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熱愛文藝批評的人，每閱讀一件作品，毎評價一個藝術家，總是抱著敬畏的和尊重的態度。正因為如此，當作品或藝術家的觀念與自己相左時，所下判斷也就格外謹慎小心，有時候甚至非常猶豫。之所以如此，大概有這么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每一個個體的藝術觀念是不一樣的，這才是藝術呈現出差異的根本驅動，但這也就預示著不能貿然以個人經驗來審視個人經驗，即便用來審視的個人經驗看上去比對方顯得“更真實”，一旦執行該個人經驗，那也無異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最終實際起作用的恐怕只能是繁復的道德主義修辭，不會是“真知”；二是作品或藝術家的“真實性”，不是單純的當前社會現實或歷史現實，而是再度重構當前社會現實或歷史現實的結果，歸根結底還是藝術家此時此刻價值觀的形象化和敘事化，就是說我們感受到的是價值理念。釋解創作者與批評者的沖突，便只能是普遍性經驗和價值，而不宜以個體之矛攻個體之盾。這樣一來，問題便被提出來了，既然不能草率動用個人經驗意義的道德判斷，不能粗糙啟用自我中心的真實性，那么，誰是普遍性經驗和價值?怎樣才能植入普遍性經驗和價值呢?

　　說到普遍性經驗和價值，人們馬上有個條件反射，覺得普遍性經驗和價值，就是他們要反抗的那個“文化規范”或“價值秩序”。于是，“十七年”怎么樣，六七十年代怎么樣，八九十年代又怎么樣，這樣的追問迫擊炮似的會一直追索到當下，最后理直氣壯地拋出答案，說正因為有了今天的個人主義，文學藝術才有必要誓死捍衛個人主義的合法性存在。道理自然不錯。然而，價值取向的個人主義，如果沒有用以建立我們共同的日常生活基礎的思想，也就是說，個人主義失去了它賴以存身乃至豐富的現實依據，個人主義價值取向也就僅僅是個人的精神事件，說得極端一點，第二個人也未必知道創作者那么痛苦地折騰到底是為了什么，更遑論撰寫和發現一階層一民族一時代的共性遭遇。那么，這樣的作品或藝術家，根本上只是一個“孤例”，既沒有個案意義，也無從談起普遍意義。作品作為藝術便不成立，藝術家作為藝術創造者也不會成立。

　　不過，問題的糾結之處不全在這里。它最為深遠的支持者還不是文學藝術本身，而是來源于政治經濟學這個強悍的話語導向。聯產承包制第一次有力地填充了無數個人的物質世界，在優裕自足的個體作業區，大多數的個人嘗到了甜頭。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個體也終于明白，個人還得為個人主義后果負全責。也即是說，當市場經濟有一天終于未如人愿地變異成市場主義，隨之而來的幾乎所有社會風險、不確定性，都不由分說地由個人買單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個人主義原來是把雙刃劍。這把鋒利的雙刃劍，一面深插在個人物質欲望的深槽里，不停地鋸往深處和痛處，直到耗干生命為止；一面毅然決然伸向無限匱乏下去的精神空間，致使個體能量本無力解決的精神疑難永久性赤字，直至枯竭為止。

　　然而一路賣命一路為夢想支付高昂代價的個人主義者的真正困境還不止于此。同為個人主義思潮下的存在之物，賺得經濟資本的個人主義者與受制于基本經濟需求的個人主義者，在爭得個人主義支持上，完全處在不同的位置。前者不但可以在他們的本位上擴張其半徑，而且一定程度還需盤剝乃至削減后者應得的份額來為其未來做更遠的打算，后者實際上便處在個人主義受損者的地步。按照類似邏輯，社會資本也大致如此。當懸殊的經濟資本轉化成社會資本時，前者用以凸顯其社會聲望、社會身份的資本，絕大部分來自對后者的擠兌和預支。換言之，這時候，后者雖然不至在個人主義中消失，但作為成功預期的個人主義，卻明顯不太歡迎一個拖后腿的個體進入市場——這個本來就要到經濟話語建構的機制中去，其結果，要么后者干脆斂聲屏息甘愿依附，要么變成前者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刻意打造的意識形態的搗亂者和攪局者，承受道德主義修辭的驅逐與圍剿。到此為止，前者的文化優越感終于戰敗了后者的文化訴求，而且往往是以文化秩序維護者的面目把后者推向邊緣境地。顯而易見，在一長串的環節中，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個人主義，盡管很明顯兩者絕非同一量級的個人主義。但這不要緊，只要誰在個人主義中勝出，誰就是這個時代擁有內在性生活的個體，緊接著，誰就有資格代言這個時代。

