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周年，想寫點紀念文章，遲遲未能下筆。恰好近期趕上了來武漢出差的機會，就特地去了武昌起義舊址，回來就寫下這篇文章。

　　文章這種事情，至于作用嘛!說大也不大，說小也不小。文章可讓你升官、揚名，也可以讓你惹麻煩，甚至命運悲慘。我想起了文字獄。

　　文字獄是中國歷史的獨創嗎?我印象最深的是秦朝的“焚書坑儒”和清朝的“文字命案”。

　　遙想當年，手握公器的大清王朝，曾經把文字玩成了血的游戲。

　　當西方很多有遠見的國家開始變革的時候，機器生產從他們那里盛行，一下子，國家猛然崛起，開始超越曾經傲立在東方的中國。而那時候，我們的先祖們，他們還睡在夢里，在一個即將要落魄的土地上大玩文字游戲。

　　史有記載，有一年，一個進京趕考的學子在書齋讀書，風颼颼地吹進來，把又脆又薄的書紙翻得凌亂，他靈感一涌，隨即寫下：“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一詩。當官的查出這首詩，說他污蔑大清帝國沒有文化、不識字，就將他問斬了。看了這個故事，難道不為一個王朝荒唐到如此地步而倍覺可笑么?當一個王朝的背影，匆匆忙忙，反復折騰，不是為了真正的革新圖變，而是在為了牢牢控制言論和思想疲于奔走，大概往后的日子也不會很好過了，王朝也步入了它的風燭殘年。魯迅先生曾經說我們用自己發明的火藥造出了爆竹，用于喜慶和祭祀，外國人引進我們的火藥，用于造大炮、彈藥，還用大炮轟開了我們那個搖搖入墜的王朝的大門。可笑至極的是，那個自比上天的乾隆皇帝還問英吉利可與日本近鄰?一個王朝，當它用非常的手段對付著書立說的文人之時，它自己卻在浩瀚廣闊的世界中做了一個十足的文盲，王朝注定了它的沒落。

　　乾隆是一個戲劇性的皇帝，他手里曾經制造過很多文字冤案。他的前期，中國算是個盛世，晚期，開始走下坡路，漸漸不行了。他死的那一年，是18世紀最后一年，而那個時期，世界發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歐洲的國家開始搞革命，資產階級把他們的國王趕下臺，自己登上政治舞臺，尤其最為顯著的是法國大革命。而乾隆死了之后，清王朝還搖晃了近兩百年，乾隆的子孫還繼續維系著那個舊秩序，不思變革，茍延殘喘，即便是難能可貴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一次是轟轟烈烈開始，悄無聲息結束，一次是大張旗鼓開鑼，狼狽不堪收尾。

　　當英國人發起鴉片戰爭的時候，乾隆的孫子道光一身補丁，還在自詡著：朕勤政愛民、簡樸節約、體恤百姓。他的百官紛紛效仿，一個朝廷，一堂的補丁，而隨后的賠款，那白花花的銀子賠出去夠讓道光受氣的了。到了乾隆的曾孫咸豐的時候，國家開始爆發危機，一群農民打著另一個天國的旗號發起了暴動，首腦叫洪秀全的人很聰明，他也搬進來西方那一套，可是農民畢竟是農民，不僅僅學不像，還走了樣，當洋務運動的領袖們率領一支所謂衛道的湘軍、淮軍打到南京的時候，這個農民起義者也像當年他們所要反對的人一樣，滋生腐敗，一步步墮落。

　　于是，歷史記住了洋務運動，肯定了這個由統治階層內部開始的富國強兵的舉措。

　　洋務運動也是向西方學習，雖然最后跟洪秀全搞的那個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制度的命運差不多，但是，作用明顯不同，只是終歸沒能擋住列強的炮火，國家仍然繼續腐朽和衰敗。

　　知識分子看不下去了，他們開始丟棄八股文章，搞起了公車上書，大談政治。這一次，坐朝的光緒沒有把他們定罪興文字獄，還有模有樣把他們召進宮，請他們開始變法。只是遭到狠角色慈禧的反對，她也發起了頤和園政變，不僅僅殺了戊戌六君子，還軟禁光緒，這下子，國家命運被這個心狠手辣的女人掌握了。

　　你一個婦道人家，掌權就掌權，又沒有這個本事，不斷地割地賠款，不斷地卑躬屈膝，最后還是被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自己貓到了西安。

　　國家命運堪憂啊!當年馬背上得天下的滿清王朝漸感不支了，原先漢人還啞口無言，甘于受命，現在看來不行了，一群群革命者出來說話了。他們說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于是，一場被稱為辛亥革命的火種從武漢燃燒。

　　我寫這篇文章，取名字《江城血》，一經查實，用江城做別名的城市居然不止武漢一個，蕪湖、吉林也說自己是江城，但是，要提起“血”字，恐怕只有武漢的歷史最值得后人揣摩吧!

