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在一個轉折期，遇到了許多問題，同時又有新的機遇等待著我們，召喚好的文學作品。

　　前幾天我讀到孫紹振先生的一篇文章《學術“啞巴”病為何老治不好》，講當下的中國文學理論界已被西方強勢話語淹沒，而要重新建構中國文論，則需要對西方文論進行清場。他提到一個詞，是由文學“審美”衍生出來的，叫作“審智”。

　　我想這個詞用到當下重新認識“文學與中國”之間的關系，再恰切不過了。在文藝復興的背景下，“審智”不僅適用于文論界，它還適用于文學領域、文化范疇，甚至對整個國家概念的認知上。

　　“審智”比起“審美”，更強調對時代脈搏的把握和判斷，方向對了才能進行審美，就好比一個人要先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才好談其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過于強調對文學文本內部的研究，如今，也要重新探討文學的邊界問題了，需要對我們自己的文學傳統重新建立自信。這就不得不談些宏觀層面的、主題先行的東西了，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到文學如何能夠與國家形象建立起聯系。而在這方面，軍旅文學作為一個樣本，可為當下的文學困局提供一些思路。

　　軍旅文學如同其他文學門類一樣，隨著時代語境的更迭在不同時期衍化為不同的面貌，這是軍旅文學中“變”的一面，也是必然的。“不變”的地方則在于，軍旅文學比任何其他文學都更與國家、民族這樣的宏大意象緊密貼合在一起，它始終沒有放棄嘗試運用各種藝術方式打造屬于一個國家的主流文學形象。這種看似單一而執著的寫作范式曾讓軍旅文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遭受冷遇，它邊緣過、低沉過，也越來越鮮有人進入到它的內部和細處進行閱讀、考察和歸納。但也因此，它得以以相對獨立的姿態持續發展著，在西方文學思潮的沖擊下，屹立不倒地呈現出了某些軍旅文學的基本精神特質，而這些特質恰能代表國家品格。

　　我在朱向前老師的帶領下，從去年起應《人民日報·海外版》之邀，每年選擇一個能代表軍旅文學基本母體的議題加以評論闡釋。去年我們選的是家國情懷，今年是英雄主義。在我看來，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家國情懷不僅是軍旅文學意義上的內核，并且是任何時代的文學都具有的底色。這種說法并非我站在軍旅文學的立場刻意鼓吹，而是因為這些優秀的品質是中華民族千年發展以來經由實踐留下的最寶貴經驗，早已變為民族心理基因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文學表達所追求的“真、善、美”有著內在的高度一致性，也并不因時代主潮的更迭而改變。

　　拿英雄主義來說，如果梳理近70年的軍旅文學脈絡會發現，英雄主義的變現形式在不同時期也曾經歷幾度變遷。比如“前十七年”，軍旅文學與家仇國恨緊密相連，于是自然而然處在文學界中流砥柱的位置，一批短平快的詩歌和小說與戰爭進程同步誕生。隨后，一批帶有鮮明革命浪漫色彩的抗戰長篇小說和報告文學接續而出。武裝斗爭歷史的輝煌和現代軍旅小說的暗淡之間的巨大失衡，構成了當代軍旅小說蹣跚起步的現實基礎和驟然騰飛的潛在張力。于是，在共和國誕生之后至50年代中期左右，一個龐大的小說家群體悄然形成并逐漸成熟，一批長篇小說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等作品作為時代主流的重頭戰爭小說共同掀起了新中國軍旅文學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

　　也許是受制于單一時代潮流的局限，到了上世紀80年代，社會潮流突變，軍旅文學之中的英雄情結尚在，但在表現方式上有所轉變。最能代表時代特色的南線戰爭小說有徐懷中《西線軼事》、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等作品，在這些篇目中，作家的關注點從單一的戰爭事件轉化為對戰爭中個體“人”的關注。到了90年代，個體意識空前崛起，集體在英雄主義的基調“左顧右盼”而無所著落之時，有不少人對新世紀以后的英雄主義受眾產生質疑，認為新的社會潮流早已覆蓋過往精神傳統。但碎片化信息時代的軍旅電視劇，諸如《亮劍》《激情燃燒的歲月》《士兵突擊》等作品的出現給予許多受眾以心靈滋養，它們在商品社會意外“治愈”了那些對既有美好人性充滿無限向往的人們，而像電影《智取威虎山》《風聲》《十月圍城》在當代時尚元素的包裝下煥發出新的魅力。撇開類型化的敘事技巧不談，真正打動受眾的仍然是讓人切實認同的英雄主義崇高美感。

　　再比如我一直追蹤的軍旅“新生代”作家，他們基本都是“70后”生人，最開始的文學土壤也是緊緊圍繞個人成長經驗展開，但現在七八年過去了，這批人中間也開始出現分化，而轉型后的作品基本都會向著核心價值觀回歸。我想其中一部分原因和作家的軍人身份脫不開關系，但更多是一種自覺地靠攏，這種深層的情感動因是可以讀出來的。如果不是從內心里真正認同一種情感，那么寫出的東西只能浮在表面上，深入不下去。這些作家并有的已經離開部隊，可回望軍旅生涯時，筆下流淌的是真實、自然的感情。

　　所以說，英雄主義、愛國主義永遠不會過時，我們需要在新的時期產生新的表達方式。這就涉及到一個如何表達的問題。這次主題發言主辦方提前設置了一個議題，就是在當下時代語境中作家如何把個體經驗、情感和想象轉化為中國的情感、經驗與想象。通過近10年對軍旅文學的觀察與追蹤，我認為可以有這么幾種方式：

　　首先是關注和追蹤大型題材，我們國家目前在科技、武器裝備等領域不斷發展，這都是值得作家深入一線去觀察的；其次是對我們過往這近30年的社會作總結性反思，敢于直面過去，并從中找到繼續前行的動力。在2015年，部隊兩部反腐作品，陶純的《一座營盤》和周大新的《曲終人在》聯袂出版，揭露腐敗尺度很大，這在以往的語境下是不會這么容易出版的。社會發展得太快不免帶來一些弊端，而文學的作用不僅是揭露，還要在過往的問題中去深入探究，找到人的合理性，從而尋求新的精神資源。這兩方面談到的，一個是擴張，一個是內省，目前涉及這兩個層面的作品都有，但需要與文學做更好的融合，也就是“審智”與“審美”的結合。尤其是擴張型的題材，需要沉淀，需要拉開距離；再有就是我們有燦爛優秀的歷史文化，站在當下選擇何種視角切入歷史是很重要的問題。面對駁雜豐繁的過往，一些軍旅作家已經寫出了歷史新意。比如王樹增的《抗日戰爭》、彭荊風的《旌旗萬里——中國遠征軍在緬印》，還有范穩的《吾血吾土》等等。這幾年寫歷史的風潮又開始興起，我想回望歷史的同時就是在尋找新的精神指引，而文學需要這種指引。我們正處在一個轉折期，遇到了許多問題，同時又有新的機遇等待著我們，召喚好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