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詩史上的詩人數以千、萬計，而真正建立了個人思想體系和風格的并不多。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個人化寫作”的風氣雖然愈演愈烈，然而由于個體經驗細微化、隱秘化的高度趨同，詩人們也愈來愈失去“宏觀”上的“看得見”的差異，他們之間真正的“個性”消失了。這種“個性”差異的消失，其實正預示了詩歌在境界上的仄狹化和在力量上的軟弱化。“中間代”是一個自新世紀以來獲得詩壇認可的詩歌群體，這一“后續整合”的代際概念，應該說為很多詩人提供了一個與詩歌史“風云際會”的絕佳機會，趙思運也常常被認為是其中有影響力的一員。其實，無論從文本的哪一個角度(如內容、形式、思想性等)進行審視，趙思運都算得上是一位標新立異的人物。為此，我更愿意稱道他在中國詩壇上獨立詩人的身份。從詩的品質來看，他不僅昭示出了獨樹一幟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他那些特立獨行的詩歌文本在詩壇上擁有了讓人“刮目相看”的資本。

　　一、先鋒之烈

　　趙思運的詩帶有明顯的先鋒氣質，或者說具有一種極端的現代性，這使得他在中國詩壇上以獨具個性的詩歌之風迥異于當今詩壇的其他詩人。正如前文所說，大多數詩人的個性化都泯滅在了“個性化寫作”的歷程中，而趙思運的“個性化”卻假借一種“另類”與“混亂”被強烈地凸顯出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口語化敘事，但這種口語化敘事又是切合特殊的歷史語境以及詩歌的戲劇化面孔的。應該說，趙思運的詩歌除了早期很少一部分詩歌——如《人之詩》《在一個寒冷的下午面對缺乏浪漫的太陽獨自遐想》《悼海子》《無題·血色里》《悲音》《一切》等[i]——比較注重語言的含混與張力之外，口語化敘事幾乎構成了他一貫的作風。與新詩史上其他的詩人不同，趙思運的口語詩由于注重地方色彩以及歷史語境的特殊性而往往顯得與眾不同。如其小詩《廣播》：“70年代我很小/模模糊糊記得家里有個廣播/黑色的硬片片/圓的/像現在的家用鐘表一樣大/有線的/現在我只記得/每到中午12點/就唱東方紅/娘就說/該做飯了”。這首詩寫的是70年代最常見的歷史場景，發生的地點在地處魯西南的詩人故鄉。也許有的讀者并不覺得這其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性歷史語境，但作為詩人的一位同鄉，我對“每到中午12點/就唱東方紅/娘就說/該做飯了”的這種場景敘述每每都有“身臨其境”之感。

　　(二)注重調侃、戲謔、冷幽默以及反諷的表現方式，“靜觀其變”的詩歌比較少。趙思運詩歌的這種表現形式應該說是與其口語敘事相得益彰的。在“侵入”歷史或文化的“宏大”時，盡管口語在表達上是明晰的，然而趙思運的詩歌卻似乎又充滿了暗示。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趙思運詩歌中的這種“暗示”與其他很多詩人的晦澀與“朦朧”有著明顯的不同，因為他詩歌中的暗示也是明晰的。如其《中國紀事：兄弟仨》：“老大叫愛國/老二叫愛民/老三叫愛黨//一日深夜/紅衛兵闖進家門/打砸搶了一通/把兄弟仨緝拿歸案/給他們的罪名是/他們仨一起熱愛‘國民黨’”。很顯然，詩歌采用了冷幽默和反諷的方式，并且有所暗示，并且這暗示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在主題上多表現個體或時代的荒誕，尤其是對歷史中的藐小個體或者所謂的“大人物”和“宏大意象”，多以帶有情色化、暴力性的敘事來進行“實證”或“校勘”。如其《花妮》一詩：“花妮的丈夫是個癱子/花妮今年春天下崗了/花妮買了個三輪車/今天第一天/跑了一天沒有拉著一個客/到了晚上12點/南華火車站/花妮一車拉了四個/拉著拉著/四個人把花妮拉進了荒地/天亮到家/癱子問掙錢了嗎/花妮說/一下子掙了四個人的錢/日他媽的/累死了”。無疑，這首詩刻畫的乃是一位小人物的人生悲劇，然而作者在敘事上卻顯得“駕輕就熟”。從表面上看，詩人純粹的敘述疏離了對事件的態度表達，然而作者恰恰就是要借助這種敘事來達到對時代或現實荒誕的揭橥。其他如《新生報到》《生活就這么臟了一塊》《小學課堂上的一幕》《毛主席死了》《放屁黨》《毛澤東語錄》等，皆是如此。

