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30日，中央黨校文史部與文藝報聯合主辦的學術會議“當代文藝批評：理論與實踐”于中央黨校中三會議室舉行。參加會議的有來自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傳媒大學、中國作協、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江蘇師范大學，以及文藝報與中央黨校文史部的30位專家學者。圍繞著議程安排，與會專家學者就當代文藝批評的諸多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與分析，進一步深化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觀的現實向度與歷史厚度，為文藝理論的未來發展提出了許多新的思路與觀點。概而言之，此次會議集中探討并推進了如下五個層面的問題認識：

　　一、 審美理想與文藝批評價值體系

　　譚好哲教授指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其發展歷史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審美理想以及相應的文藝批評標準。但是在當下的文藝理論和批評實踐中，這一思想傳統面臨著一系列嚴峻挑戰。這就導致當代文藝批評在價值觀上陷入了某種失序狀態，喪失了其評判標準與方向路徑。對于身處重大歷史與社會轉型的中國而言，亟需共同信仰與社會價值觀的凝聚，而包括文藝批評在內的文學藝術在社會價值觀的形成與凝聚方面，承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具體而言，文藝批評對于文藝現象和文藝活動既具有認知方面的描述和闡釋功能，又具有價值方面的評判與規范功能，二者缺一不可。文藝批評的價值評判與規范功能主要體現在批評標準的設定與應用上。而文藝批評標準則是對何為文藝、何為優秀文藝的衡量尺度，是真、善、美這三種人類終極價值追求在文藝活動中內化的產物。因此，文藝批評的價值評判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必須給予充分的重視。按照馬克思的文藝美學思想，審美理想是藝術理想、社會理想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想的統一。因此，借助審美理想及其精神光照下形成的文藝批評標準，不僅能夠在文藝活動中實現對于真善美價值的追求，而且能夠將這種追求與整個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的精神價值的追求連結起來，從而在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塑造與凝聚中發揮文藝批評的作用，實現文藝價值向社會價值的有機轉換。

　　丁國旗教授認為，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提出的，文藝批評的“歷史、人民、藝術、美學”評價標準，是對文藝批評價值體系的系統表述——在注重文藝審美理想的同時，大大擴展了文藝批評的歷史向度、民眾向度。就此而言，這一評價標準凝聚了對文藝規律的深入思考與透徹認識。它不僅為當代文藝批評奠定了普遍的理論基礎，同時也為現實文藝批評提供了具體且充滿針對性的實踐指導。

　　當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真正活力有賴于研究者能夠走出理論的象牙塔，把理論、概念等轉化為剖析文藝創作的實際能力。張永清教授談到，這種能力的形成，一方面需要研究者不把理論教條化、概念化、知識化；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真正投入現實的文藝文本，及時追蹤文藝發展的動向與態勢。只有將兩者有機融合，才能對相關文藝現象做出富有時代特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目前的狀況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研究者對當代文藝作品的關注不夠，而從事當代文藝研究的學者缺乏必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這就造成了具有鮮活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話語的“缺失”。若要解決這一問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者應當充分發揮批評主體的能動性，不斷“強化”自身的理論“變現”能力，主動介入到當代文藝創作活動之中，積極展開真正的文學批評活動。高建平研究員指出，一方面，我們應當高度重視文藝作品的審美性、藝術性的內在規律；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重視文藝作品的歷史性內涵、時代性話題、人民性取向。在兩者相互統一的基礎上，從人出發對文藝進行理解和闡釋，從歷史與社會視野出發探討文藝現象，從具體對象和現實問題出發進行分析評判。最為重要的是，將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價值尺度運用到批評實踐中，以“批判的武器”身份介入文藝現實，促進文藝變革進步，同時站穩立場，把握好方向。

