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特娃是我們研究符號學、法國文論、法國思想與女性主義不可繞開的一個人物。只是當下，我們對她的研究多少帶有碎片式的特點，進入我們視野的僅止于她的“互文性” 、女性主義等關鍵詞。然而，她的文本理論到底有何特殊性和系統(tǒng)性，以及對我國文藝理論與文學批評的意義究竟何在，仍然是一個曖昧不明的問題。可以說，崔柯的《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研究》的推出正逢其時。這是一本國內少見的對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進行整體研究的翔實之作，不僅為我們還原了多維且豐富的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更為重要的是將這一理論納入中國視野，對中國的文藝實踐做出了闡釋。在筆者看來， 《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研究》既采用了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法，又注意到了西方理論與中國土壤的相容性。

　　崔柯對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的探討，不僅從微觀視角對其理論加以審視，還將其放置在廣闊的文論史視野下加以理解，力圖為其界定恰當?shù)淖鴺它c。書中指出，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論建立在其獨特的符號學基礎上，由此，作者深入其符號學內部進行研究，指出它異于常規(guī)符號學的三重特征，即自我批判性、生產(chǎn)性與解析性。一般來說，常規(guī)符號學是作為方法論對他者進行研究，而克里斯特娃意義上的符號學則帶有自我反思與批判的可能性，這種批判指向符號本身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不僅如此，在馬克思與弗洛伊德的基礎上，克里斯特娃還對價值凝結前的勞動生產(chǎn)狀況與作為主體意識運行機制的“勞動”進行考察，從而揭示了文本的“生產(chǎn)性” 。此外，克里斯特娃吸收了拉康的理論，將“說話主體”引入符號學研究，提出了解析符號學的設想，由此打破了固有的靜態(tài)化與系統(tǒng)化的符號學研究模式，發(fā)展出動態(tài)化的意義研究方法。這就是崔柯在其著作中梳理的作為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基石的獨特符號學理論。在此基礎上，作者還從宏觀的歷時性維度對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的發(fā)展流變做出了系統(tǒng)的梳理，即從互文性到生產(chǎn)性，再到異質性，最終進入革命性的過程，清晰地勾勒出了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的整個演變進程。

　　然而，作者并沒有局限于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論本身，而是將其放置在更為廣闊的學術背景下加以分析。書中既有對克里斯特娃整體思想發(fā)展的分期描述，指出其文本理論是她早期思想的產(chǎn)物，又有對其文本理論的來龍去脈的歷史把握，厘清其從作品到“文本/編織”的學術進程。作者在對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論做出細致辨析之后，再次回到了西方文論史的宏觀視野下，從“鏡”與“燈”的角度力圖對其文本理論做出定位。在作者看來，克里斯特娃的文本并非認識世界的中介和現(xiàn)實的鏡像，而是變革現(xiàn)實的直接手段，是一種“造鏡”的實踐。而文本的作者并非借助文本抒情，而是依循內在的沖動，實現(xiàn)從天才到革命者的轉變。這樣，文本的作者就由作品的終極意義的立法者轉變成為文本能指游戲的一部分。由此，克里斯特娃打破了寫作者與閱讀者之間的界限或鴻溝，她認為作者與讀者的意識共同構成了文本生產(chǎn)的資料，文本在溢出常規(guī)語言結構之處呈現(xiàn)了作者沖動，但作者最終與讀者一同步入了文本的生產(chǎn)進程。

　　書中最引人矚目的當屬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視野下對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的思考以及對“新工人藝術團”藝術實踐的解析。可以說，這是將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論納入中國本土理論建構，直面中國當前文化現(xiàn)象，并做出合理闡釋的有力嘗試。必須承認，不是所有的西方理論都可以在中國生根、成長，這一方面取決于我們對該理論的理解程度；另一方面則在于這一理論對當下中國問題的解釋力度。崔柯在他的這部著作中提出從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出發(fā)，去理解克里斯特娃的“文本革命” ，并主張結合中國當代歷史和文化語境對中國文本實踐進行觀照，這確實是可行之道。如此一來，不僅可以重新激活20世紀中國的左翼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傳統(tǒng)，還能夠回應當下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問題。其中新世紀以來成立的“新工人藝術團”及其藝術實踐就是不可忽視的中國社會文化文本，它作為我們時代的典型征候之一，其特征具有模糊性，但卻又是不可忽視的存在，可以說具有巴迪歐所謂的“事件”性。而崔柯獨具慧眼地將“新工人藝術團”藝術實踐納入克里斯特娃視野中帶有革命性、實踐性藝術文本的范疇，從而揭橥其背后從“勞動個體”到“勞動群體”的變遷，勾勒出新時代工人的世界、夢想和未來，這不僅是用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解釋當下中國文化現(xiàn)象的學術實踐，更是對當前中國文化實踐及其研究的反思和警醒。

　　總之，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對于中國知識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這本《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研究》無疑為我們重新審視克里斯特娃與中國的學術關聯(lián)開啟了一扇大門，同時也為我們重新理解西方后現(xiàn)代文本理論和文化理論另辟了一條蹊徑。更為可貴的是，作為青年學者，崔柯能夠直面并敏銳地發(fā)現(xiàn)中國當下被流行文化所淹埋的邊緣文化實踐，而且大膽地做出了頗具說服力的理論闡釋，這正好體現(xiàn)了一代青年學人的成長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