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革命不逮(搞)贏，死也不回家

 

　　離劉家坪白族鄉(xiāng)集鎮(zhèn)不遠，有個村叫熊家溶村。這是一個特別原始的村，還能看到山脊上古老的土路，山坡上茂密的樹林里破舊的木房子。村主任告訴我說，你千萬不能小瞧了這些土路破房，這都是當年紅軍走出來的路，是當年紅軍駐扎過的房子。我們村里面不少群眾之所以舍不得拆掉這些木房子，因為他們害怕一拆掉，對于紅軍的記憶，隨著時間的流逝，會完全消失。人不能忘本，你說對吧!過去紅軍和群眾的艱辛與血汗不能忘記。除了不拆掉，他們也沒有其他好辦法，只能看著破房子在風雨中飄搖。

　　在熊家溶組，我遇見了熊朝齊。今年正好60歲，瘦瘦的。雖然他出生在新中國成立后，但從小，他就聽著紅軍故事長大。他最愛聽紅軍故事，總是打破砂鍋問到底，有時能把長輩們問煩了，說你這個娃兒有完沒完。他告訴我說，他家有兩個紅軍，二爺爺和伯伯。二爺爺叫熊世職，伯伯叫熊正凱。洪家灣的紅軍紀念館里有他們的名字，只是紀念碑上把我二爺爺的名字寫錯一個字了，他們寫成了熊樹職，應該是熊世職。

　　最開始，二爺爺跟著賀胡子到常德澧縣讀書，表面上是辦學，實際上是辦軍官學校，是招兵買馬，準備鬧革命。后來想逮(弄)軍火，當局就派部隊來逮(抓)他們，他們就跑了，到了國民革命軍里當兵。軍隊領導看他人長得高大，又有本事有能力，就把他保送上了黃埔軍校。與他一起去的，桑植還有一個人，叫陳策勛，但他畢業(yè)后脫離了國民革命軍，一直給國民黨賣力，干到少將師長，新中國成立時被處決了。

　　我伯伯也長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上過幾年私塾，算是有點文化。但因為有文化，個性也很強，很多事他都看不慣，有時跟犟牛一樣，自己想逮(干)的事，牛都逮(拉)不回。三四月份正是春耕犁田的時候，有一天，我伯伯趕著家里的黃牛在犁田。正犁著，姓鐘的地主叫他停下。歷來，我伯伯對地主恨之入骨，坐在家里不勞而獲，就靠收農民地租過富貴日子。姓鐘的地主說，回去告訴你老兒，今年地租要漲啦。我伯伯沒有吭聲，斜望著姓鐘的地主一眼，繼續(xù)趕牛耕田。姓鐘的地主見我伯伯有情緒，就來了句，狗日的窮鬼，還不情愿，不情愿就別租了，看你們逮(吃)什么。我伯伯帶著一肚子氣犁了半天田，回到家氣還沒消。他沖著我婆婆說，逮(搞)點面粉，燙粑粑，累死了。那狗日的地主土豪，還要漲租，都是些逮(吸)血鬼，專逮我們這些窮人的血，逮我們這些老實人的血，都狗日的啥子世道。我婆婆是個老實人，她也埋怨著兒子說，知道日子不好過就好，就老老實實干活，只要手腳勤快，勤勤儉儉過日子，就不會餓死。我伯伯繼續(xù)沖著我婆婆說，還不會餓死，再這樣過下去，就沒幾天活頭了。我婆婆埋怨說，知道快要餓死了，還要逮(吃)面粉，你不知道面粉多貴啊，我們家逮得起嗎，你個不懂事不爭氣的敗家子。我伯伯說，憑什么就那些狗日的地主土豪逮得起，憑什么我們窮人就不能逮面粉呀，他們逮得，我們就也逮得。我婆婆說，娃呀，認命吧，誰叫你生在我們這個貧苦家庭呢。我伯伯說，娘，你不要再講了，我當兵去，馬上就去。我婆婆說，娃呀，你要去當什么兵呀!我伯伯說，還能當什么兵，當然是賀胡子逮(搞)的工農革命軍。我婆婆一聽，也就沒說什么了。為啥呢?當時湘西很亂，有保安團，有土匪兵，也有賀龍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我婆婆知道，保安團和土匪兵老是欺負百姓，不是什么好東西。

