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的文學。每個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作家。無論世道如何變化，他們的靈感深深植根于時代大潮中，從血管里流出的血從不褪色。

　　譚談就是這樣一個作家。一直以來，他聚焦煤炭行業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試圖在社會轉型的陣痛中多視角展示他對國家、民族、社會與生命個體的深度思考。正如他所說，“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寫自己所熱愛的人”，才是自己從事創作的“正道”。

　　與其說譚談是一個作家，不如說他是一個“礦工”更恰當。他的生活與他的創作融為一體。對待文學，他像老農對待水稻一樣虔誠，又像礦工對待陽光一樣熱愛。譚談的作品著重從家庭生活、倫理關系中去刻畫人物的形象，展示靈魂的痛苦與掙扎，他用浪漫激情與現實社會相呼應，將筆觸深入到人物心靈深處最脆弱的部位。《山道彎彎》中的二猛和金竹之所以打動讀者和觀眾的心，是因為作品真實地塑造了主人公有情有義的藝術形象。

　　在寫作進程中，譚談有著礦工采掘式的執著。煤礦題材小說給他烙上了無法磨滅的勞動印記，而政治上的敏感讓讀者看到了他在小說創作心理機制中對于國家重大事件的書寫情結。譬如，《風雨山中路》是對政治上撥亂反正的肯定與歌頌，《山霧散去》是對極“左”思潮造成的民族災難的警覺與反思，《山野情》突出了干部年輕化的時代主題……在特定語境下，他從人文關懷出發，把“情”作為敘事的核心,“情”成了小說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他用強烈的現實感、勞動的汗水和鮮明的美學風格，表達了對煤礦工人命運的深切關注，對底層勞工遭遇不平的呼吁，探討了作品的人性光芒和道德價值。在作品《橋》和《采石場上》，譚談將壓抑的情感轟然打開，遵從生活規律，展示人性的復雜，表達了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他那豐富而充滿生命力的想象，質樸而動人的技巧，生動再現了中國底層世界的生活本質，其深刻的洞察力與細膩的藝術描寫見證了他對文學的熱愛和對勞苦人民的深刻同情。雖然小說中的政治疆域或倫理場景成為人物感情發展的束縛，這些束縛又在日常生活被體現得淋漓盡致，但譚談的可貴之處正是通過對這些日常生活的逼真描寫，反映了特定時代、特定社會對于生命造成的困頓，以及這種困頓的無法回避，從而張揚了生命的意義和悲劇的力量。

　　譚談的創作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的作品一再張揚的人性覺醒是對時代進步的肯定和對道德束縛的體制反思，提升了文學湘軍對現實世界的開采深度和探索力度。在創作之外，他的“愛心書屋”是他創作的另一部大書，一部沉甸甸的寫著社會責任的大書。作為對文本的延伸，他把寫作置于大地上，以宏大的氣勢，表現了他對家國天下的深度思考和獨特的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