　　我們聽到最多的聲音，即是如此個人主義聲音，是以屏蔽他者為旨歸的個人主義聲音。

　　毋庸諱言，與以往相比，這里的個人主義似乎要比先前更有擁戴者，也就更加符合藝術規律。正是這個很文藝也很審美的聲音，支持著我們所見的大多數文學藝術骨架，我們也多數時候在該骨架的起承轉合中，貌似主動地、積極地安排著我們的人生。經濟學把這樣的一個下放分包，叫增加絕對利潤；社會學把這樣的一個分解，叫社會分層；文化上，這樣一個層層最小化過程，叫自我確認。當前的中國個體，之所以不同于古代中國社會的宗法宗族秩序下的集體主義個體，也不同于現代中國特別是五四時期的個性主義個體，亦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前計劃經濟下的分配制個體，而是90年代以來尤其是新世紀至今天的經濟主義個體。是因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物質重于一切一直是我們內在生活的實證性依據。即是說，我們所期許的內在性個體，因為所存身的社會機制的原因，并非建立在精神自足的基礎上，而是被市場重新打扮。這就意味著我們實際受用的個人主義，一定程度上是對個人風險和個人不確定性沒有完全預警的情況下進行的。正是在這個時候，經濟學上無數次下放分包、社會學上無限分層和文化上接近原子化的自我確認所構筑的實際社會運行法則，吞噬了“國學”或“傳統文化”中本有的道德理想主義，瓦解了現代文化特別是魯迅思想傳統中的懷疑精神和求真意志。說到底，我們今天的某些文藝批評，就其價值選擇而言，實際上就搖擺在以上二者之間，是對分包、分層和自我確認的求證，而非質疑分包、分層乃至自我確認，并帶領個體走出如此語境的思想言說。本質上說，這樣的文藝批評只是事實描述，絕非價值敘事。而價值敘事，一定意義上需要對流行的個人主義的審視和反思。但審視與反思需要苦痛的體驗和總體性視野，這顯然不如干脆變成一個隨物賦形的庸人主義者省事。

　　我曾經撰文談到，文藝批評的尊嚴要從根本上被喚醒，可能需要走出至少“四個規定性”——既有學科慣例規定性、既有知識慣習規定性、既有個人經驗規定性和意識形態慣性規定性。但這只是就具體批評方法而說的。如果再做一點延伸，所謂“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就有必要轉換為對支撐其好、之所以變壞背后社會機制的剖析。否則，言人人殊的“好”和“壞”，要么只會墮落成虛假的人格理想主義修辭，要么索性異化為一對一的掐架和使氣。雖情緒飽滿、熱情很高，但到底只是個體事件。

　　文藝批評要真正避免自欺欺人，要真正免除自說自話，要真正不止于自娛自樂，就不能變成永遠咀嚼先哲前賢話語的乞食者，也不能一貫地搬運一些并非今天時代生成的文藝理論程式和知識，乃至成為一個中規中矩的學術制造者，更不能不加反思地一味沉陷在未經清理的個人主義假想世界里，而是要深深介入到當前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并說出今天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嚴重遺漏了的個體遭際、無助和無奈，因為它不僅是我們預期的個人主義的延續，還是我們今天繼續需要個人主義的思想構想。

　　這個角度，不妨說，今天的文藝批評其實是對承擔著個體意義大廈的個人主義建筑機制的再度創造和豐富。直接說，這樣的個人主義是一個新面孔，不同于傳統的宗法宗族個體，更不同于計劃體制下個體和以個人為中心的惟個體而個體的個體，當然也不是以往諸種元素的混搭和簡單合成，是對經濟主義個體的徹底革命，也就只能是文化現代性，即人的現代化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