　　說走就走。熊朝齊說，走的時候，我伯伯就空著手，光著腳，腿上還帶著泥。不是他不想逮(帶)東西，是家里沒東西可逮，你說兄弟幾個穿一條褲子，能有東西逮嗎。走的時候，我伯伯也就十八九歲。我婆婆當然舍不得娃兒去當兵，就對我伯伯說，當兩年，就趕緊回家。我伯伯年輕氣盛，揚著頭走了。自從我伯伯當兵后，我婆婆就多了一個心病，天天盼著兒子回家。最開始就在家里望，后來著急了，就跑到雙溪橋望。雙溪橋是我們這里的交通要道，出出進進的人必須從這里經過，這里也是一個非常熱鬧的集鎮(zhèn)，比桑植縣城還要大，還要熱鬧。可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我伯伯還是沒回，我婆婆就急得成天在家哭。

　　那天，我二爺爺熊世職突然回來了，他從黃埔軍校畢業(yè)回來了。二爺爺回來了，我婆婆就像看到救星了一樣，對我二爺爺說，他二叔呀，楷兒當兵去了，硬是不回來，走的時候，還跟我賭著氣呢!兩年了，一趟家都沒回過，我做娘的能不掛念嗎。他二叔呀，你得想個辦法，把楷兒逮(弄)回來。我二爺爺說，大嫂，你不要擔心，我把他逮回來就是。第二天，我二爺爺就來到了桑植縣城。當時紅軍扎在桑植縣城。我二爺爺首先跟賀胡子打個招呼。賀胡子說，世職，你回來了。我二爺爺說，回來了，前兩天剛回的，在家里就待了一晚，就來向你報告了。賀胡子說，不用報告了，趕緊到司令部來吧。我二爺爺了解到我伯伯在部隊表現(xiàn)還不錯，也沒有再說什么。這倒好，我二爺爺去逮我伯伯回來，結果連自己都跑了。

　　我婆婆左等右等，幾天過去了，還不見我二爺爺回來，著急啊!她想，他二叔是不是還沒找到部隊呢。她一想不對呀，二叔跟賀胡子挺熟，不應該找不到。難道是楷兒出了什么事!我婆婆越想越怕，又哭起來了。最后沒辦法了，我婆婆只好跟我老兒說，兒呀，娘實在是沒辦法了，你到縣城的部隊里找找你哥吧!我婆婆是小腳，到縣城都是山路，根本就走不過去。那時我老兒才十歲的樣子，我婆婆叫他去找，也是沒辦法。我老兒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任務。后來我老兒告訴我說，他沒去過縣城，特別想去，勁頭很足，他幾乎是一路小跑到的縣城。找到部隊后，哨兵不讓他進去。他說找他哥哥，哨兵問，你哥哥叫什么呀!他說，叫熊正楷。哨兵說，不認識。我老兒想了想，可能是哥哥的官太小，人家不認識，于是他又說，我不找熊正楷了，我找熊世職。哨兵問，你是他什么人。我老兒說，我是他侄兒。哨兵這才讓我老兒進去。我伯伯看到我老兒來了，問道，你來干什么?我老兒說，哥，娘叫我來叫你回家的，娘想你了，天天在家里哭呢，眼睛都哭腫了，你就回去吧!我老兒這么一說，我哥哥也哭了。但他說，你回去跟娘說，革命不逮(搞)贏，我死也不回家。再過幾年，你也要來當紅軍，紅軍是為窮人出氣的。我伯伯帶著我老兒在縣里轉了轉，吃了好吃的，又給我婆婆捎了點吃的，就讓我老兒回家了。我老兒回到家跟我婆婆說，我哥說了，革命不逮贏，他死也不回家。這一說，我婆婆更傷心了。

　　后來，我婆婆只要有時間，她就會到雙溪橋那里等我伯伯回來。年長日久，雙溪橋的人都知道我婆婆是等兒子的，所以只要他們聽說有部隊來了，就會立即傳信給我婆婆。我婆婆就會邁著小腳向前跑。都是山路，路上全是大小石頭，我婆婆一路跑去，要摔好多次跤，她都顧不上。但每次，把紅軍隊伍看了個遍，都沒找到兒子的影子。一次，她看到走在紅軍隊伍最前面的是賀胡子。賀胡子她認識，八字胡，誰不認識。我婆婆走了上去，對賀胡子說，老賀，我家熊正楷回來沒有。賀胡子臉色非常沉重，沒有吭聲，他把手往后一指，就往前走了。我婆婆就挨個挨個地看，眼睛都不敢眨，但一直到隊伍走完，還是沒看到我伯伯。我婆婆還不死心，還在等，她以為后面還有隊伍，一直等到天黑了，也沒見隊伍來了。這時有人說，熊婆婆，后面早就沒人了，就別等了吧!我婆婆只得哭著回家。

