基督教認為人之所以成為人，是人有靈魂。一些啟蒙主義者認為人之所以成為人，是人有理性，比如說笛卡爾說的“我思故我在”。這些說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們可以看到，貫穿這靈魂、理性、勞動、文明等各個范疇當中，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或者說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記憶。沒有記憶，就是腦死亡，植物人，或者低智能動物。當然，動物也有一定的記憶，比如說小狗會認人，你打它一下，在一定的時間內，它看到你會畏懼。這是狗的記憶。但是人的記憶功能強大很多，與一般動物不可同日而語。人類發明了語言、文字，包括文學，能對我們以前各種各樣生存的經驗，實現一種強大信息儲存、編碼、提取，用編年史、博物館、紀念碑、攝影、小說、電視劇這樣一些東西，強化了人類的記憶功能。如果沒有記憶，教育也是不可想象的，比如我們的華工大，不管數理化還是文史哲，都是記憶的積累和承傳。

　　沒有記憶，文學根本就無從談起。雖然我們作家需要想象力，但是哪怕是想象力，也是依托記憶來展開的。前兩天，我碰到一個新加坡人，他說他父親夢到的法國人、英國人都講廣東話，這是因為他父親只知道廣東話，想象無法超越他的知識邊界，不過是把記憶的材料重新編織。我們到國外看一看，發現中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唐人街里面，唐人街里面最大的特點就是有很多中國餐館。很多華裔服裝變了，口語變了，觀念也變了，但是腸胃的記憶何其強大，到了吃飯的時候，還是念念不舍姜蔥河蟹或者廣東河粉。讓他吃法國人的奶酪，半生不熟的牛排，他還是不習慣。包括不少“香蕉人”，所謂黃皮白心的，吃起中國菜還是津津有味。特別是年紀大的時候，來自少年和家鄉的腸胃記憶貫穿一生，甚至越老的時候越強烈，這也是很多人有過的經驗。前不久，還有一個很具爭議性的問題，就是唱“紅歌”，即50、60、70年代的一些歌曲。一些知識分子認為“紅歌”涉嫌極左：要為“文革”招魂嗎?其實，換一個角度想想，這事可能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像我這種年紀的人，在“文革”時期度過青少年。你不讓我唱紅歌，我還真的沒歌可唱。你讓現在那些60歲左右的大爺大娘唱周杰倫的歌?可能嗎?他們的唱紅，其實只是一種青春記憶，與意識形態的陰謀沒有什么關系。包括很多對“文革”深惡痛絕的人，一開口，情不自禁，可能還是會唱老歌，唱舊歌。這種對聲音的記憶，可能和與他們的青春經驗，包括他們當時談情說愛的經驗，緊密地攪合在一塊。所以在一定的情境下，他會有一種特別的情緒沖動，甚至影響到他們的血壓、心跳、呼吸。這是一個自然的心理乃至生理的過程。

　　人們的道德感，也是依托記憶而建構起來的。一個西方人，基督徒或穆斯林，想到上帝或真主的時候，可能形成一種自我行為的約束。他們可能會記憶起一些文字、圖片、場景、氛圍，比如西方教堂常有的一些有關恐怖地獄的圖面。我就見過很多這種圖畫。人干了壞事，死了之后去那個地方，比集中營恐怖百倍的地方，鋸子鋸，鉆子鉆，刀斧砍，血流成河。這種形象化的教育，就是一些教義的熏陶洗禮，打造一些記憶，打造一些意識形態。在中國漢區，我們的宗教感比較薄弱，但是我們也不乏中國式的宗教感情。比方一個鄉下老大爺，常說的一句話：抬頭三尺有神明。這個神不一定是西方的上帝或真主，但它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種神圣之物。更多人會說，我們做事要對得起祖宗。祖宗也是中國化的神，常常供奉在民居的大堂和正廳里，“天地君親師”，或者現在稍加改良了的“天地國親師”。中國人講究“慎終追遠”，建一些祠堂，做一些儀式，來祭祀先人前輩，也是制造一種記憶，類似宗教的功能，增強人們的自我行為約束，形成了一種所謂文明的傳導。今天會場橫幅上面有一個“薪火”，也是這個意思，文明像薪火一樣代代相傳。

　　下面我要講四點。第一點，記憶受到事實的制約，所以有共同性。第二點，記憶受到主體的篩選，所以有差異性。在講到這兩點之前，我先說一個故事：西方有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給學生上歷史課。他的第一堂課非常別致，剛開始不久，突然從外面闖來一伙陌生人，進來就吵，進來就打，學生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十分鐘過去后，學校保安把這伙人帶走了，學生重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這位歷史教授告訴大家：同學們，剛才不是一個治安事件，是我們開始上課了。請同學拿出紙和筆，把剛才這一幕的前前后后客觀地描述下來。同學們想一想，這一次的作業情況會怎么樣?不出所料，全班同學的描述，沒有一份是相同的。有人說是A先動手，有人說是B先動手、有人說C是這樣說，有人說C是那樣說，記錄五花八門甚至互相矛盾。歷史老師說：你們看，你們都是現場目擊者，都是事件親歷者，你們對同一件事情的描述尚且如此不同，你們怎能保證我們對幾百年、幾千年前的描述，作為一個非親歷者、非目擊者的描述，是正確而真實的呢?這樣看來，歷史是什么?歷史不過是一大堆眾說紛紜，甚至是五花八門、矛盾叢生的說法。

