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通常顯現為一批命題和一套觀點的集合。這些命題和觀點的闡述對象是文學，具體的考察圍繞作家、作品、讀者形成的三個不同部落。許多時候，文學理論試圖發現文學內部隱藏的各種公約數，例如母題、原型、敘述模式，讀者的期待視野，如此等等。如果意識到不計其數的作品擁有眾多繁雜的形態，這種歸納猶如披沙揀金。相對于歸納的聚焦，延展是文學理論的另一種工作模式。追溯某些問題背后隱藏的歷史脈絡，描述問題域的分布范圍，這時，歸納所獲得的平面結論將具有時間與空間的維度。大多數文學理論談論的是已然的文學，某些文學理論指向應然的文學。后者的論述不再依據充足的文學事實，作者的意圖往往是為特定的文學理想而呼吁。

　　文學理論與諸多社會科學的一個重大差異是，并未直接處理社會歷史，無法對周邊的生活發言。社會學或者法學考察社會的某個層面，經濟學關注經濟活動形成的各種事件，政治學時常卷入激烈的社會制度之爭，歷史學研讀史料的同時還包含了田野調查。相形之下，文學理論僅僅處理一堆文本，文本之中存留的是若干虛構的內容。柏拉圖認為文藝與真理隔了三層，套用這個嘲笑可以表述為：文學理論與“現實”隔了三層。如今，工具理性愈演愈烈，實用主義成為普遍的氣氛，某種學說作用不明無異于一個污點。如此之多的學科正在圍繞國計民生展開，文學理論又有什么理由置身事外，逍遙地自得其樂?

　　“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蔑視文學的觀念源遠流長。“文以載道”指的是那些宏大的論述，詩詞曲賦等各種“淺斟低唱”不足為訓。當然，文學理論曾經為之申辯。從康德的審美無功利、“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到“獨立的藝術從不反映城堡上旗幟的顏色”，各種申辯來自不同的理論譜系。顯而易見，這些申辯包含了文學理論“夫子自道”的意味。必須承認，這些申辯正在現今的語境之中逐漸失效。如果說，審美獨立的主張曾經顯示為激進的文化反抗，那么，這種主張隱含的文化貴族姿態引致愈來愈多的不滿。“文化研究”的崛起表明，文學理論不愿意僅僅徘徊于公共空間之外，演變為文化邊緣某種無足輕重的泡沫。福柯式的分析顯明，知識與權力之間存在各種隱秘的互動，文學理論不可避免地介入復雜的意識形態角逐。事實上，文學理論的許多結論可能曲折地抵達社會歷史——談論文學不得不談論作家、作品、讀者棲身的文化土壤；或者，作品內部顯現的社會歷史可能與外部世界形成某種緊張。當然，大多數時候，文學理論的敘述局限于學科內部。那些深奧的學術著作或者流傳于學院的學術雜志：考察文學形式、文學類型、神話象征等種種“專業”問題，一系列專門的術語、范疇以及專門文獻的引用，各種命題的提出以及持續的商榷乃至激烈的爭論，學科框架之內學術同行的評價，如此等等。總之，一切仿佛都是以學科內部事件的面目按部就班地出現，社會歷史的喧嘩之聲被遠遠地隔離于學術話語之外。然而，某些奇異的歷史時刻，某種特殊的原因或者機緣，文學理論可能破門而出，直接投入現實的公共事務，或者卷入聲勢浩大的思想文化革命。這時，學科內部的漫長積累可能轉換為巨大的能量，眾多理論命題可能獲得深淺不一的現實回聲。回想二十世紀，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或者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都是這種奇異的歷史時刻。大多數人無法預知奇異的歷史時刻什么時候來臨，但是，文學理論的漫長積累表明，這個學科不會在奇異的歷史時刻茫然無措地交出一張白卷。人們也可以在哲學史上察覺相似狀況：一批晦澀的概念術語流行于一個小圈子，若干哲學家終日沉溺于某些玄奧的、不著邊際的思辨；然而，這些思辨與歷史摩擦出異常的火花之后，整個思想長鏈熾烈地燃燒起來，這時的哲學革命可能導致宗教的大面積崩塌，或者轉換為規模巨大的社會革命。