　　二、 文藝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石一寧主編提出，文藝與市場的關系，是市場經濟時代每一個文藝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面臨的問題。我們經歷過的計劃經濟時代，曾經只片面強調文藝產品的精神屬性，對其商品屬性視而不見，“文革”期間，甚至取消了文藝家的稿酬。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后，文藝作品的商品屬性再次被確認，思想解放和社會生活的巨變共同點燃了廣大文藝家的創作激情，促進了新時期文藝作品的繁榮發展。當然，在新時期之初，商品經濟處于發韌期，文藝與市場的關系剛剛起步，尚無明顯的矛盾與沖突。進入新世紀后，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文藝與市場的關系呈現出新的變化，突出表現為文藝產品的價值與價格的錯位與扭曲，這在當下的影視界尤為明顯，甚至可以用“亂象”一詞來描述。這些狀況的產生和加劇不僅會導致市場層面的失序，同時也會使得整個社會產生價值觀的錯亂，乃至出現藝術水準被不斷拉低，道德風氣遭受嚴重腐蝕的現象。

　　有鑒于此，陳眾議研究員、石一寧主編與楊杰教授等指出，文藝作品的價值不應當僅僅體現在市場或者受眾的需求上，而應當體現在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即文藝作品與受眾、文藝產品與市場的統一之中。就此而言，文藝作品與受眾、文藝產品與市場，這四個要素之中的任何一方，都無法構成作品的全部價值。文藝與市場的關系如果是良性的，文藝對市場的繁榮、市場對文藝的發展將會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而建立文藝與市場的良性關系，首先需要文藝家堅守藝術理想，德藝雙馨、不當金錢的奴隸；其次應充分認識文藝作品兼具意識形態性和商品性二重屬性，不能任憑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決定文藝生產，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也應發揮作用，并且進一步加強行業管理，制定行業規范，乃至推動相關文藝立法；最后是要確立權威的文藝評價體系，建立文藝作品審美性、社會性、歷史性、人民性的評判標準，高度重視文藝批評的價值導向作用。

　　三、 傳統文藝批評的現代轉化

　　近代以來，東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激發了中華文明體系的現代轉型。傳統文化一度被視為中國落后于西方世界的主要障礙。隨著中國現代化發展步伐的日益加速，政治、經濟、社會等不同層面的發展變革，呼喚著更深層次的文化自覺與文化傳承。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極大推動了全黨全社會的文化自覺，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兩辦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專題闡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對于進一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系列重要講話、加強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梁鴻鷹總編和鄧寶劍教授指出，就文藝理論而言，中國傳統的文藝批評蘊含了中國人幾千年的生存智慧和文藝批評的實踐成果。它與中國古人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重視道德實踐，強調文學的社會內容及其教化作用，具有偏重于表現(抒情言志)的特點。隨著歷史的演進發展，中國傳統文藝批評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獨特的范疇體系。例如，在中國古代文論中，關于“意境”、“風骨”、“疏密”、“神思”、“氣勢”、“主旨”、“言志”、“隔與不隔”等概念范疇，與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的內在追求緊密相關，具有深遠的借鑒意義。這些概念范疇，有些可以直接被賦予現代人的意識，從而進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而有些范疇則由于其模糊性和直觀感悟性的特點，比如“風骨”、“神韻”、“味”、“旨趣”等等，則無法生搬硬套地直接運用于現代語境。

　　因此，張文教授提到，要想將中國傳統文藝思想當中的優秀部分更充分地發揚光大，首先應當找出傳統中的文藝創作原則。例如，《尚書.堯典》中提出“詩言志”；陸機《文賦》中提出的“詩緣情”；中國古代畫論提出的塑造形象要“形神兼備”；《文心雕龍》提出的批評者要“彌綸群言，精研一理”……這些歷經歲月錘煉磨洗，兼具普遍性與實踐性的創作原則，是我們進入中國傳統文藝理論的重要基石，值得我們深入開掘。除此之外，我們還應當通過大量學術研究與學術積累，不斷吸收和借鑒最新的文藝理論研究成果，慢慢構筑起中國文藝理論批評的系統架構。只有在這樣一個深厚堅實的理論架構之上，我們才談得上在當下的文藝批評中，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

　　最后，梁鴻鷹總編、孫曉霞副研究員和周玉寧副主編指出，我們應當在深入挖掘傳統理論資源的同時，盡快建立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建立起自己的批評價值評判體系，不斷提升理論的辨別與消化能力，進而打造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形成新的“中國氣派”、“中國話語”。可以說，只有通過傳統文藝理論的現代轉型，通過嶄新時代的文藝理論批判話語體系的建立，我們才可能在大眾文化繁榮發展、傳統文化不斷勃興的多重文化語境中，不斷找準我們的定位，不斷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堅定不移地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發展之路。

