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古開天辟地、夸父逐日、女媧補天、精衛填海等等神話英雄故事是中國原始社會對英雄的想象與崇拜。古代文學經典《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則是中國古人對英雄的審美書寫，匡扶天下、救國救民、俠肝義膽、智勇雙全等英雄品質已經得到從士大夫到民間的普遍認同，乃至成為民眾的精神與行為楷模。

　　五四新文學的英雄形象及其倫理文化內涵，在延續傳統英雄形象的同時，也發生了質的變化，有了新的民族國家、獨立人格、革命、自由精神等新文化意蘊。魯迅《狂人日記》中的“狂人”、茅盾《虹》中的梅女士、巴金《家》中的覺慧、蔣光慈《沖出云圍的月亮》中的王曼英、趙樹理《小二黑結婚》中的小二黑等人物形象是現代文學中的新英雄形象。新中國成立之后，“十七年文學”中的英雄形象有著特定時代的歷史烙印和精神底色，具有鮮明的樂觀、明朗、革命、理想的時代精神氣質。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至今依然閃爍著帶領窮苦人奔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想光芒；梁斌的《紅旗譜》在塑造朱老忠、江濤等兩代中國農民革命英雄形象的同時，散發出具有河北大平原獨特的地域文化氣息和來自生命個體的豐富細節、鮮活氣息；郭澄清《公社書記》中的具有革命傳奇經歷、豐富鄉土生活經驗和自覺知識文化追求的新型基層干部英雄形象，有著穿越歷史時空的革命理想主義色彩和崇高美感。

　　新時期以來，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時代精神主題下，一批新時期文學中的英雄形象誕生了。《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新星》中的縣委書記李向南等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新英雄形象出現于文學與影視屏幕中，激起強烈的時代精神共鳴。與此同時，以往“樣板戲”中的“高大全”英雄形象被新的具有民間色彩和大地氣息的草莽英雄、平民英雄所取代，英雄形象具有了民間化、個體化、日常生活化的敘述維度。

　　在“物質主義”時代里，某些亂象不僅僅是在人文精神領域肆虐，而且與有形的、不公正的社會經濟結構糾纏在一起，成為新世紀“中國青年”所無力打破的“無物之陣”、所無法承擔的無比沉重的物質與精神負擔。社會上所流行的“躲避崇高”、消解英雄的解構性力量，不僅僅是源于人文精神領域的某些人的思想蠱惑，更重要、更直接的是來自現實的、巨大經濟壓力的物質性逼迫。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物質性壓迫與精神性逼仄已經接近接受閾值的極限。一些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心靈絕望、無奈、悲哀的時代憂傷氣息，無疑是在刺穿這個時代精神弊病，也對時代精神生活發出了思想拷問。我們到底要過什么樣的生活，我們的生活為什么如此平庸乃至無望?英雄的光芒與抗擊平庸的理想主義哪里去了?

　　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迷茫之后，中國當代文學尋覓到了堅韌前行的力量，塑造出屬于新世紀的新英雄形象。在這方面，張煒、賈平凹就是突出的個例。張煒在創作出《古船》《九月寓言》之后，創作出長達450萬字的《你在高原》系列作品，2016年又推出新的長篇小說《獨藥師》。賈平凹在新世紀創作了《高興》《帶燈》新長篇小說，塑造了自覺認同城市、帶領農民兄弟姐妹共同致富的新農民形象劉高興和同情弱勢群體、扶危濟困、與農民姐妹交“老伙計關系”的鄉鎮干部形象帶燈。這些農民形象在延續了《創業史》《公社書記》等以往文學作品的英雄品質和敘述傳統的情況下，有了新的發展，是新世紀文化語境下的新鄉土中國英雄形象。

　　作為新世紀文學中的新創作主體力量，中國“70后”作家已經成為中短篇小說創作的絕對主力，“70后”作家在深刻把握世事人情，準確拿捏到時代人心之變的同時，也存在如何超越日常生活的庸常、局限與萎縮，存在著對時代共性問題、英雄形象、理想主義關注不足、敘述不足的問題。“70后”作家如何突破被遮蔽狀態，這不僅需要他們世界格局、人生境界、文學理念進一步建構，更需要從內心深處培育一種理想主義、一種英雄氣概、一種磅礴的文學雄心壯志。

　　重建英雄敘述和崇高美學，正是新世紀中國作家，尤其是“70后”作家建立自己精神高地、樹立自己的文學圖騰、確立文學經典的根本途徑。正如古希臘哲學家朗基努斯在著作《論崇高》中所言，崇高是偉大心靈的回聲。時代環境越是逼仄，越是對英雄、崇高、理想主義呼喚最高、最迫切的時候。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說，要去看地底下。那些身處底層而從不退縮、苦難而堅忍的民眾，才是中國的脊梁。中國“70后”作家要像孟子所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以一種大視野、大格局、大氣概，以一顆偉大的心靈去深入民間大地、深入民族歷史、深入當下活生生的現實生活，書寫百年以來，尤其是現代革命和新時期以來的“民族脊梁”、新時代的英雄形象，以一種自覺的文化力量參與到新世紀中國的國魂與民魂、國格與人格的建構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