　　熊朝齊說，實際上，當時我伯伯已經死了，是當兵的你傳我我傳你，傳到我們家的。不光我伯伯死了，我二爺爺也死了。都是在打沙市的時候死的，死的時候，我二爺爺是營長，我伯伯是班長。據說，當時三個營攻打沙市，第一營靠左邊，第二營靠右邊，第三營沒辦法了，只能往前沖。我二爺爺是第三營營長。當時情況非常危險，敵多我少，敵人還有碉堡，里面架滿了機關槍。當時我二爺爺要往里逮(沖)，團長說，逮不得。我二爺爺說，逮得，不要緊，在黃埔時我學過，他們的水機關槍里沒裝水，逮不了。于是，我二爺爺就帶著三營往里面逮。結果一沖，身上就中了幾顆彈，倒下了。他的貼身警衛(wèi)立即把他背了下來，背下來后，他就講不得話了，只是用手指了指槍殼子，然后就死了。我伯伯怎么死的，我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也是逮沙市死的。他們的尸體都沒逮(運)回來，我們不知道呀。即便當時知道，那么遠，戰(zhàn)火紛飛的，我們也沒辦法逮回來呀!

　　雖然傳說很多，后來部隊上也來了確切的信了，但我婆婆依然不相信她的楷兒已經沒了，她只要有時間就跑到雙溪橋那里等啊盼啊哭啊，一直等到1940年去世。我老兒說，我婆婆去世時眼都沒閉上，她說，她要看著楷兒回來。大概是1933年的時候，紅四軍軍部和后勤醫(yī)院設到了我們家，設在我家的堂屋里。當時后勤醫(yī)院領導問我婆婆同不同意，我婆婆說，不同意還行，我娃兒也逮(干)著紅軍呢。這時，我老兒也十來歲了，看到紅軍都住到家了，他想起了我伯伯的話，再過幾年，你也要來當紅軍，紅軍是為窮人出氣的。我老兒就纏著紅軍醫(yī)院的領導，想跟著當紅軍。紅軍醫(yī)院領導摸著我老兒的頭笑著說，小伙子，想當紅軍好樣的，但你的父母必須同意。于是我老兒纏著我婆婆，非要去逮(干)紅軍。我婆婆不同意啊。一說當紅軍，我婆婆就哭，她說，你哥哥還沒回，在部隊上還不知道是死還是活呢，這倒好，你又想逮(干)紅軍。我就你們這兩個兒，你去了怎么辦，想把我氣死啊!不行，絕對不行!這樣，我老兒就沒逮成紅軍。我婆婆雖然不同意我老兒逮紅軍了，但她特別支持紅軍。每天都有傷員從火線上抬下來，有缺胳膊少腿的，有眼睛被打瞎的，有子彈穿著頭和胸的，還有睪丸被打掉的。看著紅軍哭得叫天叫地的，我婆婆在屋里坐不住，邁著小腳來回走，口里不停地念著，這些娃兒作孽啊，這些娃兒作孽啊!說完，她又到灶屋里煮上幾個雞蛋送給紅軍傷員吃。紅軍不要，我婆婆生氣了，說，講什么客氣，我大兒子也是紅軍，說到底，我們是一家，一家人講什么兩家話，再說，你們傷了，不補補身子，哪能好起來呀。我婆婆這么一說，紅軍才吃了雞蛋。看到紅軍沒有柴火燒，我婆婆又叫紅軍把我家后山上的樹砍掉，做柴火。紅軍要給錢，我婆婆不要。紅軍說，不要錢就不砍樹。我婆婆說，要給錢，你們就別住我家。紅軍沒辦法，只得不給錢砍樹。但后來紅軍走時，還是付給我婆婆錢了。我老兒說，紅軍對老百姓也是非常好，很守紀律，從來不碰老百姓的東西，房間衛(wèi)生搞得干干凈凈，擦了又擦，還用白布擦。后來紅軍走了，長征去了，百姓受害了，但都沒有怨言。

　　說著，熊朝齊把我?guī)У剿业臇|側。他指著兩間破舊不堪的木房子對我說，這是當年紅軍住過的，我們一直沒拆，因為時間太長了，基本上只剩下一個架子了。他又指著破舊房子左邊一塊雜草叢生的空地對我說，這就是原來紅四軍軍部舊址，醫(yī)院的舊址。他又撥開雜草對我說，你看，這就是地基，還清清楚楚的。隨后，他又指著邊上堆放的幾塊方形石頭說，這就是房屋柱子的石基，我們也還留著，前兩年有搞石頭收藏的想買走，我沒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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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有人在采訪紅軍的故事，附近的男女老少都圍了過來，東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雖然他們絕大部分沒有見過紅軍，但都有說不完的紅軍故事。熊朝齊告訴我說，在桑植，當紅軍的太多了，即使有的家里沒有紅軍，但肯定有當紅軍的親戚。