　　四、 新媒體語境下的文藝批評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得我們進入了一個虛擬和現實相互交錯、相互融合的現代社會。在文藝領域，我們看到了傳統文藝與網絡文藝的共生共存。葉煒副教授認為，面對不斷興起的網絡文藝，傳統的文藝批評范式在某種意義上喪失了其話語權。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來看，當代文藝批評的主要對象仍舊是雅文學、純文學，網絡文藝并沒有真正獲得文藝批評的合法性。因此，對于網絡文藝批評的發展，人們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思路。其一，努力將網絡文藝創作納入傳統的文藝批評領域，成為傳統文藝批評的對象，進而提升其創作的水平和地位。但是，這種思路必須應對網絡文藝對資本和利益的奮力追逐，以及讀者和粉絲的深度參與介入。其二，倡導網絡文藝創作完全脫離傳統文藝批評的范式，尋求自身發展之路。這種思路的問題在于文藝經典化的過程是流動的，除了傳統的雅文學之外，以網絡文藝為代表的俗文學也在不斷地經典化。因而，就時代文藝而言，網絡文藝與傳統文藝之間是彼此融合、彼此成就、不可分割的。

　　就此，周志強教授指出，新媒體時代網絡文藝的崛起，為文藝批評的繁榮與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同時也提供了一種新的“寓言論”批評范式建構的可能。“用寓言的批評視野來看待世界”，意味著在新的時代語境中重新反思反映論與審美論的批評，并就學科化的和學院派去政治化的傾向展開批判。我們應當通過“寓言論”批評召喚危機意識以抵制物化意識，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向度，促進人向著“完整的人”、“豐富的人”的方向邁進。從根本上來說，變化的時代，需要變化的批評方式。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推動著文藝批評研究者必須深入生活、走進群眾，踏入民眾的現實生活之河。新媒體時代的生活現實、人生際遇，在很大程度上被搬到了互聯網上。因此，文藝批評者必須與時代接軌，善于保持貼近大眾、聯系實際的激情，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斷從活潑的網絡文藝創作中接地氣、聚人氣，從廣大的網絡文藝創作者中汲取精神營養、話語營養、時代精神。

　　具體而言，范玉剛教授認為，在新媒體語境下，文藝批評應把握好“變”與“不變”和“轉變”之間的關系。所謂“變”是指要傾聽時代的聲音，敏感于時代的變化，凸顯問題導向；“不變”是指堅守藝術的本體，守護藝術的核心價值及其人文導向；“轉變”是指批評的視角、路徑和范式的轉換。在洞察時代文藝問題的基礎上，文藝批評范式的轉換旨在形成一種大文化視野和融通性思維，既要走出所謂文藝自足性的圈子，又要堅守藝術本體論。在話語體系建構上要打通國家話語(政策話語)、市場話語(大眾話語)與精英話語(學者話語)，在超越狹隘文藝學理論框架的跨文化視域中，以三個回歸為指向，切合時代變化，建構能回應時代問題有效參與文化現實的文藝批評范式。

　　五、 中國崛起時代的文藝批評

　　在第十次文代會、第九次作代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揭示人類命運和民族前途是文藝工作者的追求。偉大的作品一定是對個體、民族、國家命運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所進行的奮斗，推動我國社會發生了全方位變革，這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面對這種史詩般的變化，我們有責任寫出中華民族新史詩。”可以說，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中，包含著對于文藝工作者的殷切期待。在中國不斷崛起的時代中，努力創作中華民族嶄新的詩篇，是廣大文藝工作者必須承擔的歷史使命。

