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紅軍紀念館，我看到過一種票。約10公分長，8公分寬，面額100斤，為棉麻紙質，木刻版印刷，紙色發黃。

　　這種票叫“紅軍借谷票”，借谷票正面四周有麥穗和花紋邊飾，上方繁體隸書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借谷票”“干谷一百斤”字樣。中間有半圓形紅軍戰士持槍舉旗沖鋒陷陣的圖案，兩旁印有“瑞京縣”(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并把瑞金定為首都，瑞金隨之更名為“瑞京”)3個字。下方有兩行小字“此票專為一九三四年向群眾借谷充足紅軍給養之用”，落款為“糧食人民委員陳潭秋”，并蓋有其本人印章。

　　無疑，這枚“紅軍借谷票”，是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物，難得一見。同時，這張借谷票，既充分反映了當年紅軍的風雨歷程，也體現了紅軍軍紀嚴明、秋毫無犯的精神風貌和軍民唇齒相依的魚水之情，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傳統教育的實物教材和黨史紀實資料。

　　在桑植，紅軍嚴守紀律，不打人、不罵人、不拉夫、不擾民，說話和氣。百姓在白色恐怖中，冒死支持紅軍的故事，依然生長在當地百姓的記憶中。

　　在晚田峪村喻家灣組，我見到了百歲老人熊廷茂。老人雖然一百零一歲了，但身體還不錯，行走自如，愛抽煙，還喝點小酒。老人抽著煙，把我帶到了那個艱辛的歲月。

　　熊廷茂老人說，我有一個同學，是小學同學。他叫喻吉成，離我家也就里把來路的樣子，兄弟三個，他排行第二，所以我們都叫他老二。我家兄弟四個，我排行第四，他們都叫我老四。在學校，我與老二玩得來，課間或是放了學，我們就經常一起玩。上山砍過柴，下河捉過魚，有什么好吃的，都互相留著，有什么心里話，也互相說著。

　　一天放學后，老二把我拉到樹林里。老二問我，去不去當革命軍?我說，什么革命軍?老二說，工農革命軍，是洪家關的賀胡子領導的。我有點猶豫，說，這個我做不了主，要問我老兒和我娘。老二說，去吧，我大表哥說了，工農革命軍是專門打土豪劣紳的，是站在窮苦老百姓一邊的。我說，我們才十二歲，這么點年紀，人家革命軍要嗎?老二說，我大表哥說了，革命軍里有童子軍，都是小孩。我大表哥還說，大家在一起挺好玩的，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念書，一起站崗放哨。有吃有住，我們還能天天在一起，多好啊!我覺得很奇怪，問道，你老兒同意?老二說，同意，他還說，工農革命軍是專門打壞人的好人。回到家，我就對我老兒說，爹，我不想念書了，想跟著喻家老二一起去干革命軍。我老兒瞪了我一眼，說，你現在年紀還小，好好念你的書，不要想那么多。我說，那人家喻家老二怎么能去呢?我老兒說，人家是人家，你是你。我說，我們有什么不一樣嗎?老二說，革命軍是專門打土豪的。我老兒說，四娃啊，不是你老兒不讓你去。他說革命軍是打土豪的，別人還說革命軍是土豪呢。這個革命軍真要是土豪，專門干壞事，可就把我們熊家的聲譽給毀了。我們熊家可是正經人家，從不干偷雞摸狗的事。聽老兒這么一說，我就把這個想法收了回來。

　　很快，老二就當童子軍去了。背著個小包袱，駐著根棒子走的。走的時候，我和老二在學堂后面的樹林里聊了很久。最后，我們抱著大哭起來。

　　熊廷茂老人說，大概過了三個月，老二回了一次家。老二跟我說，去吧，當革命軍去吧，這真的是一支好隊伍，不是土豪，也不是土匪。在那里，不僅管吃管住管穿，還教我們學習和打槍。革命軍的領導都有文化有見識，還有的上過黃埔軍校，都是好人。去吧，背著你老兒偷偷去，他拿著也沒辦法。老二還教我唱他在童子軍里學的《工農革命軍歌》，現在我還記得很清：

