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學術研究，都離不開時代語境和自身發展規律的雙重作用，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也是如此。2016年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時代語境，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古代文學研究的自身規律是以文獻史料的整理研究為基礎，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與社會的互動為參照，以發掘總結古代文學經典中蘊含的優秀文化精神為旨歸。2016年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態勢，總的來說，是穩定中有推進，守正中有創新。這種態勢，可以歸納為五大熱點。

　　首先，重視古代文學基本文獻的整理研究仍是主流。近幾年來，由于海外漢籍、出土資料、稀見方志、手稿和田野考察所收集的口傳文本等新材料的不斷發現，使得歷代作家作品的文獻資料越來越全面，越來越準確。在此基礎上，201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等各大出版社推出了多種歷代作家的詩文別集的整理本和總集的增訂本。作家別集方面，有的是對作品文本進行匯校集注，有的則重點對作品進行編年考證；總集方面，有的是在前代總集的基礎上增補了大量未收或漏收的新作品，有的是自定體例的斷代或通代詩文新總集。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持續推出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典藏版、中華書局推出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等，它們的出版，為有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最全最新的資料，對推動古代文學研究向縱深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支撐作用，功莫大焉!

　　其次，對文學經典的回歸和精神內涵的“細讀”是2016年古代文學研究的另一個熱點。由于近年來古代文學研究材料的不斷擴大，加之文學審美邊界的擴大，很多研究者無形之中忽略了對文學經典的審美價值和文化意義的深入闡發。中國文學歷經數千年的發展，積淀下大量的經典。這些作品浸透了中華民族偉大作家的家國情懷、民族氣節和美善理想，體現了古代優秀知識分子愛國愛民、建功立業、積極向上、剛健有為的人格內涵。2016年舉辦的一些學術會議，如2016年8月的“秦隴文化與杜甫學術研究會”、11月的“中國《詩經》學會第十二屆年會”、“中國《文選》學研究會第十二屆年會及先唐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等，都是以揭示文學經典的精神文化內涵為重要主題。古代文學經典負載的這些核心的精神文化傳統，對于我們弘揚中華文化，推動中華文化創新發展，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自信，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應當具有文化擔當與歷史使命。

　　再次，對制度與文學關系，尤其是制度與詩歌、散文、小說等文學樣式的生成機制的關注也是2016年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點。以2016年11月召開的“‘制度與文學’高端學術論壇”等會議提交論文來看，主題涉及禮樂制度與詩歌演變、行政制度與文章文體、宗教制度與敘事文學等多個方面的個案，觸及“制度與文學”研究的基本范疇、理論與方法、熱點與前沿問題等多個方面。從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全文轉載和收錄的有關論文綜合分析，對古代詩歌與禮樂祭祀制度的探討最多也最深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蓍夜》等新材料的公布，為學界探討《詩經》“三頌”及“大雅”儀式樂歌生成與禮樂祭祀制度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切入點，同時也為研究《詩經》的成書過程和早期傳播方式提供了新材料。許多論文由制度切入，具體揭示了有關詩歌的詩體特征和風貌，還原了詩歌產生的原始語境，得出了與以往純文學研究視野下完全不同的結論。此外，有的學者還探討了講史制度、史官制度與早期小說的關系，中古時期道教儀式、佛教講經制度對詩歌創作的影響等，也屬于這一研究范圍。

　　復次，中國古代各類文體及其演變規律的研究仍然是2016年的一個熱點。文體學研究近年來一直是熱點，概觀2016年的情況，學術會議方面僅在11月就有“文體學青年學者沙龍”、“中國文體學高峰論壇”兩場文體學專題研討會召開；從論文和著作方面來看，總的數量雖較之2015年有所下降，但創新程度卻有較大提升。第一個變化是，以往立足《文選》《文心雕龍》《古文辭類纂》等文章文體系統的靜態分體研究向以溯源與比較為主的綜合研究轉變。第二個變化是，由以往只關注書面文體向書面與口語文體并重轉變。第三個變化是，在文體分類上對舊有文類體系的突破。第四個變化是，對中國古代文體批評的“中國范疇”的歸納總結與批評理論的系統總結。第五個變化是，借助出土文獻和新見文獻發現為數不少的新文體，這主要集中在先秦兩漢時期文章文體的研究方面。

　　最后，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內涵與外延的重新思考、界定也是2016年度的一個熱點。圍繞這一話題，學界以筆談或會議形式進行了多次討論交流，并發表了多篇論文。大家普遍認為，以往的文學史只注重漢民族文學和漢語書寫的文學傳統，較少涉及歷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學和少數民族語言口述傳統。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失。中華文化在先秦時期就形成多元一體的格局，中國古代文學的版圖內也應當包括各民族的文學，文學史在關注書寫傳統的同時，也應當重視口頭文學傳統。在書寫傳統的研究中，還應當區分寫本時代與刻本時代文學傳承的不同。有的學者認為，當今的古代文學研究，應當關注“六端”、“三維度”，即空間上的西方文學傳統與東方文學傳統、漢民族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相結合，時間上的古代與現當代相結合，書寫方式上的書面文學與口傳文學相結合。

　　整體而言，2016年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趨勢：第一，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重勘中國古代文學的版圖，重新界定中華文化的地域、民族、語言、審美等邊界。第二，向學術傳統尤其是樸學傳統回歸。近年來，學界重視文獻材料和文本考據，這是對此前在西方話語籠罩下的游離于學術根脈之外的“問題預設”、“標本式”、“碎片化”研究路徑的校正。第三，嘗試從學理層面重新梳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自身演變規律，總結根植于中國古代文學語境的批評范疇，構建立足于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實際的學術話語體系。第四，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關于文學經典和文學批評的有關經典性表述，揭示和闡發中國古代文學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的精神內涵，在豐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同時，嘗試古代文學經典在價值層面上的當代轉化。可以期待，在時代精神的感召和古代文學研究向理性復歸的大背景下，未來幾年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一定能在上述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就。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