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維坦·托多羅夫是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敘事學理論的主要奠基者，其論著涉及文學理論、思想史以及文化現象分析等諸多領域。托多羅夫出生于保加利亞，后定居法國，并考入巴黎大學，在那里潛心鉆研文學，著書立傳，聲名鵲起，成為法國結構主義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早年托多羅夫加入羅蘭·巴爾特的新批評陣營，憑借大膽而犀利的文學批評言論而成為當時法國學界的權威之一。他的系列作品如《結構主義詩論》《批評之批評》《歐洲人的思考》等，成為結構主義詩學領域的重要作品。托多羅夫開創了結構主義、符號學研究的新視野，其學術思想在那個時代領風氣之先，影響甚巨。而他晚年對自己早前學術思想的全面反思和批判，則更具價值。

　　結構主義文本闡釋的偏頗

　　托多羅夫于2016年出版的《瀕危的文學》語出驚人，全盤否定結構主義和后現代思潮，認為現代文學除了對概念的表述、對形式的追求和對某種邏輯的偏好，已經完全被形式主義和唯我思維所包圍，文學創作發生了嚴重的危機。托多羅夫毫不諱言自己在結構主義方面的偏頗，他認為結構主義原是文本闡釋方法，是人們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工具，卻成為文學理論追求的目標，導致工具變為目的，手段成了目標，本末倒置。托多羅夫對這種境況表示擔憂，他說“文學讓我感興趣的，依舊是人類的真實境遇”。

　　興于20世紀的現代派文學、復調理論、后現代思潮等相繼在文學大舞臺上交替更迭，繁花漸亂迷人眼，看似高格，實則形式過飾。過于意象化的表達方式、放縱的內心獨白、不羈格式的情感宣泄，使得文本不堪重負。從最初的“回歸自我”到“意識流的肆意縱橫”，使讀者們在眼花繚亂中被稀釋了嗅覺，磨鈍了敏銳的觀察力，逐漸不知該如何欣賞文學了。文學的美感效應似乎在我們面前一步步消失，代之而起的則是頹廢、消解、無邊界的解構意識。它們將傳統文學“反映人類的真實境遇”的使命、“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的審美意蘊逐漸隱去。這幾乎破壞了文學作為人類精神家園的形象。現代主義和后現代的解構思維令文學成為消費自我、消費文字、消費大眾認知的工具，同時也讓讀者失去了耐心。

　　現代派文學創作的弊端

　　文學的發展并不一帆風順，它既見證了人類文明史的發展，也經歷了被虛無主義所控制的時期。但是虛無主義并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當初，無論是現代派還是達達主義，都產生于一定的社會和時代背景。當既定的生活節奏和思維法則被打破，人的生活發生劇烈變化，人失去了某種依托，極度缺乏安全感，孤獨感倍增，紛紛希望可以在精神世界尋找“我是誰”的答案。于是，寄希望于文學世界是人在孤獨中唯一的出路。

　　意識流寫作手法的泛濫就源自于柏格森生命哲學的啟發。生命哲學強調生命是意識的延續，意識與生命是為一體。因此，很多意識流小說的寫作，突顯人獨立于喧囂世界的意識活動，以不受時空限制的跳躍思維開啟文本敘述，某種程度上帶給人強烈的生命感受力和意識的存在感，對讀者的感覺沖擊非常大，以至于讀者瞬間被征服。意識流小說的這種文本闡釋模式迎合了人們急迫尋找精神依賴的需求，于是它這種背景不甚清晰、場域不甚明了的文本在人群中產生了共鳴，人們仿佛在亂世中找到了知音，所以意識流小說問世初始受到相當的歡迎。無論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還是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都被推上文學的巔峰。尤其是二戰結束后的20世紀50—70年代，“人向何處去”成為人們思考的主題，在暫時找不到答案的情況下，文學的意識流化、戲劇的荒誕手法、新小說的不羈以及為此而誕生的新批評仿佛一劑麻醉劑，讓讀者在沉沉睡去中擺脫現實的困境，獲得某種虛幻的滿足感。

　　但是，后來很多意識流小說漸行漸遠，過度關注意識，忽略客觀世界，過于強調個體生命，忽視群體世界，以至于給人們造成一種似夢非夢、混亂不堪的虛實錯雜感，最終與人們心目中的文學背道而馳。讀者厭倦了這些夢囈一般的話語邏輯，就連作家也在思考文學的出路。大眾渴望改變，改變他們曾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因循的生活，改變曾經信奉甚至為之付出努力的精神世界，但他們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目標和理性措施，如何改變，以及改變以后的秩序應該怎樣，對他們來說也很少思考過，因此不知所措。一段時期內，文本中的混淆概念、形式主義泛濫、自我至上、無序狀態似乎成為人們荒蕪精神世界的影射與寫照。

　　托多羅夫在晚年明確意識到了現代派文學所帶來的弊端，他撰書立說，深刻反省被“虛無”所消費的文學歷程。他在回憶結構主義時談到：“結構主義在學校里的傳承導致方法嬗變成了目的。原本用于更好理解文本和社會現實的工具，轉而成為一種終極目標，這并不符合我本人的求索。”他坦言現代法國文學患上了“精神分裂癥”，對純形式、純技術性批評的追求已經偏離了文學天職的軌道，并不能很好地“透過形式結構”反映“人類的境遇”。托多羅夫將這些偏離都歸結于結構主義，認為形式至上的批評方式導致了文學缺乏活力，尤其指責當今前衛的年輕作家將文學創作視為文字游戲，無視文學與世情的關系，無視真實的大眾生活和精神領域，只是自顧自地玩味字與字之間的組合。托多羅夫甚至將那些蜚聲世界的歐洲著名作家，如昆德拉、伯恩哈特、熱內特、昂戈等都歸于此類。他認為“當代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卻常常顯示這種思想與我們的世界業已中斷了聯系”。

　　文學對人類境遇的關懷

　　托多羅夫的晚年反思，無疑是對自己早年結構主義思想的全面反省。很多人不解，甚至紛紛撰文反駁他對“新文學”的“詆毀”，指責他是“虛偽的信徒”、“沒落學者的掙扎”。但是，如同英國著名哲學家懷特海所說：“理論的沖突不是災難，它昭示著更大真理的存在。”托多羅夫進行自我否定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也為現代學術研究帶來了啟示：新思想的誕生初始都是伴隨著質疑、爭論、辯解甚至是刀戈相見。然而，促進社會進步的也正是面對問題而進行的反復證實、證偽的過程。后工業社會之下，現代派之后的文學發展如果不經歷解構，就不會體味到重構的艱辛。所以，當文學的傳統與反傳統思維相遇，無論發生怎樣的碰撞，我們都不應該擔心整個文學大廈會搖搖欲墜，因為“學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喚起智慧和美，假如沒有學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會湮沒在往日的歲月中”。

　　當我們從現代派、荒誕手法、解構思潮的樊籬中艱難跋涉出來，再次審視文學的歷史全貌時，發現文學不應該是肆意而為的思想領地，它作為人類關于自身實踐所創造出的精神格局，包含著人類對歷史的審美記憶、對未知世界的豐富想象、對某種現象的預設和猜測。這里既有悲情的過往，又飽含美好的憧憬。文學的終極目的是對人類真實境遇的深切關懷，所以它探索的世界一定是關于人類的全部，它所闡釋的也一定是真實存在的人性。在此前提下，文學所涵蓋的不僅僅是詩意、審美，還富有改造人類思想的普遍意義。因此，只有了解文學發展的規律，順勢而為，我們才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文學歷史的方向，從而更好地推動文學研究向前發展。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