　　我們工農革命軍，都是受苦人/拿起斧鐮和刀槍，團結成一心

　　槍尖對準反動派，沒收大資本/推翻黑暗舊社會，權力歸人民

　　大家快快團結起，暴動有保證/舉起起義大紅旗，殺敵不留情

　　一切權力歸勞動，建設新政權/土地財富屬我們，天下均平等

　　工人農民要專政，不再受欺凌/當家做主氣勢雄，自己握前程

　　我們工農革命軍，志沖半天云/共產主義我們造，大家向前進

　　以后，老二再也沒有回過家。他走過長征后，到了延安。他在延安時給我寫過信，但我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拿到這些信。什么原因呢?當時國共還沒合作，我老兒就偷偷地把信給藏起來了，怕受牽連，怕國民黨查。拿到這些信，我一打開，看著看著就掉淚了。到了延安，老二也一直牽掛著我，鼓勵我參加革命。我記得他在一封信中就鼓勵我參加八路軍，信的大概意思說：老四，近來忙吧，家里的包谷熟了沒有。我已經到了延安，這里已經成了革命的中心。全國各地的許多有志青年，都來到了延安參加革命，又有許多青年從這里出發，走向抗日前線，打鬼子，保家衛國。老四，我知道你是一個有志氣的人，現在國難當頭，日本鬼子打到我們家里來了，作為中國人，我們不能視而不見，我們不能當亡國奴啊!老四，趕緊走出桑植吧，參加八路軍吧!

　　可惜老二還是死了，保衛延安時，被國民黨的炮彈炸死的，他已經當上了團長了啊。但老二的老兒一直不相信自己的兒子死了，他也一直沒到縣上去找，更沒有到烈士紀念塔去找，他一直在家等待，直到死。死的時候他說，見不到二娃回來，我閉不上眼啊。但我去了，去過縣民政局，也去過烈士紀念塔，都沒有看到老二的名字。

　　熊廷茂老人說，沒去逮(干)紅軍，我后悔死了。逮了紅軍可能死在外面了，但也值啊。后來，我們喻家灣也住了紅軍。與紅軍打交道后，我更感覺到紅軍了不起。紅軍是真好啊，不像國民黨軍，看到老百姓什么東西好要什么，不給就搶。紅軍特別講信譽，比如借老百姓的食物，打借條，發借谷票，都是超出原來的標準歸還。紅軍紀律像鐵一樣的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隨便進民房，下雪天，他們寧肯和衣躺在土地上。他們不吃老百姓的飯，即使需要什么東西或吃老百姓的飯都要付錢。紅軍從桑植出發長征時，我們去看了，隊伍很有秩序，三天三夜全部走完。你說紅軍出發時我們送了什么東西給他們，說出來不怕你們笑話，當時家里都窮，想送，但哪有東西送啊。反倒是紅軍送東西給我們，那些扛不動的、拿不走的，都分給附近的老百姓了，分文沒要。

　　不過，老百姓是大力支持紅軍的。熊廷茂說，當時紅軍住到我們喻家灣，我們這里樹密，容易受到敵人的襲擊。我們主動把周圍的樹砍掉，有些樹很珍貴，還有些樹年紀很大了，但我們都沒有猶豫。砍了周圍的樹，敵人就不容易偷襲了。一天晚上，有個當地人過來摸(偷)槍，脖子上戴個狗鈴鐺。狗鈴鐺一響，人家以為是狗來了。那個摸槍的人剛到墻邊，還沒進屋，就被紅軍發現抓住了，并交給了他的族人，要族里進行批評教育。但摸槍的人的族人覺得，紅軍為老百姓好，你還去摸紅軍的槍，這是給家族丟臉的一件事，更是家族的恥辱，于是決定把他處決，最后把他綁去“沉塘”了。

　　雖然桑植是窮山惡水之地，但這里的人民有情有義，像喻家灣這樣“門口嘛掛盞燈，照在大路上”支持紅軍的故事，幾乎無處不在。

　　在田兒啞村巖子峪，我見到了熊朝恩。78歲的熊朝恩非常熱情，一見面就問我逮(吃)飯了沒有。我說，逮過了，逮過了!他說，逮過了，也再逮點，我家有臘肉，湘西臘肉好吃得很哩!