　　這也是一個關于記憶的實驗。通過這個實驗，我們就知道我們面臨的任務有多難。所謂相信自己的記憶，進而相信自我，這個大話有時候真的不能隨便說的。這就牽涉到記憶的共同性和差異性的兩個方面。記憶受到事實的制約，當然會有共同性。比方說今天下午，華工搞了一次講座，請來了一個韓先生。當這個事實進入大家記憶以后，有人會說韓先生長得很高，有人說韓先生長得很矮，有人說韓先生講得好，有人說韓先生講得糟，相關的記憶肯定是各各不一，但是今天來講座的是一個人，不是一只狗，大家對這一點大概不會有什么異議。講座是下午發生的，不是早上發生的，不是半夜發生的，這一條大家也不會有異議。這就是一個基本事實的制約。

　　中國自清朝以來，大概有兩百多年的歷史頗為不堪，落后，腐敗、混亂，其原因是什么?這一派有這個看法，那一派有那個看法，大家觀點不一樣。但是兩百年的落后是基本的事實，制約了我們不可能在這里胡說八道指驢為馬，說這兩百年里我們是全世界NO.1，比其他國家干得更好。因為有事實的制約，我們的文化記憶、文化風格和文化特性，也會表現出一定范圍內的共通性。有些外國作家說，到你們中國的書店去看，發現你們有一種小說特別多，就是官場小說。《二號首長》《國畫》什么的，你們也看過吧?在我看來，這可能與中國人的歷史傳統有關，與記憶有關。中國是一個農耕大國，有家族、家庭長期抱團定居的歷史；用一個國外史學家的話來說，大河流域的農業水利建設，也會形成一種集中人力和強化行政的功能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總是會產生強大的政府，形成官僚集權，從秦始皇開始一直往下數，中央政府總是掌控一切，藩鎮、采邑、諸侯、財閥形不成大氣候。

　　拿這個特點比較一下游牧民族，會比較有意思。我到過蒙古，在那里牧民們集中居住是不可能的，一集中，牛羊就沒有吃的了，所以只能分頭行動，帶著自己的牛羊找沒人的地方去。牧民們逐水草而居，浪跡天下，居無定所，偶然聚到了一起，可能互為陌生人，誰聽誰的?古代歐洲差不多就是這個情況，有漫長而普遍的游牧史，大家聚到一起，血緣、年齡不管用，財富大家都沒多少，也不管用。最后就是打架定輸贏。

　　古希臘的民主最初就是一種武士民主制，軍事民主制。回過頭來說，中國的官僚體制以及官本位的意識，后來通過科舉制度的推廣，變得更加精致，更加成熟，也更加頑固，以至到現在，“讀書做官”還是根深蒂固的一種社會潛意識。很多企業招收高級技工，5000元/月，20000元/月，但招不到人。很多父母情愿孩子去考公務員，當一個科長工資不高，但有面子。很多祠堂里的祖先牌位上，只記錄兩樣東西，一個是你的學歷，比如讀過華工大，這是要記上的。第二是你的官職，哪怕你只當過車間工會副主席，或者工會小組長，也是要記上的。但你有多少存款，離了幾次婚，去過多少國家，這些都不會上牌位。這就是說，一個“讀書”，一個“做官”，全齊了。在這樣黑壓壓的眾多牌位的逼壓之下，有些后人如何睡得著覺?當和尚也想要個處級吧?當校長更想要個廳級吧?人們對官場的窺視欲、好奇心、想象力，豈能不產生一個巨大的讀者群?這也許就是當下官場小說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香港的情況很不一樣。內地的不少宮廷戲、官場戲，像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康熙大帝》，在那里的票房就很差。描寫孫中山的《走向共和》，表現國共相爭的不少大片，香港人也不感興趣。為什么?這就需要了解一下香港人的文化記憶了。香港本就是天高皇帝遠，與中原地區的各種戰爭、造反、改革關系不大，因此不可能像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個個都是政治局編外委員似的，也不可能像中原的老農民，個個都是皇帝國戚的知情人的關系戶似的。香港對朝廷政治一直很疏遠，很隔膜，今天被割給英國了，明天又被領養回來了，就像一個流浪兒，今天去張家當兒子，明天回李家當兒子。這個兒子會怎么想?外婆不疼，舅舅不愛，都不待見，我與這個國家有多大關系?“國破山河在”，“家書抵萬金”，這個“國”與“家”之間的邏輯聯系，怎么建立起來?因此，香港文學寫“兒女情”的多，寫“天下事”的少，寫“家”的多，寫“國”的少，國家意識形態比較淡薄。這種特點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受到一些基本歷史事實制約的。