　　(四)在題材上，既注重個體和文化經驗的重要性，也注重“無限駁雜的現實這部社會文本”。以現有的具有顛覆性的張力十足的“文本”為詩是趙思運詩歌創作的一大特色，其以“版本研究”為主打的詩集《麗麗傳》即是這方面的代表。

　　有論者認為趙思運的詩很黃，很暴力，詩歌中充滿了性器官和政治元素，沖擊力很強，但這只是看到了其詩的表面。其實，趙思運詩的“黃”與“暴力”之下，埋伏的是深邃的思想和犀利的批判。他對制度和文化有著挑剔的眼光，往往解構掉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態和場景，讓人感受到日常的深刻，如《傳奇》《孤獨的牧羊人》；有時也以“黃”或“暴力”的細節性鋪張來故意烘染悲劇的宏大，讓人心頭不安，如《麗麗傳》《閹，或者去勢》；有時雖然很“黃”，但又十分注重美感，如《薩福的小乳房》《我的中世紀生活·牧羊人的妻》。他的詩屬于口語化風格，但亦能張弛有度，與所要進行的敘事保持同一節奏，有時還留有余白懸想，讓人回味無窮。

　　很顯然，與其他先鋒詩人相比，趙思運的先鋒乃是一種烈質的先鋒，它讓讀者遠離想象與邏輯，同時趕走了玄學與象征，從話語上直接接榫了那些已被司空見慣的誤覺溶解但是并未完全被意識到的感能與認知。姜耕玉先生說：“趙思運以‘不正經’敘事獨樹一幟。所謂‘不正經’只是去蔽的托詞，詩人大膽觸摸人們不注意或不習慣的東西，于司空見慣中生發一股陌生的沖擊波。”[ii]評價非常到位。

　　然而讓人值得深思的是，趙思運在詩歌創作上一方面表現出對先鋒的激進，另一方面卻又在鄉土文明和傳統詩歌精神上制造出了意想不到的深刻。但他的這種深刻，其實也并不神秘，那就是他的詩歌從骨子里實現了對現實主義詩歌精神的有力回應。其最主要的兩個表現即是對文明的籩祭和對時事的直擊。

　　二、文明之殤

　　作為一個鄉土出身的詩人，地方性的文化與文明(亦可以稱之為另一種意義上的“鄉愁”)永遠都不可能得到規避。趙思運的很多詩歌敘事都刺穿了原審美視野中的鄉土文明。不過，與其他詩人對鄉土文明的呈現不同，趙思運一反深沉、樸質的抒情范式，而代之以“絕情”“狠毒”“辛辣”的知性敘事，對鄉土文明的“內核”作了無情揭穿。

　　很顯然，這是一種揭傷疤式的敘述，是對一直以來積淀甚深的“原鄉土文明”的一種無情籩祭與嘲諷。然而，他之用意絕非是只為你獻上鄉野的“粗鄙”與愚昧不堪，而是試圖給當下仍處于迷惘不喻中的人一頓棒喝，使之對個體和民族的靈魂進行拷問與省思，因為“他們”正如《尾氣》中所描述的人們那樣，在對“汽車放的屁”有重大發現的二傻子被撞死之后，仍然在“使勁地嗅著那種莫名其妙的香味/噴張的鼻孔/像馬鼻”。