　　熊朝恩把我拉到他家前面的山坡邊，告訴我說，這個坡下面有條路，以前還是一條要道。一天，紅軍隊伍經過這里，我爺爺熊石敏非常高興，把家里僅有的幾個雞蛋拿出來送給紅軍，但紅軍不要，笑著一隊隊從我家前面經過。我爺爺對紅軍領導說，你們來得好，你們來得好，替我們窮苦人出氣了。我爺爺正看著紅軍經過，突然紅軍一頭馱著食物的驢子滾到山下。我爺爺立即跑過去，要幫著推驢子。紅軍又說，老鄉，不用麻煩您了。我爺爺不干，他說，那不行，你們雞蛋不要，忙總要幫吧。別看我爺爺個頭不高，但因為從小就爬山砍柴干農活，有一股蠻力氣。于是，他與紅軍一起，把驢子推了上來。雖然這只是件小事，但我爺爺放在了心上。紅軍走了后，他經常跟我們提起，紅軍曾經路過我們家門口，我還幫紅軍推過驢子。我還有一個三婆婆(奶奶)，她是做發粑粑賣的，看到紅軍了，她把家里所有的發粑粑拿來，送給紅軍。紅軍不要，我三婆婆非要送給他們。紅軍說，要可以，但要收錢。我三婆婆說，錢不能要，這是送給你們吃的。紅軍說，不收錢，我們就不要發粑粑。我三婆婆說，我到了你們家，你們還不泡杯茶喝，煮個雞蛋吃啊，將心比心啊!無論我三婆婆怎么說，紅軍就是不要，最后還是收了他們的錢。

　　熊朝恩說，1949年中秋的時候，桑植解放了。那時，我已經十二歲了，懂事了。那天，我們看到一隊隊的部隊經過我家門口。看到部隊，我爺爺特別興奮，他大聲地喊著，紅軍回來了，紅軍回來了。我爺爺跟上去跟解放軍說話，解放軍的首長熱情地跟我爺爺握著手。我爺爺說，紅軍好啊，替我們窮人出氣。解放軍的首長說，老鄉，我們現在不叫紅軍了，叫解放軍，這次我們不僅解放了湘西，還要剿匪，你們老鄉可要積極配合呀，發現土匪及時報告，打掉土匪，讓你們老鄉自己當家，以后就再也沒人欺負你們了。聽解放軍說要打掉土匪，我爺爺都激動得掉淚了。他對解放軍的首長說，我恨死土匪了，我老兒就是被土匪用刀砍死的，想報仇都不敢報。我爺爺帶著解放軍各家各戶看看，屋前屋后的樹林里看看，看看有沒有躲起來的土匪。看完后，我爺爺留解放軍在家吃飯，他們不吃，我爺爺搬凳子給他們坐，他們不坐。當時還下著雨，我爺爺都急了，這么大的雨，趕緊進屋吧。解放軍死活不進。解放軍走后，我爺爺逢人就說，我們桑植有希望了，我們國家有希望了，你看看人家解放軍，那真是替老百姓著想呀!你們說說，這樣的軍隊哪朝哪代有過。