　　記憶受主體的篩選，所以還有差異性。我們常常見到，一對夫妻鬧離婚，鬧上法庭，男的說一通，女的說一通，對同樣一樁婚姻，雙方都可以說得痛哭流涕委屈萬分，都是一肚子苦水。他們也許都沒有說假話，都有一點道理，但如此沒法溝通，很可能是雙方都剪裁了記憶，刪除了自己不敏感、不留心、不愿意記住的一部分記憶。前一段，流傳一個段子，是對古代文學名著《西游記》的讀后感。大意是說，《西游記》說明了一個道理，凡是有后臺的妖怪都打不倒，凡是沒有后臺的妖怪都會被打死。還有一條：《西游記》里的天兵天將為什么打不過孫悟空?因為他們是玉皇大帝的雇傭工。為什么取經路上那么多妖魔鬼怪都難住了孫悟空?逼得他去搬救兵?因為那些妖魔鬼怪屬于自我創業，生命力強。還有人把《水滸傳》換了一個書名，叫《105個男人和3個女人的故事》。同學們看一看，很多讀者對經典作品的記憶就是這樣的，與教科書的規定大相徑庭。我回憶，自己當小孩的時候，去電影院里面看電影，不管是愛情片，還是倫理片，還是戰爭片，男孩們最喜歡注意電影里面的壞人，學來的大多是壞樣。由此可見，我們記憶一本書或一個電影，其實都是見仁見智，因人而異，因欲望、利益、文化、具體情境而異，教科書并不能統一我們的記憶。

　　在座的大部分是理科生。我孩子曾經問我學什么，我說你讀理工科吧。她問為什么，我說理工科好歹有一個道理可講。1+1=2，在常規情況下不會錯到哪里，至于在高等數學里另有一說，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文科常常沒有1+1=2。一部《紅樓夢》，有人說它是階級斗爭小說，有人說它是愛情小說，有人說它是佛家小說，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既然是都有道理，老師怎么教啊?學生怎么學啊?在人文領域里，多義性簡直是家常便飯，這是因為世界上一塊鋼錠與另一塊鋼錠差別不大，但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差別很大，而人文學科是面對人，不是面對鋼錠。

　　我第一次到美國是1986年，發現他們并不把“殖民”當作一個貶義詞。在他們的字典里，在他們的記憶里，殖民就是建設，開拓，開放，到落后地區傳播文明，在那里修路架橋，辦學校和辦醫院，就像我們建設大西部一樣，激情燃燒的歲月呵。我們經歷了苦斗，我們貢獻了多少青春，很多殖民者是這樣的記憶的。但面對同一段歷史，被殖民者是另外一種記憶：洋毛子多壞呵，屠殺我們的親人，搶走我們的財富，霸占我們的土地和水源，調戲我們的婦女……因為完全不同的記憶，產生了不同的歷史書寫，以至“殖民”在中國人的字典里完全是一個貶義詞，與西方國家的情況迥然有異。

　　“文革”也是一段至今未能形成全民共識的記憶。有些地方一旦出現群體事件，老工人們一上街，就把毛主席的像豎起來，把紅旗舉起來，高唱“文革”時期的歌曲，去找黨委政府叫板。很多知識分子則憂心忡忡，擔心“文革”式的紅色恐怖卷土重來。在“文革”中，我家也是一個受迫害者，包括我父親就是“文革”中自殺的一個教師。我能體會不少知識分子和官員對“文革”的恐懼，理解他們當年所受到的侮辱、殘害、貧困、以及學業上的耽誤。但他們可能也得理解，老工人們可能沒有義務一定要接受他們的“文革”記憶。就一般的工人來說，他們在“文革”中受到沖擊較少，享受著“領導階級”的榮耀，就業穩定，福利穩定，與官員們的收入差距不大，一不高興就可以貼領導干部的大字報。那時候，我父親作為教師，一個月糧票24斤，而工人一般是30斤，重體力崗位的工人是35到40斤。工人的相對感覺很好，至少是好一些，難道很讓人費解嗎?就算他們當年是既得利益者，時過境遷之后，他們現在成為最底層的“既失利益者”了，你能封住他們的嘴，不讓他們說話?

　　幾年前，我看到澳大利亞出版的一些資料，發現就在1965年，中國“文革”發生的前一年，離我們不遠的印度尼西亞，發生了同樣的大浩劫，甚至比“文革”更慘烈的悲劇。印尼的右派軍人發動政變，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政府的支持下，前后共屠殺了200多萬人，以至兩、三年之內，平均每天殺掉1500人。僅美國大使館提供的密殺名單就有好幾千。一點文明也沒有，一點人道也沒有。奇怪的是，在我們的歷史敘事中，“文革”慘劇婦孺皆知，家喻戶曉，但印尼大屠殺幾乎銷聲匿跡，我們的傳媒不說，我們的知識分子不討論，這是不是有點奇怪?同樣是殺人，難道1965年的殺人比1966年的殺人，就更高貴一點，更仁慈一點、更正義一點?米蘭•昆德拉，寫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說過一句話：文學就是要抗爭遺忘。我想補充一點：文學抗爭遺忘，更具體地說，是要抗爭那些偏失的、虛假的記憶，抗爭各種政治權力、宗教權力、商業寡頭權力所強加給我們的遺忘。

