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以來，老莊思想受到激烈批判，但是，老莊思想的自然理念及超然物外等觀念仍然吸引了眾多作家，相關創作呈一時之盛。可以說，伴隨著整個現代文學，都有老莊的身影。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知識分子從時代的主戰場退下來，走向傳統道家式的避世退隱的人生。周作人回到自己的“苦雨齋”，林語堂營造了“有不為齋”，梁實秋隱居在“雅舍”。林語堂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林語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一改其“語絲”時期的戰斗風采，轉向小品文寫作，大力提倡幽默、閑適、性靈。林語堂認為，小品文的“中國祖宗”就是傳統的道家文化：“中國文學，除了御用的廊廟文學，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在他看來，《莊子·漁父》中“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推崇自然、真誠，這即是“性靈說”的思想源頭；而在道家的“俏皮圓滑”“懷疑主義”“袖手旁觀”的游戲態度中，中國人也就消解了儒家文明帶來的沉重負擔，一種幽默閑適的人生從而產生。小品文的幽默、閑適、性靈均是以道家文化為源頭。

　　除了小品文，林語堂還創作了《京華煙云》《賴伯英》《紅牡丹》《朱門》等文化小說，道家思想是其中的重頭戲，這在《京華煙云》中有突出的表現。道家思想在全書的結構和人物形象上很清楚地體現出來。全書共分三卷，每一卷都以莊子的話為開篇，表明文旨。小說塑造了兩個典型的道家人物：姚思安和姚木蘭。現代的莊子姚思安的兩大愛好是“道教精義和科學”，他超脫通達，無為而治。他是富商，擁有很多店鋪，但并不親自經營，而是委托給馮舅爺管理。姚思安超脫世俗之外，沉潛于黃老之修養，賞玩古董，修身養性，視富貴如浮云。他在女兒成婚、妻子亡故之后，只身云游四方，長達十年之久。姚思安成了林語堂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另一理想人物是被稱為“道家的女兒”的姚木蘭，她受父親的影響，“心浮氣躁對心神有害”，遇事鎮定，從不心浮氣躁。當北京變亂，舉家到故鄉杭州去避亂時，她冷靜異常，從容準備，處變不驚，方寸泰然。

　　近現代的許多作家在顛沛流離的人生中無所適從，常常吸取道家思想來調適不安的人生，王國維、許地山是其中的代表，而又以許地山為典型。

　　許地山曾撰《道家思想與道教》《道教史》等著作。他認為，“道家思想可以看為中國民族偉大的產物”，“道家思想是國民思想底中心，大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底氣概”。而道家對他本人的影響之大也幾乎如此。

　　假如人生苦是許地山作品的底色，那么命運的表現就是他作品展開的主要方式。莊子對命運的解釋是：“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人世間的一切不幸包括死亡在內都是必然，是人力不能控制和解決的。既然這樣，對命運的必然也只有采取順應命運的自然無為的態度：“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許地山主張在不可知的命運中“順著境遇做人”，這是和莊子“安之若命”“安時而處順”極為近似的說法。在散文《暗途》中，吾威不聽朋友均歌的勸告，堅持不用燈回家：“滿山都沒有光，若是我提著燈走，也不過是照得三兩步遠；且要累得滿山底昆蟲都不安。若湊巧遇見長蛇也沖著火光走來，可又怎辦呢……在半途中，燈一熄滅，那就更不好辦了。不如我空著手走……”小說《綴網勞蛛》中，尚潔因為傳言婚外情被丈夫長孫可望誤解，對此，她不加任何解釋，她的態度是“我雖不信定命的說法，然而事情怎樣來，我就怎樣對付，毋庸在事前預先謀定什么方法”。許地山認識到，“莊子所求底是天然的生活，自任自適如不系之舟，漂流于人生底大海上，試要在可悲的命運中愉快地渡過去”，這也可說是他的人生態度。

　　老莊思想影響現代文學，不僅以自然、退隱、寧靜、閑適等陰性意象影響文學創作，還以超然、豪放、雄奇等陽性意象影響文學創作。作家們擴展自己的人格到無窮的境界，將自我精神等同于宇宙精神。這其中郭沫若最為明顯。

　　郭沫若在“五四”時期的詩歌以泛神論思想著稱，這種思想受到泰戈爾、惠特曼、歌德等人的影響，但它的源頭卻是莊子：“我和周、秦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歲的時候，最先接近的是《莊子》，起初是喜歡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來也漸漸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這嗜好支配了我一個相當長遠的時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經謳歌過泛神論，事實上是從這兒濫觴出來的。”

　　泛神論是存在于西方和印度的一種哲學思想，這種思想認為萬物都是神，都是神的表現，世界上不存在主宰一切的、唯一的神。這種思想對于反抗一神論的權威、發揚個性和民主起到巨大的作用。郭沫若的《鳳凰涅槃》是謳歌泛神論的名篇，此詩以天方國神鳥“菲尼克司”(即中國之鳳凰)滿五百歲后，集香木自焚，復從死灰中更生，鮮美異常的故事，表達了詩人對舊世界的詛咒和渴望再造一個全新世界的愿望。詩人的這種泛神論式的反抗意識來自于惠特曼等人，但它的源頭還是莊子：“莊子的思想在我們中國古代本是一種泛神論的思想。這種思想和印度的古代和希臘的古代某些形而上學家的想法是共通的，在反對神、反對宗教、反對建立在教權上的統治方式上，很有足以使人迷戀的地方……我自己在年青的時候也就是極端崇拜莊子的一個人。”

　　郭沫若在“五四”時期的詩歌中創造了一種“大我”人格，這種人格不僅超越了個人和時代，而且把時代具體問題與形而上的思想結合起來，從而大大升華了時代精神。試看：“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創造，自由地表現我自己。我創造尊嚴的山岳、宏偉的海洋，我創造日月星辰，我馳騁風云雷雨，我萃之雖僅限于我一身，放之則可泛濫乎宇宙。”這種自由、博大、瑰麗的想象雖與惠特曼等人的啟發相關，但也與莊子瑰奇的想象密不可分，郭沫若在評說莊子“這種人可以‘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純全是厭世的莊子所幻想出來的東西，他的文學式的幻想力實在是太豐富了”的時候，他也吸取了莊子類似的想象，來創造他的泛神大我的人格。

　　現代作家對老莊的接受充分說明了老莊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適應能力，以及穿透歷史的永恒魅力。這也證明了老莊思想是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

　　(作者：雷文學，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