　　劉家坪村劉家坪組87歲的劉金鳳老人告訴我說，當時紅軍的擔架隊就駐扎在我們家的院子里。我家有個吊腳樓，里面關了一頭牛，是頭很壯實的水牛。紅軍擔架隊有匹馬，也拴在了我家的那個吊腳樓。那天，紅軍沒有拴馬，也還沒來得及喂草。馬餓了，就去吃我家牛的草。我家牛急了，一腳踢了過去，把紅軍的馬給踢死了。當時養馬的那個紅軍戰士找到我老兒，說我家的牛踢死了他們的馬，要我們家賠。我老兒是個老實人，嚇得不得了。這時紅軍的擔架隊長來了，他把情況問清后，沖著那個紅軍戰士兇道，難道這是老鄉的責任嗎?難道你不懂紅軍的群眾紀律嗎?當天晚上，紅軍擔架隊就集合開了個會，在會上批評了那個戰士，那個戰士還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紅軍生活非常艱辛，也經常向老百姓借糧食。有一次，紅軍借了我家一擔多谷。還有一次，紅軍把借我家的裝糧食的麻袋弄丟了，紅軍用一擔籮筐抵了。紅軍快走的時候，從大庸(今張家界)用驢子馱來糧食，把借我家的，以及附近老百姓家的糧食都還了。為了防止遺漏，他們還挨家挨戶地去問。因為住在我家的是擔架隊，所以家里經常會有傷員，死人也是常有的事。只要有傷員死了，我老兒就會幫著紅軍抬，都葬在了蕩兒口。紅軍長征前，死了二十七個，我老兒和紅軍一起忙了一天，才把這27個紅軍葬完。紅軍走的時候，我們都舍不得，很留戀。我們知道，紅軍在這里，我們就平安，紅軍一走，我們就有危險。

　　劉金鳳說，紅軍對干部戰士要求特別嚴格，他們還設了個軍事法庭，如果誰違法亂紀，亂拿群眾東西，就直接槍斃。古人說，嚴父出孝子，慈母多敗兒。這樣的隊伍能不有作為嗎?

　　珠璣塔村九房組的劉開吉老人，是個篾匠，已經88歲高齡的他，依然在編織背簍賣。他說，紅軍剛駐扎到龍堰峪一帶時，到處征糧食，他們只要富農和土豪劣紳的，貧農的只借。我娘想給紅軍捐幾擔糧食，但紅軍來到我家看過后，說，你們家什么都沒有，是貧農吧!我娘說，是的。紅軍說，是貧農那就借，于是借了三擔稻谷，還寫了個借條。后來又借了一些包谷、粟米。紅軍走的時候，用背簍還了幾袋給我家，沒有還完的就折合成錢還給了我家。

　　珠璣塔村村主任劉紀海也告訴我說，紅二軍團在長征出發的前一天，我爺爺殺了一頭豬，準備送給紅軍，紅軍接受了，但非得要過稱付款，最后紅軍給了我爺爺四塊大洋。我爺爺和伯伯是渡船的，紅軍出發時，他們都去了，在酉水河上干田壩那里渡船，送紅軍出發。我爺爺和伯伯整整渡了一天一夜。就因為給紅軍做了這些事，紅軍走后，我家沒少吃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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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了解到，當桑植黨組織動員群眾參加紅軍、支援紅軍時，人民群眾積極響應，踴躍參軍。在蘇區，動員民眾參軍被稱之為“擴紅”。在桑植等地流傳著一首叫《擴紅》的歌謠：“擴紅一百，只要一歇；擴紅一千，只要一天；擴紅一萬，只要一轉。”劉家坪劉開緒兄弟四人幾乎同時參加紅軍，小溪13歲的熊競臣自己參加紅軍時還帶11個小朋友一起加入。據不完全統計，僅1935年，桑植參加紅軍的就有3000多人。

　　同時，桑植人民大力支援紅軍，表現出了高度的奉獻精神。如瑞塔鋪鐵匠陳才生，一次分配他為紅軍打300副防滑用的腳碼子。為了防止走漏風聲，他便約幾個伙伴，把風箱爐深夜抬到紅沙溪干溝里，連續三晝夜趕完任務，分文不取。