　　當然，必須重新理解社會歷史。一種古老的想象是，波瀾壯闊的歷史正在遠處展開，文學占據了某一個文化燈塔居高臨下地進行觀察、描述和再現，動員大眾支持革命，抨擊那些魑魅魍魎組成的反動勢力。如果文學僅僅蜷縮于某一個角落孤芳自賞，這種局外人的席位很快將遭到歷史的拋棄。然而，現今的文學理論形成了另一種遠為開闊的考慮方式：文學始終是社會歷史的一部分。文學的內容是社會歷史的“鏡子”；同時，作家的想象方式以及文學話語的構造也是社會歷史的產物。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必須在社會學的意義上證明，這個世界已經騰出一個波瀾不驚的角落，人們可以心無旁騖地享受藝術提供的樂趣。然而，正如許多人指出的那樣，維持這種角落背后的社會保障從未真正脫離權力體系、意識形態或者必要的經濟條件。因此，文學描述的社會歷史與社會歷史形成的文學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二者均為文學理論進入社會歷史打開了窗口。

　　提到社會歷史的時候，文學理論同時考察文學如何行使“虛構”的特權。虛構意味著不是“如實”地再現，《西游記》的花果山與《紅樓夢》的大觀園并非真正存在，《三國演義》的赤壁與《水滸傳》的梁山泊和現實之中的原型相距甚遠。我曾經多次論證，文學沒有興趣復制世界表象，文學從事的是意義生產。虛構是意義生產的重要手段。人們不僅棲居于物質空間，同時還建構了各種意義空間——“意義生產顯然是文學的重要功能。虛構的文學從來不提供面包和鋼鐵，也不向這個世界真正地輸送人口。文學之中出現了一條街道，一間店鋪，幾個人物，這一切并非如實記錄——文學表明的是這一切具有什么意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文學不僅試圖告知諸多意象隱藏了多少美學意義；而且，文學形式負責刪除那些多余的生活雜質，從而使各種美學意義尖銳地顯現出來。這時，文學理論可以考慮一個相對新穎的結論：文學即是以意義生產的方式介入社會歷史——這個結論與“鏡子”的隱喻存在很大的差別。

　　當然，文學理論必須意識到欲望如何成為虛構的動力。如果不存在特殊意圖，人們很少虛構刷牙、洗臉這些日常瑣事。虛構熱衷于現實匱乏的內容，受挫的欲望力圖在文學想象之中獲得實現。權勢，美女，財富，漫長壓迫之后的徹底復仇，弱者的特殊運氣和出其不意的成功，如此等等。許多事實證明，強大的壓迫可能遭遇同等強大的反彈；精神分析學的獨特發現在于，欲望常常偽裝成伸張正義的高尚情節打入文學，那些堂而皇之的故事毋寧說是欲望的癥候。當然，多數精神分析學僅僅揭示心理圖式而放棄了后續的問題：贏得了文學形式之后，這種心理圖式有否可能再度沖擊乃至改造政治經濟結構?這是無意識與意識形態的交織或者交鋒，也是精神分析學與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批評學派的分野。社會歷史批評學派與精神分析學可能產生的一個結合部位是，虛構背后的欲望能否是富有政治意味的未來訴求——包含了未來歷史可能的“烏托邦”?

　　現代性的興起帶動了傳統知識體系的深刻重組，文學理論開始演化為相對于哲學、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或者法學的獨立學科。眾多學科之間的分歧并非體現為觀點沖突，而是體現為不同的關注指向——種種關注指向隱含的價值觀念無聲地潛伏于專業性的學科話語內部。如果說，每一個學科話語分別覆蓋了社會歷史的不同區域或者不同層面，那么，文學理論負責解釋文學為什么聚焦個人與日常生活。政治學、社會學、法學乃至史學之中，學科的分析對象通常是社會整體，個人往往以平均數的面目出現，各種個案被視為社會整體的例證，而且，這種平均數通常按照各個學科話語給予命名，例如社會學意義上的某個階級或者某個階層，或者經濟學之中的“經濟人”；相對地說，文學話語展現了形神各異的個人，他們分別以獨一無二的方式演示種種悲歡離合。文學話語滲透于日常生活，幾乎無孔不入。日常生活是一個紛雜瑣碎、頭緒多端的區域，眾多學科堅硬的理論術語無法處理如此稠密而多變的流體，日常生活隱藏的種種“無名”的動向、能量以及多向的歷史沖動或者邊緣化聲音通常由文學收集、煉制或者重塑。那些文學形象為什么打動了無數人?文學理論接住了這個貌似簡單的問題，進而開始涉及文學的語言、敘述、情節或者意象象征；涉及恩怨情仇、性格、命運——文學理論最終將分享文學占有的那一部分社會歷史。

