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二戰”之后興盛于歐美諸國、在新時期的中國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解構性后現代主義思潮，已漸趨沉寂。該如何評價這活躍了半個多世紀的西方文化思潮?其對當代中國產生什么影響?熱潮過后，我們應冷靜地展開反思。后現代主義思潮的主旨是：立足于本體論、懷疑論立場，力圖以解構“邏格斯中心主義”為理論視角，反對用統一性與整體性來規范世界，反對用固定不變的邏輯與規則說明世界，尊崇歧見差異，提倡多元并存。這樣一種思潮，雖然有利于人類破除迷信與盲從，激活創造意識、變革意識，但問題是：“后”之后該如何?

　　虛無主義代替了價值倫理

　　不可否認，利奧塔、福柯、德里達等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對人類現代文明的反叛是振聾發聵的，他們更為痛切地看到了因科技理性的強盛、知識信息的爆炸、社會規范的僵滯、物欲主義的泛濫而加劇了人性異化、精神迷茫、思想沉淪之類的弊端，但他們應對問題的立場與方法是有問題的，不可避免地帶來責任感和價值倫理的喪失。

　　后現代主義思想家所推崇的人生策略只能是：不必再為人生意義、道德尺度、人類命運、世界本體之類問題傷腦筋，也不必自悲自嘆、自尋煩惱，而盡可隨心所欲，任意而為。后現代主義影響領域較廣，比如，在與人類文化生活關聯最為密切的文學藝術領域，一些作品的深度模式被削平了，不再追求價值與意義；文學寫作變為“零度”的書寫活動；甚至連藝術家與非藝術家、藝術與非藝術也沒什么界限了，都不過是“玩”而已。這樣一來，結果只能是，以懷疑文化與否定文化代替了文化的開拓與創造，以虛無主義代替了價值倫理，以相對主義模糊了是非標準，以放浪形骸代替了嚴肅的人生追求。故而在一些深受后現代思潮熏染者那里，甚至在一些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的個人生活行為方面，都會讓人感到有點玩世不恭、“破罐子破摔”的味道。分析起來，這或許不一定是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及其信奉者們的本意，但之所以如此，是由其“解構”思想的內在邏輯決定的：既然要解構一切，要尊崇歧見差異，要提倡多元并存，也就一切都不必當真，一切都無所謂了。

　　激進反叛理性秩序

　　從后現代主義思潮產生的根源來看，雖與“二戰”之后的時代環境有關，但從深處分析，實乃源于人類長久以來的苦惱，這苦惱就是人類不得不面對的感性與理性、自由與規矩、個人與集體(社會)之間的對立與沖突。法國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有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并曾這樣描述過人類不再是動物之后的境況：“由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人類便產生了一場最堪矚目的變化；在他們的行為中正義就取代了本能，而他們的行動也就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唯有當義務的呼聲代替了生理的沖動，權利代替了嗜欲的時候，此前只知道關懷一己的人類才發現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的原則行事，并且在聽從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請教自己的理性。”人類雖由此而成為有智慧的生物，但同時也“被剝奪了他所得之于自然的許多便利”。在人類歷史上，有多少哲人、學者、詩人、作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曾為人類的如此無奈而焦慮，并求索解決之道。或如中國的老子、莊子那樣，主張以與世無爭、清靜無為的生存策略換取心靈的安寧；或如基督、釋迦牟尼那樣，教人忍受現世的苦難以換取來世的幸福。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們要奮力掙脫為現代社會加劇的種種束縛，其用意也是很可理解的，但他們采取的激進反叛理性秩序，徹底顛覆文化規范的立場與方法，不僅于事無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增添人類的精神困境與心靈迷茫。對此，西方有許多學者早就給予了清醒的批判，認為這是西方世界的一場浩劫，是人類的一次精神自戕。用英國當代文論家洛德威的話來說，“是一種更深意義的頹廢，因為一個人懷疑除自己以外還有別人和世界存在，把自己游離于共同關心的事物，游離于社會的集體性之外，對社會進步而言，是十分危險的。”按照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看法，這是中產階級庸人的大逆流，開的是市儈式的反現代主義形式和價值的倒車，代表著新的社會保守主義思潮。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們的問題在于，他們似乎有意回避了這樣一個基本常識：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原本就是理性秩序與文化規范的結果，而理性秩序與文化規范本身就是必要的束縛，無此束縛也就沒有人類。對于這個道理，中國古代的《禮記》中有這樣一段頗為精彩的論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中國傳統文化所重的“禮”，雖然在歷史發展中變得過于紛繁，產生了壓抑人的感性與自由之弊，但從性質上來看，這“禮”正是使人類成為人類、區別于動物的必不可少的基本道德秩序與文化規范。

　　人類生存的理想狀態，說到底，應是實現感性與理性、自由與秩序、個體與集體的和諧統一；人類文化建設的目標，就是最大限度地找到調節上述二元關系的“度”。偏向任何一方，都會導致人類文化的失敗。某些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的失誤正在于：對人類處境中的二元對立過分焦慮，因而也就偏向了感性、自由、個人一方，而力圖極端化地排斥理性、秩序與集體，如此一來，人也就必將“非人”了。事實上，無論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們如何“焦慮”，如何看穿了人生的困境，人總要以“人”的樣子，在這個地球上繼續生存與發展。因而，在意識到既有理性文化弊端的同時，人們如何冷靜地面對現實，總結歷史，在思想與實踐方面進一步探尋既有助于實現個人自由，又不影響個人賴以生存的社會整體性與同一性的文化智慧，才是應有的奮斗目標，才是人類未來的希望所在。

　　理性看待后現代主義在中國

　　就后現代主義思潮在我國的情況來看，需要進一步反思的是，由于歷史背景、文化淵源及社會格局的不同，其危害恐要遠甚于西方。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一思潮在我國的涌入，確曾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的哲學、文化及文藝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因饑不擇食的一時之需，在思想文化領域，也釀成了片面性地推崇和強調后現代主義的局面。尤其是在文學藝術領域，甚至一度出現了唯“后”是從的態勢。曾幾何時，誰不“后”，誰似乎就有落伍、保守之嫌。正是在這樣一種時代浪潮的簇擁下，對后現代主義自身存在的問題，以及對中國當代社會的潛在危害，我們也就未能來得及深入思考。

　　我們應作出深刻反思，以開放的襟懷與視野，整合古今中外人類優秀的文化資源，建構能夠融入當代世界主流的民族精神、國家倫理，以及科學、民主、理性和諧的社會秩序。而后現代主義極端化的反理性、反文化與非價值化的“解構”立場，與此使命和追求顯然是不合拍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相反，中國當今社會幾近泛濫的自我中心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之類，倒是和后現代主義不無意向層面的相應之處。由此著眼，我們或許可以更為正確地評判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是與非。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