　　不久后，即便是紅軍長征了，桑植人同樣用生命掩護著紅軍傷員的生命。

　　桑植縣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桑植歷史》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

　　當年紅二、六軍團在進行遠征準備時，對部隊中的老、弱、病、殘、傷進行了精簡，其中有23名瘸腳殘手的傷殘紅軍，部隊領導實在不忍心將其精簡。部隊領導想，如果把他們精簡下來，既不能勞動，也沒有生活來源，更沒有人保護他們的生命安全，那么他們就只有死路一條。如果讓他們跟隨主力部隊行動，肯定也是兇多吉少。大敵當前，戰事頻繁，不僅缺少人力和物力照顧他們，而且還有可能增加不必要的負擔，影響整個轉移大局。

　　但紅軍領導又想到了，在長達8年的蘇區斗爭中，黨和紅軍為確保紅軍戰士的生命安全，在強調辦好紅軍醫院和部隊野戰醫院的同時，緊緊依靠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分別在官地坪、上河溪、倉關峪、陳家河等地開辦過各種形勢的寄養醫院和救護所，使不少戰士傷愈歸隊。有鑒于此，紅二、六軍團領導人決定利用這一良好的群眾基礎，將這23名紅軍傷員送到洪家關橫塘彎養傷。

　　當時，在橫塘彎有一個叫谷采芹的人，德高望重，還與賀龍一起參加過哥老會，一起進行過“討袁護國”斗爭，彼此情深誼厚。1928年，這里就建立了基層紅色政權，有不少人參加了紅軍。8年后，這里的群眾對黨和紅軍的感情依舊沒變。這里有良好的群眾基礎。

　　橫塘彎上下兩寨50多戶人家，全姓谷，并且很團結。谷家人都喜好舞劍弄棍，個個都身手不凡，一般地痞流氓不敢與之作對。谷家上下兩寨有100余間木房，前后相連，戶戶相通，不管從哪家進屋，不出門就可串完全村。這個村也是四面環山，山上古木參天，山下戶戶相連，個個是宗族，戶戶是睦鄰，隱蔽十分方便。傷病員在這里落戶養病療傷，既有良好的地理環境，又有良好的群眾基礎。

　　這個任務無疑是危險的。傷病員天天要吃喝，日日要護理，還缺醫少藥，吃用艱難，同時還要嚴防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搜捕。但搜捕嚇不到橫塘彎人，困難更攔不倒橫塘彎人。心知肚明的橫塘彎人接受任務后，連夜用擔架將23名紅軍傷員接進了“家中”。

　　紅軍傷病員被秘密轉移到橫塘彎后，洪家關小學教員、地下黨員劉德成，就與村里的骨干分子商量決定，采取集中治療法，建立一所臨時秘密醫院，以便統一治療，統一管理，要是遇到突發險情，以便于統一指揮，實施應急隱蔽。于是，各家各戶所湊的被子、床板以及日常所需用具便送到了“彬公祠”，一所臨時的秘密醫院就建了起來。

　　“彬公祠”即橫塘彎谷姓祠堂，按白族習俗，凡是稍大一點的村子都設有祠堂。祠堂一般居于村莊中心，嚴肅神圣，一般人不可入內。傷病員住在這里，即舒適又安全。

　　臨時秘密醫院有了住所，也有了“護士”，就是缺醫生。為了找到素質高、醫術高、覺悟高的醫生，劉德成一面教書，一面打探醫生，察訪了方圓數十里的地方，就是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一天，劉德成在洪家關墟場上徘徊，看到一位草藥郎中給一個農民治療，農民給他錢，他硬是不收。一打聽，才知這位草藥郎中便是谷采芹的親家，洪家關海龍坪村人，名叫瞿德階。隨后，谷采芹出面請他為紅軍傷員治療。親家出面，他二話沒說，慷慨應允。這很出乎谷采芹意料，因為他親家原來一直膽小怕事，這次卻為了紅軍傷員的治療，表示掉了腦殼也情愿。