　　如果說《尾氣》中的這種文明之殤還摻雜著當時人們對新生事物(汽車)的好奇，那么《傳奇》則真正寄寓了詩人對鄉土文明的哀悼：“金柱六歲/姐姐幫他掏耳屎/一大朵耳屎掉在地上/秋云驚奇至極/用腳踩了兩下/金柱哭鬧不止/農村人的說法/耳屎被踩了就會變成聾子/十八歲那年/金柱莫名其妙聾了/作為補償/秋云嫁給了金柱/現在他們有了/一兒一女/兒子很正常/倒是女兒/一生下來就是聾子/秋云說/這都是我的報應啊”。踩耳屎的傳說盡管是一種迷信，然而一旦遭遇悲劇性的巧合，這種報應不爽的觀念在蒙昧的鄉土文明之中何啻是強大。當事人不堪命運的負重，然而又無法拆解這“巧合”之間的神秘與微妙關系，于是只能以“報應”來收束自己。在已經僵化了鄉土文明之中，這是一種非常尷尬的存在。然而趙思運的揭示卻讓“事件”具有了遠遠大于“事件”的意義。《命鎖》更近一層，所敘乃是基于對至親之人“逝去”之時的一種文明考察——盡管“四根木橛”在詩中成為挽救的力量，然而深陷幻覺之痛的親人企圖找到的卻是天堂中的那個“家”。于是，“就在昨夜/腹熱腸慌的娘悄悄地潛入大雪紛飛的院子里/用鐵锨挖出四根木橛/今日凌晨/陽光熤然/爹仙逝/趙西玉，享年九十有三”。很顯然，詩人在強調口語敘事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對社會文明中那些不可把握的蒙昧義理之挖掘，以期引起人們對那些無意識文化行為的深層鑒別與剖析。類似的詩篇還有《我的中世紀生活——糞經》《趙老三家的空調》《通靈者》等。

　　拋開這種“蒙昧”而又意味深長的文化上的情景推衍，再來看趙思運有宏大歷史背景的一類寫作。這一類詩歌常常有其獨特的視角，那就是多以小人物的荒誕行徑來曝露曾經的歷史作為他們境遇發生的荒謬性存在。《哪吒死了》一詩中的李松茂，“挨村兒走遍山東省/哪個村兒的泥塊都嘗過/最后的結論是/房集的膠泥最好吃”；《趙老三的一生》中的趙老三，一個年紀輕輕、身強體壯可就是娶不上媳婦，與公羊相依為命，靠剝削公羊為生卻活得不如羊的人，“公羊老了/對付不了母羊的時候/趙老三也不行了/他們相依為命地一直睡下去”。《慌死狗》中那個潛進生產隊麥地的“五六歲的小孩”，因一整天都在偷搓麥穗吃而脹暈，差點被八只餓狗吃掉，雖然最后奇跡來臨，然而詩中所傳達出的對生死偶然的不確定性，依然讓人深感震撼。