　　第三點，談談記憶的造假。英國有一個哲學家，叫休謨，曾分析人的感覺能力。他說人有兩種感覺，其一來自真實的體驗，比如說下雪了，你感覺到冷，就是真實的感覺。其二來自符號、信號的灌輸，是一種符號反應或條件反射，比如你老是聽說蛇咬人，雖然從未被蛇咬過，但時間長了，也會對蛇感到害怕，成了一種疑似的、擬真的、幾乎同樣有效和可靠的感覺記憶。但這兩種感覺記憶是有區別的，后一種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曾經有一首歌，《小和尚下山》。老和尚說你下山很危險，女人都是老虎，會吃人的。老和尚不停地這樣說，于是小和尚下山以后，見到女人可能會真的很害怕。這就是一種感覺記憶的造假。歷史上經常有這種情況。50、60年代的革命文學，千篇一律地“憶苦思甜”，說以前地主如何壞，長工如何苦。可我們下鄉當知青，聽有些當過長工的說，他們當年農忙時可以吃肉喝酒，東家待人還不錯，比“大躍進”時代強多了……這些記憶讓我們嚇一跳，才知道自己以前的印象不一定靠譜，才知道革命文學的簡單化和標簽化到了何等程度。又比如說，談到歐洲的中世紀，我們都會想到以宗教法庭為代表的一片黑暗。但我最近看了一個西方史學家的著作，他說這不過是一幫啟蒙主義者，在16世紀以后，為了彰顯自己事業的正義性，把前朝故意說得一塌糊涂。他列舉了很多數據，證明中世紀的歐洲人吃肉更多，人均壽命很長，文化有很大的積累和發展。在這里，我不會就中世紀是否黑暗的問題下一個結論，只是給同學們提一個線索，只是說很多我們以前想當然的東西，覺得天經地義的東西，也許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30多年以來，中國的很多文藝作品正在走向世界，在國際社會獲得關注。其中有一本書，已經成為西方學子們了解中國的必讀之書。此書作者是一個中國人，丈夫是英國人。她在書里面寫到，她80年代第一次到了西方世界，發現了那里有鮮花，讓她深感震驚，因為她在中國從來沒有見過花。這讓西方讀者特別驚訝：中國沒有花。有趣的是，中國社科院一位學者，是這位作者的鄰居，曾經笑著對我說，這位作者小的時候，經常跑到他家院子里偷花。她怎么能說在沒見過花呢?同是在這一本書里，她說初到英國的時候，第一次上公共廁所，就跑到男廁所里去了，因為門前的小圖標，一個是穿褲子的，一個是穿裙子的，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說她在中國從來沒有見過裙子。這當然又讓西方讀者大為驚訝：中國連裙子都沒有。到了這一步，這本書的賣點足夠多了吧?刺激性足夠強了吧?問題在于，“文革”時期雖然裙子少一些，但那時候的江青，所謂“文革”的罪魁禍首之一，也穿過裙子，還號召女人們穿布拉吉，就是蘇式的那種連衣裙。還有一本小說，在英語世界名氣很大。小說主人公是一位軍人，與一位護士產生愛情，互相放電。但是他在老家有一個媳婦，是個小腳女人，于是他百般糾結，在一個痛苦的離婚過程中苦苦掙扎，命運不能不令人同情。我不知道60年代的中國還有沒有年輕的小腳女人，但我知道早在1949年以前，國民黨政府就禁止婦女纏足裹腳。美國讀者不明白這一點，據說小說初稿也不是這樣寫的，小腳女人這一情節安排是美國編輯要求作者改成這樣的，以增強小說在美國市場的吸引力。我得承認，虛構是作家的權力。文學不是新聞、不是科研報告，虛構一個小腳女人也未嘗不可。但因為這樣的虛構太多，因為這一類虛構被某種政治力量刻意地放大，西方很多觀眾和讀者對中國的記憶就被嚴重造假。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是小腳女人，沒有穿過裙子，也沒有見過鮮花，可能男人還留著長辮子，還在三叩九拜和茹毛飲血。當他們2008年來中國參觀奧運會，當他們來到廣州、上海、北京，難怪很多人的感覺是：哇，這根本不是中國。

　　問題出在哪里?是中國錯了?還是西方的觀眾和讀者錯了?或者說西方的讀者和觀眾從什么地方開始錯起，為什么會錯?在座的作家張欣，寫過很多生動好看的都市故事和白領故事，但她的筆下沒有小腳女人和長辮子，沒有張藝謀電影里的那些怪異和腐朽，倒是很可能讓不少西方的出版商、記者、批評家、翻譯家感到陌生，在他們看來，缺少一種“中國性”和“東方性”。這也許是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內還難于化解和排除的一種文化障礙，甚至有時候會成為國際交往中的短路和翻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定時炸彈。

　　最后一點，談一談記憶書寫者的責任。我們每個人的寫作都是重現記憶和再造記憶。既然我們知道記憶這個東西如此重要，知道記憶這一片汪洋大海里面有那么多暗礁和漩渦，下筆的時候也許不妨對自己有幾點提醒：