　　有一部電影叫《辛亥革命》，明星陣容很大，票房很高，尤其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時候。

　　我雖然沒有看這場電影，但是在歷史的特殊日子，我想起了100年前的那場腥風血雨。辛亥革命噴灑了第一場“江城血”。

　　我想打住，先說說“革命”這個詞語。

　　“革命”一詞，大約最先出自《周易·革卦·彖傳》：“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兩位西方學界鼻祖好像都談論過革命。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在其《羅馬史》中把羅馬共和國的建立看作是一種道德行為，認為這是有道德的人戰勝了塔奎尼烏斯王的統治。美國政治家杰克·A戈德斯通認為，革命就是“不同集團，其中包括前政府，都力爭使自己成為中央權力”。還有說革命是一種發泄不滿和改變現狀的途徑，比如先前說到的亞里士多德，他在其《政治學》中寫道：“有些人看到和他們相等的他人占著便宜，心中就充滿了不平情緒，企圖同樣達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確有所優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擬的人們卻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緒。” 而更有觀點稱革命是一種實現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例如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阿曾經指出，革命就是消滅和改變僭主統治的過程，就是恢復正義和正當秩序的過程。

　　當然，研究革命是歷史學家的事情，我是寫散文的，在此不便多談。

　　不管如何，革命無非就是工具、手段、方法、目的構成的集合，無非就是包含戰爭、理論、口號、旗幟、推翻、建立等元素。革命是有顏色的，也是有區分的，無論學者如何定義，革命永遠充滿著鮮血和死亡。

　　我倒是這樣的理解，革命是血肉的軀體加上憤恨的精神，在一面標榜進步和高尚的義旗下，動員少部分知情者和大部分無知者起來反抗，推翻壓制的舊秩序，進而想建立先前被壓迫的那一部分人理想的新秩序。

　　知情者鬧革命是為了某種精神高度的追求，無知者鬧革命，大部分出于食不飽腹，或者受到某種精神沖擊和心靈鼓動。

　　看了一堆堆歷史真實的材料之后，你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永遠不能排除私有化的動機，為了利益、為了地位、為了權勢，這也是革命的動機，不管什么階級、什么人群、什么派系的革命，都離不開有這種初衷的存在。總之，革命是需要流血犧牲的，是充斥恐怖和可憐的。

　　我總是在這樣莊嚴的時刻想起張養浩的那一首《山坡羊·潼關懷古》

　　峰巒如聚，

　　波濤如怒，

　　山河表里潼關路。

　　望西都，

　　意踟躕，

　　傷心秦漢經行處，

　　宮闕萬間都作了土。

　　興，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大概唯有這首元曲足以表達我內心真實的感受和想法吧!

　　站在武漢，回溯歷史，烽煙早已不在，而故事卻未曾如煙散去。我想再來說說那一場浩浩蕩蕩的辛亥革命。

　　民主共和是孫中山等第一批覺醒的革命者提出的，當武漢大鬧革命的時候，他卻在美國奔走，目的是去美國籌集資金，因為鬧革命的確缺銀子，。

　　有一個組織逐漸在武漢新軍中壯大，名字很奇特，叫“文學社”。當然這個文學社不是什么文學組織，而是一個革命團體。與文學社一樣擔當武昌起義大任的還有一個組織“共進會”。

　　滿清王朝到處碰壁，外國列強的炮火、太平天國的起義、陜西捻軍的鬧事等等，實在是讓人折騰，清王朝開始覺得自己底氣不足，需要補補了，于是大搞洋務運動。武漢曾經也是洋務運動的核心之地，張之洞就是繼湘軍首腦曾國藩后的又一洋務運動的領導人物，他在武漢訓練的“江南自強軍”也稱為新軍。武昌起義打響之前，新軍隊伍中已經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學社和共進會，這是以后武昌起義的核心力量，這部分革命力量幾乎占新兵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當1911年4月27日，趙聲、黃興等人領導的同盟會起義軍在廣州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武昌的文學社和共進會也在籌劃一場軍事行動。

　　這刺激了紫禁城里那些敏感又脆弱的神經，清王朝看到了全國各地都有蠢蠢欲動的革命分子，恐怕是越來越難以收場。清王朝不得不裝模學樣，心上一計，不就是要搞什么民主共和的名堂么?我也有辦法，先拿出來秀一秀。于是，他們開始聽取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的意見，在北京成立什么皇族內閣，大搞立憲，實際上還是換湯不換藥，這樣極大地傷害了各地立憲派的感情，令人大失所望。

　　四川也開始讓清王朝頭疼，一場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開始，釀成民變后，北京紫禁城內像一鍋煮沸的湯，朝廷千方百計想辦法鎮壓，可是此時，到何處調兵呢?偌大的大清國，四面楚歌，到處是戰火，朝廷只好想起了那支新軍，湖北隔四川較為近，派兵前往鎮壓算得上方便，于是，大批的新軍領命從武漢出發入四川鎮壓。