　　給紅軍傷員治療，醫術固然重要，但保密觀念和敵情觀念更為重要。每次出入臨時秘密醫院，瞿德階都是以趕場或走親家為名。他的行蹤，除橫塘彎的人知道外，誰也不知道他是紅軍臨時醫院的醫生。一天，他背著藥準備去醫院，可后面跟著個跛腳的“叫花子”。為了保密，他靈機一動，不去醫院，徑直前往洪家關，指望此舉可以甩掉可疑的“叫花子”。誰曾想，他從洪家關返回，準備再次去醫院時，那個“叫花子”又在那里等著他。“叫花子”腳上纏著棉團，說是長的瘤癱。于是，瞿德階便將計就計，以專治瘤癱的醫生為由，特地要幫他治治。“叫花子”唯恐露了馬腳不好收場，只得當著圍觀群眾的面溜之大吉。

　　“叫花子”走后的第二天，國民黨的團防隊就進村挨家挨戶地搜查了。由于村民警惕性高，發現早，及時隱蔽了傷員，沒使敵人發現任何可疑行蹤。但敵人不死心，白天沒搜到，他們晚上又來搞突然襲擊。一天深夜，敵人朱際凱帶著“鏟共”義勇隊趕往洪家關，專程搜捕紅軍傷員。情況十分緊迫!劉德成聽到這個消息后，便悄悄地飛奔橫塘彎，及時告知敵情。一時間，“彬公祠”里匯集了全村的男男女女，人人忙個不停，且動作迅速，秩序井然，很快就把全部傷員隱藏到了深山里。敵人再次撲空。

　　其實，紅軍傷員進住不久，部隊留下的糧食就所剩無幾了，錢也快花光了。大家都很著急，急忙求助于賀家人，雖然得到了慷慨解囊，但賀家也只有5擔谷子了，也只是杯水車薪，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沒辦法，劉德成、谷采芹、王二妹、劉金潤等人一合謀，別無他法，只得把傷員分開，每戶養1至2名，有干吃干，有稀吃稀，渡過難關。

　　為加快傷員的治療速度，劉金潤干脆把郎中瞿德階接到家中，主動承擔郎中的全部生活費，解決治療藥費。為此，她還把自己家30多擔谷的田和一片園林賣掉，年底又把一頭肥豬賣了。為給傷愈后的紅軍歸隊籌措差旅費，谷采芹也是省吃儉用，把自家的肥豬賣掉了。

　　經過半年的治療，23名傷員大都恢復了健康，并踏上了追趕紅軍隊伍的征途，先后歸隊。而一手組織給紅軍傷員治療的地下黨員劉德成則被敵人抓走，關進了縣城的監獄，受到嚴刑拷打和折磨，始終堅貞不屈地與敵人作斗爭，最后被敵人殘酷地毒死。

　　一盞燈的光很微弱，但家家門口掛盞燈，桑植便成了燈的海洋，一片光明；一個人或者說一個家庭的赤誠與真情有限，但所有桑植兒女的赤誠與真情凝聚起來，便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堅不可摧。

　　這就是桑植力量!

 

　　作者簡介：紀紅建，湖南望城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青年創作委員會副主任，湖南省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毛澤東文學院辦公室主任。魯迅文學院第二十屆高研班學員。一級作家。已出版《中國御林軍》《明朝抗倭二百年》《不孕不育者調查》《見證——中國鄉村紅色群落傳奇》等長篇報告文學十余部，在《中國作家》《當代》等發表《啞巴紅軍傳奇》《人民的記憶》《走向崇高》《不朽殘碑》等長中短篇報告文學百余萬字。曾獲解放軍文藝獎、《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希望杯”中國文學創作新人獎、湖南省青年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