　　一是尊重他者。每個人的肩上都沒有扛一個他人的腦袋，更沒有扛一大堆集體化的腦袋，因此記憶總是個人性的，是有偏向、有側重的，是局部和微觀的。這當然很正常，也很正當。我們都有自由釋放自己記憶的權力。這正是共建民族記憶、人類記憶的堅實基礎。但尊重他人的自由，是自由的應有之義。比如說改革開放初期的海南島，有一些曖昧的行業，以至有錢有勢的某些男人感到特別幸福。但正是在這個時候，性放縱的另一方面是性壓抑，包括很多農民工，長期處于夫妻兩地分居的狀態，承受著性剝奪的嚴酷事實。海南《天涯》雜志主編，我的繼任者，曾說過雜志的來稿情況。他說，現在男作者來稿的80%是寫偷情，女作者來稿的80%都是寫離婚。我不是說，偷情和離婚不是重要的生活內容，也不是說偷情和離婚這種題材在作者的筆下不可能產生偉大的作品。問題只在于：那么多玩不起偷情和離婚的人，包括那么多底層勞動者，生存問題尚未解決，吃飯成問題，看病成問題，孩子上學成問題，與這80%有什么關系?讀多了這個80%會出現什么情況?如果文學雜志都按這個比例來打造我們的記憶，進而影響大家對社會的認識，會不會出現一個可疑的偏失?

　　二是尊重差異，其實這也是尊重他者的另一種說法。文學有高下之分。低檔的文學可以偏執，高檔的文學務必包容。三流的文學可以標簽化，一流的文學應有多義性。有些文化官員常犯錯誤，不準抹黑政府，就得把每一個黨政官員都寫成正面人物；不準美化敵人，就得把每一個地主、資本家都寫得青面獠牙。西方人也常犯這種錯誤。前不久我看了一個影片，是表現德國納粹罪惡的，據說在西方好評如潮。但我看了非常不滿意，因為影片中間出現的納粹，完全不是人，是野獸。這種妖魔化在政治上非常正確，但它不尊重敵人，沒有對方的視角，就變得極為弱智和矯情，反而削弱了批判的力度。這就像以前我們中國很多影片，總是把國民黨表現得鬼鬼祟祟，獐頭鼠目，蛇行鼠躥的那樣。這十幾年好些了，國民黨都成了俊男美女，但日本人呢，清王朝呢，以及自由民主派心目中的中國革命呢?是不是還要妖魔化下去?這不是說歷史和政治沒有是非之分，只是說粗糙的、壟斷的、偏執的、標簽式的批判，因為不尊重對方的視角，不尊重對方的記憶，以及對方記憶的可能性，反而會變得十分脆弱，在效果上往往適得其反。這樣的原則，不僅是要體現在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宗教與宗教，政黨與政黨之間，也要體現在不同的性別，不同的職業，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年齡之間。我們眼下有很多少年作家，寫年輕人的叛逆，滿腔憂憤，批判父母，批判老師，批判社會，這都沒有問題。我尊重你的這種記憶，但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你大概不可局限于這種個人記憶。你除了理直氣壯表現少男少女的記憶以外，你可能還需要尊重你所攻擊的老師、家長、社會，尊重他們的記憶視角。所謂“有容乃大”，大作家有大容量，不會只有一腔要死要活的小資脾氣。

　　其實，每個人都有記憶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有時候顯得褊狹一些，不過是自己的一部分記憶進入了沉睡，進入了冷藏。我們也不用著急。符號的洗腦與反洗腦不論如何激烈，人的生命存在，人類社會的延綿不息，終究會推動人類心理的自我修復，春夏秋冬，天道有常，包括在一定時候喚醒人們遺失的記憶。不少父母都有過這種體會：孩子在成家和就業之前，你說什么他都不聽，都聽不進去。但當孩子走向社會了，當上爸爸媽媽了，兩代人之間就比較好溝通了。這里發生了什么變化?顯然，是孩子與父母的生存經驗開始接軌，激發出孩子的記憶需求，于是媽媽當年說過什么，爸爸當年說過什么，朋友、鄰居、老師當年說過什么，都慢慢的蘇醒過來。對于作家們來說，寫作常常就是這樣，受到生存際遇的推動，回應心靈的呼喚，實現一次次記憶的復活與再生。這種復活與再生，常常會使我們在某一天，某一刻，發現自己煥然一新。

 

　　互動環節

　　提問：今天很高興能夠聽韓老師講了這么多，也學習到很多，我有三個問題想請教韓老師。現在很多人認為當代大學生的人文素質和人文情懷比較低，特別是相對于我們這種理工學院的學生，有人建議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對這個問題，你是怎么看待的?如果大學生對文學情懷的缺失，它是歸咎于學生、家庭、學校還是社會呢?第二個問題，當代大學生，有很多是熱衷于青春文學，特別是郭敬明和韓寒這類作家很深大學生的追捧，而經典文學卻受到大學生的冷落。對于這樣的現象，你認為是好還是壞?經典文學要怎樣在大學生中間提升它的魅力?在微博上有很多作家發出對盜版的呼聲，請問韓老師，你對于盜版問題有什么感想?