　　李云雷主編指出，在中外歷史中，經久不衰的文藝作品無不是對于人類命運之豐富性、復雜性、深刻性的揭示。對于中國當下的文藝創作而言，我們不僅要延續中華文明的根脈，更要有信心、有雄心，將當代中國人民的生活與情感，凝聚為具有普遍人類意義的經典之作，真正講述好“中國故事”。當然，要想講好文藝界的“中國故事”，必須要避免此前文藝創作的兩種主要傾向。其一是“西方故事”，即長期以來對西方文藝尤其是現代派文藝的模仿傾向。在當今的許多作品中，充斥著大量西方現代派的形式與技巧，充斥著抽象化或者西方化的“人性”命題，卻獨獨缺乏中國人的生存經驗與內心世界。我們學習和借鑒西方，并不是為了拿西方的標準來規范中國的文藝創作，而是為了更好地創作和表達中國人的生存與情感。其二是“個人故事”，即創作者日益深陷“個人”化的自我表達，卻日益疏離廣闊的歷史與社會現實，造成了文藝創作的偏頗和謬誤。新時期以來，出于對政治化表達的撥亂反正，文藝創作者開始不斷強調“自我”與“日常生活”的合理性。當這一傾向走向極致之時，我們會發現，這種狹窄、自我的視野大大限制了創作者的才華發揮，使得他們無法駕馭宏大主題，格局、氣象偏于狹小。就文藝創作而言，個體經驗固然重要，但是，我們更需要創作者能夠從個體生活出發，抵達一個更加開闊的境界。只有這樣，藝術創作才能不斷走向豐富飽滿，才能激蕩出符合時代精神、歷史規律的蓬勃生命力。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故事”不僅應當蘊含個人獨到的生命體驗，同時也應當映照普遍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凝聚和開拓現代中國人面向世界的精神與氣概。

　　在中國不斷崛起的嶄新時代中，我們的文藝創作要講好“中國故事”，我們的文藝批評同樣要建立起一套衡量“中國故事”的完備批評體系。要做到這一點，李云雷主編和張慧瑜副研究員提出，我們首先必須具備全球視野，把文藝批評建設放在參與國際話語權構建的高度來認識。2008年以來，尤其是十八大以來，我們可以越來越清晰地感覺到，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越來越強了，整體的社會氛圍和人們的自我意識也在不斷發生變化。近代以來，我們一直在以“落后者”、“追趕者”的心態面對西方國家與西方文化，我們的整個知識、思想系統及其問題意識都是以此為基礎的。伴隨著國人文化自信的增強，我們不僅可以更加從容地面對西方文化，而且需要重新審視近代以來的知識系統，在新的問題意識之中，重新構造我們思維與感覺結構，也就是重建面對世界的心態，重構新的世界圖景。對于文藝批評來說，我們必須強化批評的話語權建設，加強話語體系建設，改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窘境，“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

　　其次，我們還需打造新的歷史感與現實感。在中國飛速發展的當下，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如同置身激流之中，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在發生著激烈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并沒有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而只有不斷發生變化的“歷史場景”。這些變化深刻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同時也在悄然改變著我們的歷史感與現實感。因此，當我們置身于如此偉大的變革時代，我們的文藝批評必須形成新的歷史和現實目光，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地認識當下的價值，認清未來的發展方向。

　　最后，我們還需形成新的社會意識。當下的文藝批評必須不斷突破“自我”的藩籬，必須不斷認清自身的位置。單個個體的生存體驗無法代表其他社會階層、社會群體的相應體驗，因而都是有其局限性的。這就需要我們的文藝批評者走出“自我”，關注他人，關注時代，關注世界，尤其是要關注社會廣大民眾的生活與情感。他們構成了中國人的主體，他們的故事是更廣泛、更典型、且更具代表性的“中國故事”。只有走進他們的生活世界，體驗他們的喜怒哀樂，才能觸摸到時代變化的脈搏。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力量，文藝批評者們只有參與到他們創造歷史的進程之中，才能切身感受到中國經驗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才能刻畫出中國人的生活史與心靈史，才能創作出準確衡量“中國故事”、具有現實針對性、思想深刻性的文藝批評作品。

　　總而言之，與會專家學者在此次研討會中，就當代文藝批評所存在的問題、困境以及未來發展方向行進行了熱烈而深入的分析。通過對五個不同層面議題的探討，與會專家一致認為，在當下的文藝理論發展中，必須重構文學批評的社會、歷史與政治功能。讓文藝批評重新煥發人民性、歷史性、社會性、政治性與時代性的光芒，從而為當代中國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奠定堅實基礎。這就需要我們采取一種開放的姿態，在不同學科之間，尤其是在文藝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互動關系，推進一個立足中國、面向世界，扎根歷史、朝向未來的文藝理論發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