　　所以，文學理論的任務并不是搜集文學之中的具體事例佐證另一些學科，而是證明文學之所以成為另一些學科無法覆蓋的“余數”。文學正是與多種學科話語的抗衡、比較、角逐之中顯示出獨特的性質。史學是文學最為接近的學科。很長一段時期，古人認為文學乃是正史的補充。然而，我曾經論證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的區別：前者最小的分析單位是社會，后者最小的分析單位是個人。盡管社會與個人可能彼此參證，但是，人們可以從不同的敘述聚焦發現，文學與史學遵從的價值觀念存在微妙的差異。某些時候，文學所提供的人物命運無法熨帖地塞入歷史著作提供的框架。對于文學理論說來，論證這些差異的存在亦即論證文學為什么擁有不可替代的獨立意義。相似的情況出現于文學與社會學之間。社會學的視域可能認為，文學過分垂青那些另類的人物。事實上，《水滸傳》的梁山好漢、《紅樓夢》之中的賈寶玉、林黛玉或者托爾斯泰的安娜、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均為“問題人物”。無視權力體系，缺乏進取精神，愛情至上，無視世俗道德的畸戀——這些人物的大量存在必將構成威脅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然而，文學理論的解釋是，這些人物之所以堂皇地充任文學的主人公，恰恰因為作家異于社會學的判斷：文學看到了他們性格之中保存的某些不可忽略的文化基因。這時人們可以發現，文學理論與諸多學科保持了緊張的對話關系。

　　文學理論與哲學的對話關系正在出現一個隱蔽的轉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或者、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德里達這些哲學家無一不是文學理論熟悉的名字。那些蘇聯版的文學理論吸納了許多辯證法的范疇，例如內容與形式，個性與共性，現象與本質，個別與一般，偶然與必然，如此等等。文學理論接受了一個普遍的傳說：哲學是一種元理論，各個學科必須向哲學申請存在本體的解釋和思考的基本范疇。相對地說，文學之中充滿了各種感性的、瑣雜的具體事務。為了避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潭，文學理論必須獲取某種“哲學的高度”給予形而上的觀照。哲學是文學擺脫表象主義危險的救贖之道。然而，這個普遍的傳說目前似乎遭到了普遍的懷疑。某些哲學家推崇的形而上學以及尾隨而來的宏大敘事正在引起文學理論的警覺。作為一種反彈，后現代主義開始倡導“小”，形形色色的“小敘事”猶如雨后春筍，五花八門的“文化研究”可以視為這些“小敘事”的標本。拒絕形而上學封閉性的時候，文學擁有的感性、激情、審美開始作為破除枷鎖的自由精神得到引用。個人感性或者日常生活是拒絕形而上學格式化的不竭資源。“小敘事”的出現同時與解構主義的思想背景有關。這是來自結構主義之后語言學的饋贈。文學理論與語言學的對話必須追溯至人文學科之中的“語言轉向”。分析哲學或者結構主義的出現表明，語言學大規模侵入哲學，并且相當大程度地誘發了哲學的轉向，傳統的形而上學開始急劇衰竭。這種轉向制造的劇烈震波之中，文學理論再度意識到語詞與社會歷史之間的秘密聯系。語言與主體的關系或者語言是存在之家這些新型的哲學觀點從不同的維度批判了語言工具論，文學形式、敘述學或者詩的話語分析與海德格爾所說的“存在”聯系起來了。形式主義或者語言游戲、實驗性寫作卸下了負面的名聲而重新贏得了尊重。

　　相對地說，文學理論與經濟學缺乏交流。也許，經濟學無法產生足夠的對話興趣。對于關注數百億資金流向或者某一種產業鏈如何配置的學科說來，若干虛構的人物或者一陣莫名的內心波動的確不是重要話題。僅僅因為審美而一擲千金的人為數不多，經濟學還沒有必要為之設立專門論題。然而，文學理論必須更多地意識到經濟學的存在。這個世界的財富正在急劇增加；同時，這個世界的財富分配方式正在出現深刻的調整，二者無不匯聚到一個焦點：人們的需求。新型的需求開始悄悄地出現，而且，某些意味深長的變化可能向遠離經濟活動的另一些領域擴散，例如倫理道德，社會關系，精神追求，如此等等。這些擴散已經多向地匯入日常生活和感性領域。可以預想，某些變化可能抵達文學，抵達審美。如果文學理論始終意識不到經濟學的熾熱溫度，文學或者審美的某些動向無法獲得完整的解釋。