　　更為難得的是，趙思運不僅寫出了特定年代中這樣底層的小人物，也揭示了特定年代之中有一定身份的人物的悲劇性和殘酷性，如《史太爺傳》中的“史太爺”，因老伴去世,“其陽具萎靡不振狀如嬰孩/從此/每天午夜需一位傭人口含其陽具/方能入眠”。近五十年世事變遷，雖然對于他而言暮色“蒼茫”，但卻一直沒有什么殘酷的事情發生。然而到了“一九六六年/祖國山河一片紅”的時候，史太爺卻死在了“雞奸者碧綠軍裝的亂棒之下”；《劉才》詩中的主題人物“劉才”，“生于苦大仇深的舊社會”，然而卻一夜之間“被成為”國民黨特務，被大女兒劉愛國親自主持批斗。其一子二女都曾經擁有在常人看來不一般的身份，改革開放以后，“劉愛國貪腐入獄在省城/劉愛黨易名劉愛花/遠嫁新疆”,而最為戲劇性的變化是，“劉愛民參軍復員歸來/成為村支書/叱咤風云/劉才也風光無限/安排在村頭公路邊的窯廠看大門/月收入令村民欽羨不已/劉愛民外面彩旗飄飄/家里紅旗不倒/經常把臨近縣的美女帶來/同老爹一起享用/2013年7月1日凌晨2點/劉才壽終正寢/隕落在一棵18歲少女的身上/享年八十又三”。很顯然，在人們的視野中，劉才并非一個正面人物，然而歷史的“機緣”，以及社會“文明”所達到的水平與格局卻“成就”了這樣一位“壽終正寢”的人物。《女民兵班長陳文留》中的“陳文留”：“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時在1968年/廣西武宣縣”。對于這三個人物的構寫，前二者采取了故事體的敘述方式，第三首則僅僅以史料中的某個細節來進行凸顯。很顯然，這樣的人物，這樣的事件，只有在特殊的歷史附庸之下才能夠產生。趙思運“垂憐”這樣特殊的“文明現象”，因此對“當代”文明的有力鞭笞也就成為了他詩歌話語力量得以顯現的重要“標識”。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些情事和人物的敘述，趙思運多采取冷靜旁觀的態度，然而隱約之中卻大有深意。他有意避開問題的尖銳和復雜性，不置可否，卻讓讀者沉浸、沉思在了那靜態或“靜止了的”“死寂”的文明當中。此種敘述本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的口語敘事用以豐富詩學內涵的方式之一種，然而卻成為趙思運創作中常用的運行機制。

　　很長時間以來，偽抒情式的鄉土詩歌泛濫成災，這樣的詩篇一味歌頌，不痛不癢。然而到了趙思運這里，對于鄉土和當代特殊時期文明的解構與批判卻成為了寫作的主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對“正經”的一種反叛，但他卻不時地將這些“非分之想”以詩歌的形式兌換成了現實。正如邵子華所評價的那樣：“他的目光是向下的，他的血脈和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命都息息相通。他很敏感，生活中繁雜的人和事都在他內心引起了強烈的體驗，他的體驗的指向性十分明確。他的痛苦和恥辱的體驗已經內化為一種心態，彌漫在靈魂深處。”[iii]其實，趙思運正是企圖以這樣的方式，打開那些塵封已久的歷史邊角，將時代的荒謬與人性的孱弱置于“存在”的烘爐之中進行錘燒，以期對鄉土文明達成另外一種意義上的破壞與重建。當然，他并非有意制造“困惑”，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文化考量，而尤為難得的是他將很多人帶入了對文明與歷史的沉思當中。

　　三、傳統的深刻

　　趙思運的詩歌與歷史中的現實始終保持著一種“敵意”，或者至少持一種低調介入的方式。他保留了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中最難得其實也是最應該持守的一面，那就是他的許多詩篇都繼承了在中國傳統詩歌中由來已久的現實主義精神，盡管有時不如《詩經》中的怨刺那般“直接”，不如“新樂府”中的敘事那般精準和細微，但是“美刺言志”“即事名篇”“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以及“不平則鳴”的詩之精神卻一直在他的詩歌中張揚著，其詩中所蘊含的對時代的“攖犯”既深刻又真實。