　　在雙溪橋村，我碰見了66歲的鐘高慧。他爺爺婆婆不是紅軍，父母親也不是紅軍，他舅舅是紅軍。

　　鐘高慧說，我舅舅叫佘友章，也是雙溪橋的。我戛戛(外婆))就兩個孩子，一個是我舅舅，一個就是我娘，舅舅比我娘要大，大好幾歲。戛公(外公)叫佘胚烈，是個讀書人，在私塾學堂里當先生(老師)，但由于得了肺癆，20多歲就死了。戛戛也受過教育，很慈祥，很勤勞節(jié)儉。為了把兩個孩子帶大，教育好，她一直沒有改嫁。舅舅很懂事，成績也很好，考到了常德讀書。為了供舅舅讀書，養(yǎng)我娘，戛戛農時務農，不忙就給地主家?guī)椭龉ぁＮ夷锖髞砀艺f，舅舅每次從常德回來，就告訴她認字讀書，還給了我娘一個承諾，以后回來接她到常德去讀書。我娘說，前幾年，舅舅還經常回桑植，但后來就一直沒回過了。她從幾歲就記得舅舅的這個承諾，她也一直等著哥哥把她接出大山去讀書。但一直等到解放了，舅舅還沒回來接她。再后來，幾十年過去了，我們都很大了，我娘還講舅舅的那個承諾。一講舅舅這個承諾，我娘就哭。其實我舅舅表面上是在讀書教書，實際上是在逮(干)革命。最開始，戛戛只知道舅舅在常德讀書，畢業(yè)后又到福建龍巖教書去了。戛戛很擔心，那么遠，又無親無故的，想叫他回來。戛戛問過舅舅的許多同學，但同學也只是聽說他到了福建龍巖，但具體在哪個地方逮什么，他們也說不清。戛戛很無奈，只有苦苦地等著舅舅回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政府送來烈士證，戛戛才知道舅舅不是在外讀書和教書，而是在逮(搞)地下黨，后來在福建龍巖死了，桑植烈士紀念碑上還有舅舅的名字。舅舅留下的唯一遺產就是一張照片，是在常德讀書的時候照的，照片上有八個人，其中就有賀龍和舅舅。這張照片我娘一直當心肝寶貝一樣保存著，后來被縣文化館的人逮(拿)走了，再也沒還回來。

　　馮賢才就不一樣，革命還沒勝利，甚至紅軍還沒長征，他就犧牲了，但幸運的是，他回家了，入土為安，葉落歸根了。馮賢才是鷹嘴山村曬嶺崗人。鷹嘴山村黨支部書記谷臣萬告訴我，馮賢才的兒子叫馮仕棟，已經九十歲了，還健在。于是，我們翻山越嶺，去找藏在大山深處的馮仕棟。一路上，谷書記向我介紹，這個村之所以叫鷹嘴山村，因為上面的山脈像一只老鷹，老鷹的嘴巴在鐘家坡，朝著桑植縣城的方向，兩只翅膀，便是兩邊延伸的山脈。當年紅軍就扎在鷹嘴山的半山腰上，一個原因是上面有鷹嘴擋住了，易守難攻，不管來好多人，都逮不到他們，加之這里的山七個彎八個嶺，地形復雜。另一個原因就是，鷹嘴山村自古以來就是劉家坪最高處，站在這里可以偵察到敵人的任何行動。山上樹木茂密，躲在里面找不到人。谷書記還說，當年鷹嘴山村大概有五十個人參加了紅軍，但絕大部分不是犧牲，就是失散，最終回來的沒幾個。

　　谷書記又指著前面的一片山坡和山坡上那條即將被雜草淹沒的土路說，這個地方叫曬嶺崗，因為這里一天到晚都有太陽曬，沒有陰的地方，所以叫曬嶺崗。別看這山路窄，也不好走，但都是當年紅軍走出來的路。那時，這里是人來人往的……而在我眼里，即便80多年過去了，這里依然炊煙裊裊，村民們頑強地生活在這片山里。我看到，陡峭的山坡上坐落著不少房屋，四處是開墾出來的菜地，菜地里有黃瓜、土豆、辣椒等各種蔬菜；陡峭的山路上，有老人，有小孩，有趕牛的，也有背菜的。即使走入特別茂密的樹林里，也能清晰聽到牛叫、雞鳴、狗叫。