　　韓少功：你的第一個問題是理科生的人文素養。我以為，人文不要當作一個學科，一種職業，而應該視為一種修養。無論是理科生還是文科生，基本的人文修養不可或缺。理工的問題不是一個純技術的問題，比如說瘦肉精，比如說細菌彈，是一些純技術性的問題嗎?不是。沒有一種基本的人文修養作為背景，我們就不可能對這些問題有一個正確的理工科判斷。很多優秀的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就說過他的成就遠遠趕不上耶穌和佛陀。他的看法，對你們也許有借鑒作用。

　　至于青春文學，當然是有它存在的理由，受到年輕人歡迎也是好事。很多青年作家才華出眾，語言表達能力和獨特敏感十分可貴。只是說，到一定的時候，光是校內校外和少男少女的情懷，可能不足以讓讀者面對更多的社會和人生的問題。這時候青春文學可能就不夠了。就像我們小時候吃奶夠了，但是到一定的年齡段，可能還要吃其它東西。我注意到韓寒、郭敬明的同齡讀者，也在發生變化，有新的需求。你到新浪讀書一類網站上就可以看到，就會發現他們的粉絲也在發生變化。他們對自己的偶像有新的期待。

　　經典不完全是古人的東西。當代也有經典。優秀的作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比如十年、二十年的時間沉淀，能夠留下來的，就可能是廣義的經典。年輕人覺得與前人有代溝，是很自然的。有些經驗、知識、習慣會不一樣。但代溝也不要被夸張到過分的程度。幾個92級的學生在網上討論，有一個90級的插話，其它人說：“骨灰級”的滾出去。大三的學生就是“骨灰級”的，有那么夸張嗎?我現在讀老子、莊子、孔子、墨子的書也不覺得有代溝，幾千年都不構成什么溝，怎么幾十年、幾年的溝就這么寬呢?其實，我們不妨把老子他們、亞里士多德他們，當作我們的鄰居，我們的校友，天天看到他們就好了。他們也有毛病，但也有智慧，是一些有毛病的知識達人。這樣，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對象。

　　還有什么?盜版?盜版當然不好，不合法規。但事情也有復雜的一面。第一，電子技術的浪潮洶涌澎湃，傳統出版業力不從心，眼下幾乎看不到一種有效的辦法來遏制網上盜版。我對這一點完全不看好。有些作家跟百度、谷歌打官司，也可能打贏，但從長遠來說，電子技術手段這一方可能會笑到最后。第二，版權保護有局限性。古代沒有什么版權，一百年前也幾乎沒有版權，作家寫書是不賺錢，只是朋友之間互相抄一抄，送一送，大家高興。更早以前，口頭文學互相流傳，詩經有署名嗎?荷馬史詩有沒有版稅?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現在的手機段子，誰寫的?給誰付錢?其實，版權制度只是保護了一小部分知識生產，主要是那些實用性、商品性的生產。九九表就不受保護。牛頓與愛因斯坦式的研究也無人保護。第三，要反對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名義下不道德的知識壟斷與技術封鎖。惡意的注冊就很討厭。知識的過分保密也很丟人。前幾年，一些窮國的人病死了不少，但西方一些醫藥公司不降價，惹惱了這些窮國的政府，宣布不承認這些公司的知識產權，救人要緊，先生產了藥品再說。我就很贊成這種態度。總的來說，我們承認知識產權在一定范圍內的合理性，但是我們又要知道這是有限度、有邊界的，一旦越過這個邊界和限度，它就是不合理的。

　　提問：韓老師，你剛剛提到一個盜版的東西，順著你這個問題，說到一個電子書的問題。現在電子科技這么發達，我們閱讀很多書籍都是用iPad、手機這種方式。但是很多人更喜歡通過一種實實在在的紙質版方式閱讀。問他們為什么，按他們的話來說：手捧一杯香茶，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躲在圖書館的角落。他們認為這樣更能跟作者進行心靈的交流。這兩者之間感覺的區別，真正源于什么，他們也回答不上來，他們只是覺得讀紙質版的書更有韻味。韓老師，你認為這兩者之間有什么區別?一樣的文字，一樣的內容，為什么讀紙質版的時候，大家覺得更有韻味。謝謝!

