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以來，文學研究、文藝批評更多關注文本的肌理分析，更加強調一種內在視角的研究。這種研究方式可以把文本分析做得非常精致漂亮，但是卻缺乏一種現實針對性，尤其是缺乏一種將學術問題與社會問題、歷史問題以及政治問題結合起來的研究思路。那么，在當下這樣一個時代中，我們應該如何定位文藝批評?是將其圈定在一個學科或者學術話語之中，還是應當拓展其研究思路?一個可能的路徑是，我們可以嘗試擺脫學科內在視角的束縛，從現代性反思批判的外在視角出發，探尋一種具有現代意識的文藝批評話語——將文藝批評視為一種現代社會的“認同話語”。

　　具體而言，這種批評范式將突破文藝批評的內在視野，重新將其與社會話語、歷史話語、政治話語有機地結合起來，從政治性、歷史性、社會性的角度來重新看待文藝批評。換言之，文藝批評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文學文本本身，而是有著更為深厚的社會建構與文化認同之內涵。它并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學術話語，而更是一種建構話語、認同話語。當代中國所經歷的一系列激烈的社會歷史轉型，使得我們在各個不同的層面都需要價值觀的重建、文化認同的重新樹立。文藝批評所固有的文化建構功能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必須重新得以倡揚。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的創作，不僅需要承擔自身的學科功能，同時也需要承擔更為廣闊的社會功能、歷史功能，進而從價值觀的角度不斷凝聚社會共識、增強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

　　所謂“認同話語”，指的是個人或者民族對于他們的個體存在，及其作為共同體存在的本質理解。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套現代性話語。也就是到了現代之后——當人類脫離了原始部落、封建宗族，尤其是在西方，脫離了上帝的懷抱，進入現代性荒原之后——人們變成了沒有關聯的個體，開始重新尋找歸屬和認同。如此，認同才成了問題。近年來，隨著民族國家界限的不斷突破，后民族國際政治格局的不斷出現，認同問題，或者說承認政治的問題逐漸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話題。其理論源頭是黑格爾耶拿時期的思想，后來在法蘭克福學派的哈貝馬斯，尤其是在霍耐特那里發展出了一整套的承認理論。霍耐特的重要作品《為承認而斗爭》講的就是這個問題。他們所關注的焦點在于，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如何才能結成共同體，而在共同體中人們之間又如何才能實現彼此的承認與認同。毫無疑問，現代社會的認同，需要借靠一些東西，但絕不是僵硬的政治或者流動的資本，而是文化，是內在的價值歸屬與價值紐帶。因此，文學藝術，或者說更廣泛意義上的人文社會科學所產生的凝聚作用、認同作用、承認作用在當下才變得如此重要。

　　在這個問題上，哈貝馬斯通過對德國人文學科學術話語的深入思考，為我們重新認識文藝的認同作用及其建構意義提供了啟發。《后民族結構》是哈貝馬斯探討現代性視野中的民族國家與國際政治的一本論文集。其中收錄了一篇題為《何謂民族》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哈貝馬斯詳細考察了1846年在法蘭克福召開的一次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大會。他之所以對這次會議如此感興趣，是因為他想以此作為契機，深入探討德國人文學科的學術價值與政治自我理解。按照哈貝馬斯的設想，這個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大會的召開，應當完成雙重歷史使命。第一重使命是學術意義上的，也就是通過專業語言文學家的研究與探索，逐步完成德國人文學術研究的專業化與制度化；第二重使命是政治意義上的，也就是通過這一批社會學術精英的聚集和討論，為結束德國四分五裂的狀態，促進德國的統一與富強，提供一套思想文化方案。這雙重使命的達成勢必能夠為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奠定堅實的學術與思想根基。不過，十分遺憾的是，日耳曼語言文學家的此次大會并沒有完成這雙重使命。具體而言，它并未實現哈貝馬斯念茲在茲的學術研究的政治使命——以文化融合促進德意志民族的統一，讓德國真正成為一個現代民族踏上歐洲與世界的舞臺。那么，這次會議的內在政治訴求為何無法得以實現呢?在哈貝馬斯看來，這是由于與會的專家學者并沒有能夠在專業的學術研究、學科制度建設之外，真正看到文化所具備的政治及歷史功用。為此，哈貝馬斯提出：“語言、詩歌、法律和歷史當中的人性內容非常重要。但人文社會科學的首要任務并非只在于揭示人的內在價值和尊嚴，而更在于承擔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歷史性功用。”