　　趙思運在早期的詩歌中曾經對“先驅”進行過褒揚：“在沙啞的道路上/爬行著無數條/蚯蚓般的歌聲//路盡頭是成熟的土地/開滿豐腴的墳墓”。盡管仍然是述而未議，但是其中對“先驅”以死赴志精神的推崇卻溢于言表。與此相得益彰的是詩人近年來所創作的詩歌《2012年12月31日，斷章》，我們且看他在詩中如何為我們吐露承擔的意識：“陽光湯湯/烤地瓜和攤大餅的香氣纏繞著公交車站的熙熙人群/城管隱遁/陰影透明/一幅太平盛世的拓片//西湖吐出一幅太平盛世/太平盛世的幻境中/冰糖葫蘆紅紅的/山楂的紅跟心形的草莓一樣/一只風箏獵獵作響/那條無形的線/拴住我的手腳/我的手冰涼而怯懦/藏在你的手中的《今天》里//在今天/我們討論獨裁者以獨裁的手段打開了通往民主的大門/你斬釘截鐵的態度/泄露了時代的秘密/“每一級樓梯都通向牢獄”//牢獄皆由我們親造/被詩歌點亮的寶石山/你第一次來此朝圣/朝圣自己的內心/你愛自己 愛得堅定/我愛你 愛得吞吞吐吐”。詩評家劉波曾經指稱趙思運的新詩史論具有“冒險精神”，很多人不敢或不屑于去涉獵的領域，他往往能提供極富個人性的精辟見解。其實，趙思運的詩與其新詩史論一樣，也往往充滿了冒險的精神。自古以來，知識分子常犯“針砭時弊”的毛病，此詩也不例外。寫陽光，寫烤地瓜，寫攤大餅，可筆鋒一轉，就“刻薄”起“盛世太平”，還攀談起“民主”的話語，并且“泄露了時代的秘密”。這或許是閱讀者所不曾料想的。這種看似無根、無限制的語言游離，是不是就是趙思運的“冒險精神”?不過，“泄露時代的秘密”卻恰好是知識分子的“使命”。當個體面對真正的時代“使命”，是“愛得吞吞吐吐”?還是“愛得堅定”?是和光同塵，還是霹靂般地前行?這是知識分子永遠都避免不了的歧路之爭。但眾所周知，“逃脫”卻終非真正知識分子的本性。

　　趙思運還在其詩歌中發明了一種“版本學”，這是一種近乎“述而不作”的寫作方式，一如孔子當年結撰“六經”，然而卻極具現實意義。2003年，詩人寫出了非虛構文本《毛澤東語錄》，引發了諸如《魯迅語錄》《瞿秋白語錄》等模仿之作。當初雖決定這種一次性的原樣創作再也不能重復。但是，后來逼迫在“身邊的形形色色的現成文本”又讓他感受到，“無論我們具有怎樣出色的原創能力，都不如無限駁雜的現實這部社會文本更深刻”。在社會文本的不斷重復中，詩人從一個詩歌寫作者退居為了各種版本的注釋者，成為了一位現實社會的“冷靜觀察者”[iv]，并且試圖以他的觀察來引起人們對歷史與社會現實的再認知。

　　趙思運曾言：“在民間、在底層的語言中，我們才會聽到歷史的顫音，觸摸到真正的詩性。”[v]而恰恰也是在民間和底層的“原始聲音”(即“版本”)中，趙思運寄托了他最為深刻的與古典詩歌傳統一脈相承的現實主義精神。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山東省梁山縣計劃生育標語口號》《83歲的方洪由于微博被勞教一年，抄錄如下》《造句練習：嚴禁》《新聞聯播》《麗麗傳》《新快報的窮骨頭》《陰毛記》《王振忠的宇宙真理》《李文龍的宇宙真理》《陳柏槐的宇宙真理》《一個小公務員一天的私密生活》《張雪忠的聲明書(之一、之二)》等。《山東省梁山縣計劃生育標語口號》一詩中，詩人不厭其煩地羅列了該縣計劃生育的標語口號17條，比如其中的一條為：“對破壞計劃生育的壞分子實行株連政策(先株連父母、后岳父母，再兄弟、姐妹，根據親屬關系依次由近及遠。)”本以為在封建時代才有的“株連政策”居然在新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中死灰復燃，真是讓人眼睛洞開。詩人在詩歌的自注中說：“計劃生育是中國大陸的一項基本國策，主要內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計劃生育一味的只控制漢族人口數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國家嚴重的老齡化，未富先老的格局。而且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簡單暴力性行為，可以參考莫言長篇小說《蛙》和馬建的長篇小說《陰之道》。”體現了詩人對這一特定“歷史現實”中計劃生育國策的基本態度。其他像《83歲的方洪由于微博被勞教一年，抄錄如下》《新聞聯播》《新快報的窮骨頭》《陰毛記》《王振忠的宇宙真理》等也都是針對時事而發，但這方面的詩篇，無疑以《麗麗傳》最為突出，這也是詩人比較自重的詩篇之一。該詩是因2013年發生在山東平邑的時事而作。吳麗麗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天怒人怨”，這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悲劇。鑒于激憤之情和內心公義，也為了將真正的美好如何被毀滅能夠展現給人看，詩人在詩篇中至為詳盡地錄取了“主人公”吳麗麗的“辯白說辭”。盡管趙思運在詩中不置一詞，但是對于“骯臟不堪”的事實的委曲引述已經表明了他對此事的態度。他的心中一定充斥著強烈的怒火，同時也讓讀者心中迸發出了奔騰的火焰。