　　韓少功：陳志紅在這里，我們的感覺可能也不一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年紀偏大的人，讀紙媒已經習慣了，產生感情了，就像對待舊情人，有一點舍不得。一些年輕人可能沒有這種習慣，更容易接受一些新方式，更便捷、更低廉的方式，比方手機閱讀。我覺得載體不是最重要的問題，讀紙媒的，還是讀電子數碼的，這個不是太重要。有人說手機的屏幕比較小，比較合適那種短小的作品流傳，但這也不要緊，以后可以找到改進的辦法。志紅，你說說。

　　陳少紅：關于這點，其實我很有感受，我覺得閱讀，我本人覺得這個東西還是有點年齡差異，年齡不同，閱讀習慣也會不同。但這個還不是很本質的，比較本質的是現代科技發達，特別是我們的閱讀方式，電子書、電腦，電子科技的發達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物之間的關系，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改變。我們哪怕倒退20年，我們會為接到一封朋友手寫的信而感到很興奮很開心。現場能夠在一年里面接到手寫信的同學舉手?還不錯，還有20、30個。在我們這個場地里面，大概有1/10的人可以接到手寫信。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比例會越來越低。這種變化意味著比較傳統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發生了變化，這只是方式的變化，但是在內容上和情感上會不會產生變化?這是一個科技倫理問題，在科技倫理方面，很多專家都已經開始探討這個問題。前段時間，我在一些雜志上說到，科技改變了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不說遠的，哪怕我現在跟我的孩子打交道。他回到家里面，肯定一個習慣性的動作是坐到沙發上就開始按手機，這已經成為一種下意識動作。這樣我們做父母的，有時候覺得非常的失落。

　　韓少功：微博控。

　　陳少紅：好不容易，你回來一趟，怎么跟我們交流這么少，怎么不跟我們多交流一下。但是從孩子的角度，他覺得很正常啊，不覺得這是個問題。關于記憶這個問題，如何的尊重他者、他人，如何看待差異性，剛才這位同學提的問題很好，科技發展以后，我們怎么樣面對我們與他人的關系，我們與自然的關系，我們與物的關系。在形式上變化以后，在內容方面，我們如何hold住它，hold住人與人之間很真情的，很溫暖的，充滿愛的關系。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

　　提問：我是一個當代大學生，還是軟件工程的理科生，我也很喜歡讀古典，也是電子產品的愛好者，我喜歡讀電子書，也喜歡讀紙版書。回到文學的問題上，在我們當代社會，每天都很有戲劇性，作為當代文字記錄工作者，我覺得當代沒有出現記錄我們苦難的偉大作品。我們什么時候才能產生這樣的作者，這不局限于我們現在，在世界上也是這樣。很多時候我們交流，我們通過馬爾克斯等等可以很好的對外國進行了解。我想問一下，在什么時候，我們可以產生偉大的作家，偉大的作品，諾貝爾文學獎什么時候能在中國產生?謝謝!

　　韓少功：你提的這個問題，讓人很難回答。據國家公布的數據，每年我們國家生產的長篇小說是6000部，一年365天，每天將近20部。我不可能讀完這么多的作品，也就沒資格判斷現在是否已經有了偉大的作品。另一方面，怎樣才算偉大?我們似乎也難以形成共識。有時候我們做比較，比較的標準和范圍是失衡的。比如拿一個中國跟一百多個國家相比，人家是團體賽，我們是個人賽。又比如拿我們的三十年，與人家幾百年來比，相當于拿我們的月產量比人家的年產量。這都有失公平。但這樣說，毫不妨礙我同意你的觀點，就是說我對中國的現代、當代文學也是不滿意的，包括對我自己也是很不滿意的。這毫不妨礙我覺得我們做得非常不夠，還需要加倍努力。很多作家們比較浮躁，男作家喜歡打麻將，女作家喜歡美容和購物，可能都有些懶惰，得好好反省。

　　提問：韓老師，你好!我是你的鐵桿粉絲，我看過你的很多作品，所以今天一定要抓住機會，就你的作品請教一下。我非常喜歡你的《馬橋辭典》，我覺得它是語言學和文學的很好結合。但是有一個問題，因為它是一個很新的文體，有時候我看，感覺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它是小說，但我感覺好像是一種記憶，是你青年插隊時的文學記憶，我總感覺它全部都是真的。我的問題很簡單，但我一直很好奇。我很想知道關于江西老表的詞條，那是你聽說的，還是你杜撰的。還有一個人物，那個萬玉，那個唱歌的，我很好奇，很想知道是真還是假，如果是假的，你的靈感來源于哪里?

　　韓少功：很簡單，第一，那個老表是我道聽途說來的。第二，萬玉那個人物是半真半假，有原形，但我順著原形想象和夸張了。至于整本書，我沒有精細統計，大體上可說七分真三分假。包括有一個詞條叫“暈街”，完全是我杜撰的，是根據英文中的暈船、暈車、暈機，推理出來的。有意思的是，這個詞后來被很多人接受，甚至在一定范圍內流行。很多農村人不能聞汽油味，也不習慣城市里的喧囂，到城市待一段，確實會犯暈。總的來說，這本書還是小說，不是真正的辭典。申明這一點，是不想誤人子弟。

　　提問：在你看來，文學是比較注重作家個人的抒情，還是承擔某種社會責任?在我看來高行健先生可能屬于前者，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屬于后者。第二個問題，對于我們的歷史，有很多比較有價值的記憶，可能在政府看來是敏感的區域，是一個禁區。在你看來，如何看待政府對文學作品的審查，還是作家的自我審查?