　　馮仕棟家位于海拔800多米的山上，特別破舊的木房子，完全淹沒在大山深處。老人有些行動不便了，需靠著椅子或是拐杖才能緩慢行走。但這不影響老人的熱情，他硬要慢慢移動著給我搬椅子。接著又問，逮(吃)飯了沒有。我說，逮過了。他說，逮過了就煮幾個雞蛋逮。我說，不逮了，真的不逮了。但他不聽，麻利地從雞窩里掏出幾個雞蛋，放到了鍋里。

　　馮仕棟是個苦命孩子。他說，我可能是民國十五年(1926)出生的，我懂事的時候，娘就不在了。我娘叫朱曉梅，小腳，我一歲的時候她就死了，得病死的。我老兒和我三伯馮賢久都當紅軍去了，一起去的，兄弟倆決心同去同回，決不當逃兵，建立蘇維埃，打倒地主土豪再回家。我娘死時，我老兒都沒回家。我老兒不在，大伯馮賢清就帶著我。大伯沒成家，也沒孩子，就把我當親生兒子養(yǎng)。家里窮，沒吃的，他就抱著我到處討米，用討來的米熬米漿喂我。

　　我三伯當紅軍死了，死在哪里，怎么死的，逮(搞)不清。但我知道我老兒是我七歲時死的。那是紅軍還沒長征的時候，紅軍打爛川，聽說打得非常激烈，敵人沒活幾個，紅軍也死了不少。我老兒就是在那里死的。但我老兒被逮(抬)回來了，是桑植黨部的人逮回來的，黨部的人真不賴。爛川離我們這里大概有二三十里路，因為都是山路，懸崖峭壁，空著手都不好走，逮著個人，更走不動。據說是黨部的人逮了兩天兩夜才逮回來的，還是抄小路走的。逮到家里，大伯就叫我跪在我老兒遺體面前，說，這是你老兒，快給他燃香磕頭。我看了看我老兒，用一張破蘆席裹著，蘆席全被染紅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我老兒，也是最后一次，個子高，俊著呢。開始我哭不出來，因為我之前沒見過老兒，逮(想)不起他的模樣，逮(記)不起他的一些事。但后來我還是哭出了淚，那是為啥呢?因為我想到了我自己，想到自己沒了娘，現(xiàn)在又沒了爹，成了孤兒，我就流淚了。再說，我爺爺、我婆婆、我大伯都在哭。他們一哭，我就哭得更厲害了，哭得家人干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老兒很快就埋了，頭天逮回的，第二天一早就埋了，就埋在屋后山上，因為怕敵人知道了。

　　但苦命的孩子從未向命運低過頭。后來，大伯給地主做長工，馮仕棟就跟著給地主放牛，再后來，十來歲了，馮仕棟就給地主趕鴨子。馮仕棟說，新中國成立了，我們窮人的腰挺直了，貧下中農當家了。我結婚成家了，還在1954年修了新房子。要是在舊社會，像我這樣既是孤兒，又一窮二白的，想都不敢想這些事……

　　說到這，老人飽經滄桑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正說著，來了個老人。他說他叫馮民初，今年70歲，是馮仕棟的鄰居。他直言不諱地對我說，馮仕棟共有六個娃，四個兒、兩個女，大兒子在家務農，二兒子在城里做點小生意，三兒子是個木匠，幺兒子是個泥瓦匠，大女兒和二女兒都在家務農，過得都一般般。你看看他家這個房子，還是1954年建的老房子，刮個大風只怕就會吹倒，我早就跟他講了，要向政府反映反映，把房子修修，畢竟他是紅軍烈屬啊!

　　這話被馮仕棟聽到了，他瞪了一眼馮民初說，誰說政府沒關照我家呀，又是低保戶，又是什么精準扶貧戶，不還有一個130塊錢一月的紅軍烈屬補貼嗎!我老婆去年走的，就我一個老頭，九十了，土都埋到脖子上了，就坐在家里等死了，還找什么找。逮(吃)得好，穿得暖，就行了。

　　聽著老人的話，我感覺，歷經風雨滄桑的老人，像鷹嘴山一樣樸實，也像鷹嘴山一樣堅毅。

　　是啊，數以萬計的桑植兒女，抱著必死的決心參加革命，他們或犧牲在本地，或犧牲在異鄉(xiāng)。近一半的烈士的家屬，并不知道這些參加革命的親人何時何地犧牲，更不要談見到遺體了。雖然知道參加革命的親人有可能不能活著回到故鄉(xiāng)，但他們從未放棄過這種期盼，靜靜地守望、等候、凝望，靜靜地期盼，最后這種靜靜的思念與牽掛凝結成一種大愛、大義、大情，這也是桑植情、湖南情、民族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