　　很大程度上，這個世界財富的急劇增加必須追溯至科學技術層出不窮的突破；同時，科學技術從業人員在財富分配之中贏得了愈來愈大的份額。然而，文學理論對于這個文化經濟現象無動于衷——文學理論與科學話語幾乎不存在對話。海德格爾或者哈貝馬斯對于科學技術的論述并未有機地進入文學理論的視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某些科學術語——例如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或者熵——曾經短暫地騷擾過文學理論，然而，這些研究模式因為難以為繼很快就無疾而終。我想指出的一個重要動向是，科學技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介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曾幾何時，科學技術如同一個遙遠的抽象名詞。宇宙飛船或者粒子對撞機與大眾之間幾乎無法交集。噴氣式客機、高速列車這些科技產品僅僅短暫地掠過日常生活的外圍，作為某些特殊規劃——例如出門旅行——的技術支持。可是，不長的時間里，科學技術突然全面抵達。許多具有相當科技含量的小機器陸續占領了身邊的每一個角落，科學話語開始演變為另一種意識形態。大數據，轉基因，三D打印機，人工智能或者機器人，這些科技產品不動聲色地降臨四周，密集地包圍人們的身體。互聯網的鋪設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文化神經，互聯網與手機的結合甚至改變了人們的感覺系統。電子工程師根據大數據提供的資料設計各種APP，種種稱心如意的軟件層出不窮，甚至讓人產生生理依賴性。許多人每隔幾分鐘就要看一看手機，虛擬空間遠比周邊塵土飛揚的現實更為重要。如何在大腦之中植入一塊貯存知識和記憶的電子芯片?這種不可思議的話題居然已經浮出水面。另一個意味深長的動向是，許多人與機器相對的時間遠遠超過了與同事、父母或者鄰居的晤談。除了驚奇乃至迎合，文學理論必須從事預見性的思考。事實上，科學技術已經開始改寫審美的密碼。視頻電話如何處置異地思念的焦渴?互聯網為鄉愁帶來了什么?虛擬空間的人事關系——例如網戀——如何沖擊現實的社會結構?那些無時不刻地“刷屏”的手機積極分子對于青峰、落日、小橋、流水這些農耕文明的意象還有感覺嗎?如何評判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作”的小說、詩以及書法作品?另外，科學技術造就的新型大眾傳媒同時形成了多種異于傳統的語言符號、敘述語法和閱讀方式。文學理論必須預判這一切將為文學帶來什么。

　　許多人時常表示懷疑：文學理論有必要為那些分子式、實驗數據或者乏味的計算機程序耗神嗎?如果說，文學理論曾經如此癡迷地復述那些晦澀而拗口的哲學名詞，那么，為什么科學話語的陌生和深奧令人反感?或許，人文學科的“清高”仍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人們自覺不自覺地維持一個知識等級：哲學談論的是存在本體，科學技術僅僅是一些實踐性的具體手段；“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之器”。然而，之所以建議文學理論關注科學話語的動向，恰恰由于科學話語的急劇膨脹。不難發現，科學話語已經顯示出問鼎“道”的強烈企圖。顯然，相當多的哲學觀念與科學話語無法兼容——如果愿意正視這個事實，那么，另一個事實將同時顯現：后者對于存在本體的解釋正在形成強大的競爭力。不論文學理論如何選擇自己的立場，科學話語的堅硬存在與強勢擴張已經不容忽視。

　　文學理論能夠關注什么?回答這種問題的時候，許多人習慣地轉向了古老的學科史。“起源神話”導致歷時性譜系考察的盛行。人們熱衷于以追根溯源的方式論證一個學科當今的文化功能。這種觀念相信，一個學科存在的真正依據完整地顯現于最初的起源，后續的發展往往遮蔽了純正的本真，甚至迷途不返；然而，我更為傾向于描述，一個學科如何置身于共時的文化結構空間，并且在文化結構多重壓力的敦促之下不斷地從事自我調整。具體地說，文學理論即是在緊張的對話關系之中顯示了聚焦的范圍和對象。

　　個人與日常生活、共時的文化結構、對話這些概念將陸續出現于《文學理論十講》之中；當然，更重要的是這些概念背后的思想視域。多年之前，我曾經與幾位同仁一起撰寫并且出版《文學理論新讀本》，這是一本以“概論”形式出現文學理論教材，不久之后的修訂版改為《文學理論》。此后，我又出版了《文學批評手冊》，這本著作力圖保持通俗的、具有實踐意味的論述風格。剛剛完成的《文學理論十講》大約介于二者之間。我對于涉及的十個論題具有相對獨特的觀點和論證路徑，同時，我的表述追求流暢淺顯，盡量減少一些經院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