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是我的學長。上世紀80年代的第一年，在我跨進大學校門的第一天就聽到了他的名字，是系主任羊春秋老師作為學校驕傲講給我們聽的。而在昨天，母校的一位應屆畢業生來我處求職，我翻開《畢業生推薦表》的“學校情況介紹”一看，建國的名字還在，仍是母校的驕傲。

　　母校湘潭大學盡管列全國重點，但實在算不上是名校。在她30多年的辦校歷史上，畢業生數以十萬計，當官當到省部級，教書教到博導級、學問做到院士級、發財發到億萬級的校友大有人在，為什么建國就能獨領風騷幾十年呢?我認為，這顯示了母校評價學子特異的眼光。現在我就把我認識的建國介紹給大家。

　　我1988年畢業分配到湖南省文聯，成了建國的同事。當時，建國的文學創作正處高峰期，從北京大學作家班畢業又被省委安排到湖南永興縣掛職當副縣長，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我和他見面不多，見面多在文聯院子的籃球場上。文聯和作協分家后，我和他搬到作協院子的一棟樓上，見面也換到國防科技大學的球場。日子不咸不淡地度過，轉眼就來到1991年。1991年上半年，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堪回首的黑暗日子，春節過后我就死了唯一的兄長，是建國陪我去殯儀館送別我那一直是農民的哥哥；好不容易熬過那段悲傷的日子，寫下一篇文章，卻又惹上了一樁不大不小的麻煩。那是《湖南文學》創刊四十周年的紀念專號，邀我寫了一篇關于湖南新時期文學發展的評論，不想卻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老同志將狀告到省委和中宣部，對我歌頌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極為不滿。然后大會小會點名不點名批評，批判文章也開始一組一組發出，以我有限的閱力面對這不小的陣仗，當然是誠惶誠恐，只有躲進小樓過日子了。這個時候，又是建國對我說：雄前，文章我看了，不會有大問題。更為難的是，剛剛調去湖南文藝出版社當社長的他，每天周末從長沙河西騎車回家，過三樓的家門而不入，直接就去了6樓，一屁股就坐到我家的沙發上，默默地陪我坐上半小時或一小時才回家吃飯。入主新單位百廢待舉的疲憊形色，和他靠在沙發上沉默著的慰撫，是我那段黑暗日子里唯一的溫暖。

　　建國有這世界上最難得的仁義。

　　我和建國在長沙同一個院子住了四年，四年間，我和他打過多少場球實在記不清了，但他的球技和好勝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關于球技，他的成名作《左撇子球王》是注釋，球王李天生有好多他自己的影子；關于好勝心，單從一個細節就可看出，在每一場球賽之前，建國都要找廁所小便，哪怕下樓前剛剛上過廁所，因為他緊張，因為他為了勝利要輕裝上陣。在長人如林的籃球賽場上，身高不足一米七的建國就像一個精靈，我們打過長沙卷煙廠隊、長沙水電師院校隊，我們出城打過常德郵電局隊、零陵卷煙廠隊，和這些全省有名的強隊交鋒，不管勝與敗，建國都是我們最穩定的得分點，一場球下來總會獨得二三十分。與他兇悍的球風相比，建國的文風卻相當的克制。他這個時期創作的中篇小說《中王》、《孤領》、《男性王》、《上上王》和長篇小說《血坳》，是表現鄉土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的陣痛和尷尬的優秀作品，那種深刻的悲觀在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看來，仍然顯示出智者的洞見和大家的風范。今年的春節，我在湘中的老家望著凋敝荒蕪的鄉村，又一次想起《血坳》，我知道，建國關于鄉土的歌哭依然回響在這片大地上。

　　建國有這個世界最需要的智勇雙全。

　　1991年是我人生的一個大拐彎，沉重的家累和對文學批評圈子的恐懼，讓我在一年以后遷往深圳。1991年對建國而言，也是人生的一個大轉折，他被組織強行派往出版社擔任社長，蒸蒸日上、如日中天的文學創作事業被懸置，從此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行政俗務中沉浮。他的單純、憨厚、仁義均成了他生命的敵人，他的古典道德情懷和骨子里的浪漫主義情結死死地壓制著他的發展。他好好做事卻理不清世事的迷瘴，他好好做人卻猜不透人心的叵測。他過得不痛快。他一定很后悔。于是，在我的極力攛掇下，他來到了廣東，當上了花城出版社社長。廣東是中國商品經濟的策源地，十三年時間里，建國以“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氣慨，再一次向我詮釋了一種精神。

　　1999年上半年，深圳某大局要拍攝一部電視連續劇，我作為編外的策劃人聯系賀夢凡導演。賀導知道我和建國的關系，每次來深圳都要拿上建國。最后，拍片的輕松錢建國沒有得一分，電視劇同名長篇小說創作的苦活卻落到了建國頭上，當三個月后建國一筆一畫將寫在格子紙上的長篇小說交到某局領導手上時，領導感動了，一定要多加二萬元錢，建國卻不干，說：“按合同付，不能讓您為難。”這是我在深圳十多年難得見到的一幕。

　　而讓我心酸的是，作為全國第一批“新長征突出手”、作為著名作家、作為資深出版人的建國，還是經常遇到不如意的事。前年年底，他手下一本雜志出了一點問題，他一如既往主動把責任攬到自己頭上。大年三十的傍晚，又一次深刻檢查過的建國，滿身疲憊地走出辦公大樓。他謝絕候在樓下的司機送他回家的好意，開始了在羊城的大街上孤獨地行走。每一個十字路上，不管紅燈綠燈，他都閉眼走過，他在內心呼喚：撞我吧，撞死這狗日的肖建國吧……他給我講這一幕的時候，我哭了。

　　建國有這個世界最少見的清正誠信、忍辱負重。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濟老先生臨死前深感迷惘，但這并沒有阻止他的兒子梁漱溟成為中國最后一位大儒。“這個世界會好嗎?”同樣的疑問回響在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里，而建國這一類人總在證明儒者的存在，證明著希望的不死。

　　在我數以萬計的校友里，只有他一個人一直以作家和出版家的雙重身份在從事著道德思想的啟蒙，只有他一個人雙重地堅持著為人的清正和文化人的良知，只有他一直在生活中保持著古典道德主義情懷，在創作上保持批判現實主義的鋒芒，因此，他成了母校永遠的驕傲，成了我心中敬重的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