　　此時，武漢的防務空虛，革命黨人認為這是發動起義的時機到了。

　　可憐的那個小皇帝溥儀!當時還只有五歲多，當一個孩子還不知道所面臨的驚險和恐懼是什么的時候，他只能左右在大人的哄騙之中，弱小的皇帝，在寶座上大哭大鬧，他哪里知道什么是革命。而那些高呼著要推翻這個小孩子統治著的朝廷的新軍革命黨人，大部分也不過只是一些剛步入成年不久的年輕男子。

　　革命好像永遠是年輕人的事情，拿破侖參加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也只有24歲左右。年輕人滿腔熱血，對未來總是充滿信心和抱負，尤其善于接受新思潮，在武漢新軍中大呼革命的也是一群敢想敢干的年輕人。

　　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前，文學社和共進會召開了聯席會議，會上，27歲的蔣翊武當時是文學社的負責人，被推舉為總指揮，31歲的孫武是共進會的負責人，被推舉為參謀長，30歲的劉公被推舉為政治籌備處總理。

　　而后來正式投入戰斗領導的熊秉坤不過26歲，吳兆麟不過29歲。都是一幫血性漢子。正是因為年輕氣盛，革命黨人躁動不安，那鼓動在心中的氣焰就像一個不定時炸彈，遇到火星即可爆發。事情果真不像計劃中的那樣，發動起義的消息被走漏。

　　10月9日，共進會的負責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制造炸彈時發生事故，孫武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好在孫武雖然受傷但是最終脫逃，但策動起義的那些文字資料和部分旗幟等被搜走。

　　那俄國人早已和湖廣總督瑞澄相交甚好，大概也像書中所言那樣，中外反動勢力的勾結吧!瑞澄聞得此事后，立即下令全城戒嚴，派重兵搜捕革命黨人。

　　蔣翊武聞訊，心中覺得此時情況不妙，他左思右想，時而握拳，時而拍桌，咬緊牙關，他決定就在9號夜晚發動起義。他馬上派人給新軍各營送信。

　　不巧的是，當日晚，革命者彭楚藩、劉復基在起義總指揮部被捕，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途中被捕。

　　辛亥年10月10日清晨，武昌城金風瑟瑟，被逮捕的三人一同斬首。

　　新軍革命者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發動起義，由吳兆麟擔任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

　　吳兆麟、熊秉坤率起義軍攻打湖廣總督府，那一刻，武昌沉浸在轟雷的炮聲之中。

　　次日的黎明來得那樣沉甸甸的，旭日如血，照得長江兩岸通紅。

　　湖廣總督瑞澄逃走了，武昌城被革命黨人掌握了。

　　當一群年輕人憑借熱血肝膽掌握了一座城市的時候，這一下子，他們懵了，開始不知所措起來。革命領袖孫中山當時在美國，而其他領袖人物宋教仁、黃興等也一時半會趕不到，這幫年輕人徘徊不定，他們甚至開始了爭吵。于是乎，情急之下，他們卻請來了原本是清朝的官員黎元洪，請這個人出面維持大局。

　　當革命者找到黎元洪的時候，他正躲在桌子底下，抱著頭大聲疾呼：“不要殺我”。當黎元洪明白是一回什么事情之后，他居然振振有詞地斥責這群年輕人冒天下大不韙竟敢鬧革命，還宣稱這是要殺頭的罪孽。但是，年輕人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和對革命的熱情絲毫沒有被震懾，反而把黎元洪說服了，從此，黎元洪成了武昌革命隊伍的重要首領，他自己不是徹底的革命者，大概他也清楚到即使自己回到王朝的陣容，肯怕下場也是不得好死吧!

　　這群新軍革命黨人，他們用血肉涂抹了舊王朝的旗幟，在當時那個死氣沉沉的中國大地用炮火和槍彈打出了一個新的思維來，從此，老百姓開始知道有一種救國的辦法叫做革命。

　　梁啟超曾經和孫中山就改良和革命的問題發生過爭議，但是，辛亥革命之前，大部分老百姓是知道梁啟超所謂的改良路子的，而革命等思維大概仍是新的模糊的意識，魯迅先生寫了一篇小說《藥》說的便是中國普通老百姓用辛亥革命中英雄的血治病，他是想說明百姓對革命的麻木不仁，也是想說明革命思維在老百姓中的流行程度和認知程度。事實上，當辛亥革命轟轟烈烈了以后，很多老百姓他們的確是不知道革命黨和朝廷到底發生了什么?到底誰是誰非?到底革命黨要做什么?在中國茫茫的土地上，一個巨大的問號在冉冉升起，之后的革命奮戰者都在為這個巨大問號尋找答案。其實，兩千年的封建思想毒害之深，光靠一次兩次的革命想清除掉，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年輕人敢于打破舊秩序，用革命的方式倡導新的革命式的中國救亡思維，他們的確開創了歷史，用血在寫著豐碑。

　　歷史不要給這群年輕人太重的負荷了，他們已經很了不起了，他們并沒有革命經驗，卻打勝了武昌一仗。武漢城內至今保存著那棟寫滿血腥歷史的建筑——武昌起義門，還有它在注視歷史、觀望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