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二十年中國思想界在一系列基本問題上都產生了明顯不同的認識分歧，“中國向何處去?”重新成為思想界關心的基本問題；至少在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領域里，人們明顯感覺到，那些體現了80年代的思想主流的思想、文學和批評概念，以及與之相應的理論和思想傾向，似乎都難以繼續向人們提供解讀文學和社會文本的充分依據。在這種情況下，作者王曉明老師呼吁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應該引發和推動更為多樣的研究實踐，重新煥發整個學科的思想和學術活力。因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顯出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與當代精神生活的直接聯系，或者說，具有鮮明的“當代性”。這不但是因為，現代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將“當下”的文學作為研究的對象，因而始終與當代生活保持密切的關聯，更是因為，今天的中國社會依舊處在“現代”，處在那些孕育了現代文學、因而成為這文學的重要回應對象的社會條件和問題之中。同時，也正是這個“當代性”為現代文學研究注入了活力，使它成為8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科之一。

　　我們討論中的“全球化”概念是取的一個比較窄的涵義，主要是指：以蘇東劇變、中國和越南等國開展“市場經濟改革”為表征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消失；隨著“冷戰”結束，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獲得勝利，“美國模式”幾乎成了“發展”的惟一典范，自由主義成為全世界的思想主流；互聯網和生物基因技術成為“新經濟”的象征，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此種“新經濟”中的整體差距日益擴大；中國自90年代初開始新一輪改革，10年經濟持續增長，又加入WTO，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交融空前密切；10年來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地區差別、社會階層的劃分和構成、個人生存空間……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在紙面的出版物之外，出現了網上的交流空間，它雖然受到許多方面的限制，但就文學、文化的批評和表達而言，它的空間卻可能繼續擴大；中國思想界在一系列基本問題上：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況和性質、中國和世界的關系、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社會主義革命、“新經濟”、對“現代化”的反省……都產生了明顯不同的認識分歧，“中國向何處去?”重新成為思想界關心的基本問題；至少在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領域里，人們明顯感覺到，那些體現了80年代的思想主流的思想、文學和批評概念，如“現代化”、“主體化”、“異化”、“純文學”、“個人寫作”、“先鋒性”等等，以及作為上述概念的支撐的那些理論和思想傾向，如對“現代化”的80年代式的向往、對“語言”的本體意義的突出的強調、對“客觀性”的輕蔑等等，似乎都難以繼續向人們提供解讀文學和社會文本的充分依據……

　　至于題目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則不僅包括過去通常稱之為“近代”的文學，更包括當下的文學，因此，它的研究范圍的時間下限是不斷伸展的；同時，“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對象也并不只限于文學文本，而同時包括與這文本有關的各種文化和社會文本。

　　一旦這樣來定義“中國現代文學”，你就會看到，與譬如唐代文學或古希臘文學研究那樣的學科不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顯出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與當代精神生活的直接聯系，或者說，具有鮮明的“當代性”。這不但是因為，現代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將“當下”的文學作為研究的對象，因而始終與當代生活保持密切的關聯，更是因為，今天的中國社會依舊處在“現代”，處在那些孕育了現代文學、因而成為這文學的重要回應對象的社會條件和問題之中。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這“當代性”大致有兩種表現：一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強有力的滲透，這在“文革”時期表現得特別突出，也特別遭人垢病；二是對研究者所處的當下社會的精神和文化問題的敏感(不但及時凸現，而且試圖回應)，與當代最活躍的社會思想的互動(既領受其影響，也給予反饋)，這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都很明顯。

　　如何看待這后一種“當代性”?至少到80年代中期為止，許多現代文學研究者是明顯以這個“當代性”自傲的，他們相信，正是這個“當代性”為現代文學研究注入了活力，使它成為8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科之一。