　　一如當年白居易作《秦中吟》和《新樂府》，“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趙思運的《麗麗傳》等詩篇也是如此。盡管這些詩篇的編鑄都以客觀呈現為手段，但是卻讓人將對時代的認知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趙思運的“版本研究”對于當代新詩無疑是一種新的創建，因為它集呈現、分析、研究以及情感等要素于一體，尤其是現實世界中那些活生生的悲劇在詩歌中以“版本”形式出現的時候，對現實的深刻情感實質上也以另一種方式顯現了。別林斯基在分析普希金的詩歌時曾經指出：分析的精神、百折不撓的研究意圖，熱情的、充滿愛與憎的思想是一切真實的詩的生命。[vi]趙思運的詩雖然不以傳統方式結撰，但是他借詩歌所傳達出的人文精神卻讓我們意識到，他的詩歌絕對是有生命的詩，是真實的詩。

　　趙思運在其詩歌中曾列舉其生活的十個關鍵詞。我們可將它們分為兩組，一組為窗簾、書頁、寫作、春鳥、落葉，照應了他的日常現實；另一組為內傷、靈魂、神秘、民主、刻骨銘心，照應了他的精神高度。從現代知識分子的視角來審視，趙思運的詩歌讓我們再次領會到了精神與情懷的區別。劉小楓曾經以“擔當荒誕的快樂”與“背負十字架的苦行”來形容兩種過于艱難的精神沖突，而趙思運選擇的似乎卻是在理性的荒誕中背負思想的苦行。一如艾略特所要求的那樣——詩人的靈魂承擔必須要“在精神荒原的處境中追尋精神本源的艱辛，重返信仰的光明”。[vii]趙思運是一位先鋒的詩人，但他天性之中又具有擔當，其文本之中傳統的深刻讓這一點成為了既定的事實。

　　[i]見趙思運著《六十四首詩》，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1月版。這些詩歌多作于2000年之前，可以見出作者的早期詩歌創作仍然在遵循著傳統的寫作路數。另，文章中的其他詩篇均出自詩人的《六十四首詩》、《我的墓志銘》(惠特曼出版社(紐約)2006年版)、《不恥》(環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麗麗傳》(類型出版社2015年版)、《一本正經》(云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版)等詩集，不一一注引。

　　[ii]此為姜耕玉先生為趙思運詩集《一本正經》所作推薦語。

　　[iii]邵子華：《先鋒性在于對當下生命的擔當——論趙思運的先鋒詩歌》，《合肥工業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第80頁。

　　[iv]見趙思運著《麗麗傳·后記》，第255頁。

　　[v]趙思運：《詩歌，從民間語錄生長》，《詩歌月刊》(下半月刊)2014年第4期，第24頁。

　　[vi]別林金娜選輯，梁真譯《別林斯基論文學》，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第28頁。

　　[vii]參看劉小楓著《拯救與逍遙》(修訂版)第五部分，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