　　在“法蘭克福日爾曼語言文學家大會”之后，我們看到，德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理解與社會關懷，人為地將自己限定為一種專業的學術研究，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倒向了19世紀大行其道的科學主義的研究路徑。具體的表現是，在德國稱道于世的現代高等教育體系中，以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為核心的人文社會科學迅速完成了專業化、制度化的轉型。一個科學、規范、整嚴的學科體系被建立起來了。但是，其社會、政治與文化的使命擔當卻大為失落。如此一來，人文社會科學就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科學研究的方向，一個為了實現職業選擇與學術研究目的而存在的機構。它不僅切斷了與社會、政治、歷史的緊密關聯，同時也割裂了凝聚國家共識、塑造文化認同的精神血脈。正是由于此種內在歷史使命與精神追求的缺失，德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在19世紀以降，要么陷入封閉僵化的科學主義研究的旋渦，要么淪為純粹權力話語的附庸。為此，哈貝馬斯呼吁人們要充分意識到文學背后所承擔的社會政治功用，高度關注洛文塔爾與阿多諾所提出的“批判的文學社會學”研究路徑。這種研究范式，就是突破文學內部的審美結構，將其內在的審美意涵與外在的社會政治理解、國家認同意義結合起來的綜合性研究。

　　就中國當下而言，我們的文藝研究所遭遇的危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把文藝學變成了一門嚴格的科學。這種典型的科學主義學科觀念，在西方已經受到深入批判，而今卻在漢語世界大行其道。這其實反映了我們對于這個學科所承擔的歷史與社會使命缺乏應有的認識。在我們的高等教育體系中，文藝學的教學研究越來越專門化、科學化，層出不窮的專業術語隔絕了學科之外的廣闊歷史現實空間。原本在這個學科之上的“教化”使命也逐漸地被降低為一種“學科培訓”的需求。第二個方面，我們的文藝研究越來越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對于文本之外的社會、政治、現實的發展變化喪失了敏感性與應對力。在文本的狂歡中，在術語的狂歡中，我們失去的是與時俱進的闡釋能力，同時也失去了對于社會價值的引領能力。為了重樹文藝批評的歷史使命與價值使命，我們必須重新恢復文學的歷史關聯和現實關聯。讓它從純粹的學科建設的目的中走出來，更好地揭示國內外社會與政治結構變遷，更鮮明地呈現廣大民眾的思想與意識變化，更準確地發揮文學的社會批判功能和意識形態建構功能。從而為我們構建當代中國所必須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奠定牢靠的基礎。

　　哈貝馬斯在分析德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政治自我理解之時，提出了文學研究的政治社會功能的重建之路，即“批判的文學社會學”的研究路徑。這里所說的“文學社會學”并非那種備受詬病的“文學的政治化”，而是一種具有強烈現代批判意識的文學社會學。雖然“文學的政治化”也強調文學的政治功能、社會功能，但是它內在的訴求在于讓文學服務于政治，因而缺乏一種規范性，也缺乏一種批判性。而批判的文學社會學，是將文學視為社會話語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一方面強調社會語境對于文學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始終強調文學自身的固有規律。其內在的批判性訴求在于揭示文學與社會、政治之間的互動關系，而不是單純的決定關系。就此而言，“批判的文學社會學”是一種恢復了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的歷史、社會、政治、現實維度的綜合研究范式。

　　當然，將文學視為一種認同話語，走向“批判的文學社會”的研究思路，歸根結底是重新倡導文學的社會與政治功能。這就需要我們采取一種開放的姿態，在不同學科內部，尤其是在文學與社會之間建立互動關系。我們當今的文藝研究，需要一種跨學科的普遍關聯與跨地域的廣闊視野。因此，我們所談的作為認同話語的文藝研究，并非局限于單一民族范圍的政治認同、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就像哈貝馬斯在《后民族結構》中所言，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的主體性地位已經遭到了挑戰。在目下文明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時代中，尤其是互聯網時代中，美國所構建起來的一整套世界秩序，也面臨著新的不確定因素。重建人文社會科學的認同功能與建構功能，就是要運用話語的力量在各種不同文化與文明之間進行博弈，奪取葛蘭西意義上的文化領導權，尤其是宣示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地位。就此而言，文藝研究作為一種認同話語才更加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