　　韓少功：各種各樣的作家都有，你說的兩種情況下都可以出現優秀作家，后者如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雨果等等，前者如卡布卡、佩索阿等等。蘿卜白菜，各有所愛。每個人不妨根據社會的需求和個人的興趣、條件等等綜合考慮，做一個比較好的選擇。至于審查，什么時代都會有，只是程度與性質有所不同。眼下互聯網上的審查比較寬松。我到網上看，什么話都有呵，政界大人物哪一個不挨罵?但是紙媒報刊的審查可能要嚴格一點。有時候作者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自我審查，比如作為父親，有些話我在女兒面前不會說，是有邊界的。中國這些年越來越開放，很多敏感的話題逐漸脫敏，但還沒到百無禁忌的那一步。有些敏感話題會不會引起高烈度的社會振蕩?對這些話題該怎么辦?在美國，最敏感的是種族問題，出言不慎就可能丟飯碗，就可能坐牢。在日本，天皇問題特別敏感。在德國，對納粹、猶太人的話題沒有太多自由。在某些基督教較為極端的地區，墮胎和同性戀特別敏感。醫生、護士做了墮胎手術，甚至可能有殺身之禍。總之，我們要具體分析，哪些言論禁區是不合理的，而哪些言論管制是有必要的，可能不宜籠統地貼標簽，簡單地一刀切。

　　提問：你剛剛有講到一個觀點，記憶沉睡，這讓我想起，有些事情不是記憶沉睡，而是缺失了。像20多年前，高舉“小平，你好”那個年代的事情，對我們90后來說是記憶缺失的。按你的觀點來說，記述者有一種責任，他的責任是尊重他人，尊重被攻擊的人，他人的視角。如果有這樣的文學作品出現，能不能解禁?在你的預測中，我們什么時候可以補全那段記憶，讓我們變成一個嶄新的人。

　　韓少功：對這一點，我很樂觀，相信這個民族的任何重要記憶都不會真正流失。可能需要一個過程。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以后，美國南北戰爭以后，南非的種族隔離和大沖突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會發生記憶缺位，都有敘事空白。但隨著時間推移，法國大革命的話題脫敏了，大家心平氣和了，對當年的這一派那一派都可用寬松的心態來對待，時機就趨于成熟。我覺得中國離這一天也不遠了，我們將會用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對待歷史上的一切真相。

　　陳少紅：時間還是太短了，我們的互動環節暫時到此。下面我想將這個時間留給我們的段院長，因為剛剛我在下面跟她做了一個簡短的交流，我覺得段院長有一些觀點非常好，我非常希望她的觀點能夠和同學們交流和分享。

　　段院長：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跟我們的韓老師，這樣的文學大師一起交流，聽他的教導。我從中得到的啟發，剛才我跟陳老師只說了一句話：實際上文學和記憶，記憶是有色彩的。她說你這句話講得很好。我覺得沿著文學的思路有兩種色彩，從社會層面，我們對文學作品的理解，我們可能有紅色記憶、黑色記憶，甚至是白色記憶。從個人的角度，我前天看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也給我一些啟發，這個啟發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是講她個人還是講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也是她的父母，在“文革”時期被虐待，她生下三個月的時候，就被送人了，送給爺爺奶奶，后來爺爺奶奶也保護不了，然后又送了，送給很多人家領養。在她成家之前，她的記憶是不想活，得了抑郁癥。去醫院看病，醫生覺得這樣下去她活不了幾天。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她遇到一個男人，然后結婚、生子，生孩子之后，她的個人黑色記憶就消失了。她有母愛了，她對生命、生活的記憶，她覺得應該是有顏色的，有色彩的。我從這里面啟發，從我的個人角度來說，我們的紅色記憶是什么，我們的童年是五顏六色的，像萬花筒一樣。今天我們在討論一個主題的時候，叫愛心花園。戀愛對每一個人來說，應該是紅色的，但也不絕對。像王安憶的《荒原之戀》，其實這種愛情是黑色的。所以我的第一個啟發是我覺得記憶應該是有色彩的。

　　第二個啟發，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學思考一個問題，也是韓老師提出來的問題。這是一個永恒的問題，就是人的道德的本質，道德是從哪里來的?今天他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觸動非常深。現在我們都說我們這個社會沒有道德底線，很多人沒有道德底線，什么事都敢做出來。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思考出來，特別是我們這個年齡思考出來，在以后我們的道德、人格方面就會健全。我的理解，道德，不管它的本性是什么，有一點肯定是跟信仰聯在一起。我就講這兩個啟發，謝謝韓老師!今天我們也再次感謝所有參與我們活動的同學和老師，以及我們的張欣主席和各位領導，主要是感謝韓大師。韓老師真的是大師級的人物，今天能光臨我們學校，真的是蓬蓽生輝的感覺，再次感謝!

　　陳少紅：謝謝段院長的精彩演講!兩個小時真的是匆匆而過，今天下午這兩個小時也已經成為我們記憶的一部分。記憶是文明之根，生命之水，同時也是文學的出發地。希望今天這個下午能夠被同學記住，同時也希望同學把生命中美好的，或不那么美好的記憶，通過自己的各種方式記錄下來，讓它成為自己生命的一種痕跡。今天謝謝，我們的演講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