　　但也有另外的評價。也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現代文學研究界逐漸形成一種共識：現代文學研究不應該繼續充當“政治”的工具，應該以“審美”為本位；到90年代初，學界開始檢討80年代的“激進主義”，呼吁建立以“文化”為本位的學術規范，這同樣影響到現代文學研究界。1994年西安的現代文學年會正式提出現代文學的“經典化”問題，甚至建議將現代文學研究轉變為某種斷代文學(例如“民國文學”)研究，在學科類型上向古典文學(譬如唐代文學)研究“看齊”。可以說，到90年代中期，要求現代文學研究坐穩本位，不要“越界”的呼吁，逐漸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界的主流。以這個主流的眼光來看，上述那樣的“當代性”顯然弊大于利，甚至由此形成一種嚴厲的判斷：堅持“當代性”等于背離學術性(這也正合乎所謂“思想淡出，學術凸現”的論斷)。

　　我的意見是：在今天，上述那樣的主流看法，以及上述由此派生的嚴厲判斷，都值得仔細商榷。作為一種人文學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當然有其本位，但是如何理解這個“本位”，思路卻不應該過于狹隘。首先，這個“本位”是否是一以貫之，從過去到將來，都不可更改的?其次，假定確實有這樣一個超越具體時空的“本位”，研究者對它的體認，卻難以避免自己所處的特定時空的限制。這就造成兩個后果：首先，你很難一下子看全，你看準了那“本位”的某一面，卻可能同時忽略了另一面，因此，在某一特定時期和某一特定環境里形成的對于“本位”的理解，無論如何“主流”，都不應該被等同于就是那個“本位”的全部了；其次，更重要的是，雖然是在描述超時空的“本位”，你的描述本身，卻一定染上了具體時空的色彩，因此，“本位”與具體的時空即“當代”，在任何對“本位”的體認中都是互相滲透的，在這個意義上，特定時空中的人們所理解的學術研究的“本位”，一定是包含了他們的“當代性”的。

　　到90年代中期，要求現代文學研究坐穩本位，不要“越界”的呼吁，逐漸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界的主流。

　　如果上面這樣粗略的分析大致不錯，那么，就有一系列更為具體的問題需要我們仔細討論，比方說：

　　——努力直面現實，但又絕不重蹈過去那種將文學研究僅僅當作社會批判的工具的覆轍，現代文學研究如何發展對當代重大問題的敏感的回應?

　　——在充分意識到“現代中國”及其文化所內含的外來或“世界”因素，意識到當代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在各個方面的愈益緊密的互動關系，現代文學的研究者該如何努力拓展真正的全球視野(而不是只盯著美國或“西方”)?

　　——在拓展上述視野的同時，現代文學研究如何處理文學所凝聚、所體現的“本土”經驗?如何通過對此種豐富經驗的描述、分析和闡述，向當代世界提供多樣的思想資源?

　　——如何建立現代文學研究與當代思想(不僅僅是所謂“本土”)的多樣對話?文學研究能夠向當代思想的發展提供怎樣的幫助?

　　——在重新估價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獨特價值的同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如何界定自己對當代世界(不僅僅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價值?

　　——是否應該將當代文學批評也看作現代文學研究的一部分?如果是，現代文學研究如何處理因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例如“過去”的文學和“當下”的文學的關系、所謂“研究”和“批評”的關系、“文學史”家與文學作品應保持的時間距離、因新的創作的出現而導致的評價尺度和角度的不斷改變，等等?

　　——就現代文學研究而言，如何處理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的關系?如何在新的社會狀況中重新界定“文學”和“非文學”的界限?

　　——如何重新理解80年代--90年代現代文學研究的主潮(例如“20世紀中國文學”論、“重寫文學史”和致力于現代文學“經典化”的種種實踐)?

　　——如何理解現代文學研究的“規范化”與所謂“思想鋒芒”/“藝術敏感”的關系

　　…………

　　類似的問題還可以列出許多，而其中的幾乎每一個問題，都包含了相當大的論述空間。我非常希望，現代文學研究界能夠就上述及更多的問題展開深入的討論，借助各種不同意見的充分交流和彼此辯解，引發和推動更為多樣的研究實踐，從而逐步煥發整個學科的思想和學術活力。

　　(原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