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詩寫作不是技巧、不缺語言，甚至不缺生活和想象。然，最缺的卻是精神品質、缺的是一個作家在大時代之中的站位和姿勢。我們將以什么樣的思想和精神來展現新史詩?文學的最高精神品質是什么?就是思想的高度、廣度和深度，通俗說，就是一種精神的海拔。”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和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講話中指出：“史詩是人民創造的，不論多么宏大的創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須從最真實的生活出發，從平凡中發現偉大，從質樸中發現崇高，從而深刻提煉生活、生動表達生活、全景展現生活。”毋庸置疑，中國當代文學，有文學高原，而無新史詩的喜馬拉雅，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的差距在哪里，缺失于何處?是劍不如人，還是器不如人，抑或我們的生活積累、思想底蘊、氣魄才華、知識素養準備不足，還是黃河之水從天而降，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大河奔流，發展奇跡與風險同在，泥沙俱下，我們還沒有完全咀嚼透，掌控乏力?我一直在悄然拷問，反思自己的創作。毫無疑問，強勢的經濟必然呼喚強勢的文化、乃至文學，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量的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了，一直沒有與之經濟地位和世界影響相稱的史詩性作品。是這個時代沒有提供給我們機會，還是我們錯失了良機，或者我們駕馭新史詩的能力沒有達標。回顧自己的文學之旅，新世紀以降，受中宣部、中國作家協會或軍委宣傳局委派，我曾多次深入到國家重點工程建設現場采訪，比如青藏鐵路、西電東送、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以及98’長江抗洪，08’抗冰雪，“5·12”汶川大地震，還有剛剛落幕的南海填島，我有幸一次次地抵達創造新史詩的地標之地，采訪過書寫新史詩的創造者，毫不掩飾地說，有些作品還具備了新史詩的一些品相。比如寫青藏鐵路的《東方哈達》等，受到不少專家讀者激賞，但是離真正意義上的新史詩之作還差距甚遠。

　　重溫習總書記對于新史詩的闡述和要求，我以為每一位有志于當代文學的作家，都會有創作新史詩的文學雄心和追求。對于長期從事非虛構寫作，特別是國家重大工程建設的我來說，重要的一點就是將過去重新歸零，重整行裝，從最真實的生活出發，深深地淘一口新史詩的世相之井、命運之井、情感之井、精神之井、文學之井。

　　寫出真實生活里的蒼生之美。四十年間，我們經歷了一個奇跡與夢想不斷發生的年代，好多工程震爍人類，堪稱前無古人、空前絕后。然而這些大工地、大工程、大創造后邊，站著一支億萬人的民工隊伍。青藏鐵路，他們是主角，二萬多公里高鐵修建，他們是主角，南海填島，仍舊是主角，所有大工程背后，都有他們的身影。然而一旦落幕，他們便默默地離開，留下甲方，留下官員，其實最該留下的是他們，可采訪時連名字都很難問到，更遑論被人記得。作家有責任為他們代言，將他們的平凡、質樸的故事寫成新史詩。這形同一場大的決戰，兵燹硝煙散盡，輝煌落幕，剩下來講故事的人就是作家。如何講好和寫出新的時代史詩。我以為我們講述的視線和重點都不能離開蕓蕓眾生，那些創造了奇跡而又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從他們真實的故事里去尋找新史詩的真諦。奧地利作家茨威格說過：“我絲毫不想通過自己的虛構來增加或者沖淡所發生的一切的內外真實性，因為在那些非常時刻，歷史本身已經表現出十分完全、無需任何幫手，歷史是真正的詩人和戲劇家，任何一個作家都甭想去超過它。”請記住茨威格的這句話。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我們每天都在直面的是一個光怪離奇、五彩繽紛的世界，呈現于作家面前的真實被無限放大，乃至扭曲變形。縱使作家再飛揚文學想象，都無法抵達彼岸。真實生活遠遠比作家更富有想象力，這需要作家以行走之姿，走到，聽到，看到，從大量的真實事件和人物去發現獨特生動的細節。

　　寫出真實生活的精神標高。我覺得新史詩寫作不是技巧、不缺語言，甚至不缺生活和想象。然，最缺的卻是精神品質、缺的是一個作家在大時代之中的站位和姿勢。我們將以什么樣的思想和精神來展現新史詩。文學的最高精神品質是什么?就是思想的高度、廣度和深度，通俗說，就是一種精神的海拔。

　　這個社會，創造與欲望并存，訴求多元，甚至底線不斷被突破，最讓人憂心的是人的精神體系下滑。幾千年的道德價值在塌陷，有些人什么也不信，心無偶像與理想，沒有信仰，只信拜物教和孔方兄，揮霍無度。因了沒有信仰，我們不能不正視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精神的危機。中國新史詩的寫作，在面對真實、奇跡、蕓蕓眾生時，必須有一種思想和精神的穿越和照亮，這將測試和檢閱一個作家駕馭重大題材的能力和功力。面對這樣一個轉型的時代和社會，作家視野、視角和精神的穿透力尤其重要，能不能從更高更新更深的哲學歷史視角對這個時代與社會有獨到發現和照亮，能不能有新的文學美學元素來詮釋這個時代和社會與人生，構成了一部作品的精神品質，更構成了作家獨特的文學敘事和精神文明品相。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面對光怪離奇的社會現象，面對難予預測的人生命運，對作家的認知力、感知力、敘事力、思想力、思辨力都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優秀的文學作品特別是重大題材的新史詩，關乎家國情懷，具有前沿精神，能夠站在人類良知的底線上，站在人類文學的坐標點上，循文學和人性向度、緯度，歌頌平民英雄，揭示真相，鞭撻時弊，照亮迷茫、驅散悵然和黑暗，以一雙溫柔之手觸摸靈魂的皺褶，更重要的是能夠預見到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未來和發展軌跡。當然，我們占據了新史詩的高地，并不等于有了優勢和優越感，有不少作家太過拘泥于題材，拘泥于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為抓到此，就大功告成了。殊不知，有不少作家將一個非常好的題材寫糟蹋了。重大題材的文學追求一種大視野、大景深的歷史和現實全畫幅，確實達到力拔山河、氣韻沉雄之境，無可厚非，也是一種選項。但是，它是有邊界和底線的，不能僅僅是浩浩蕩蕩，無邊無際，見山不見霧，見江不見浪，那就沒有史詩之壯闊氣象。我以為對這種大視野、大景窗，要慎用、少用，要用就用得恰到好處。因此這個意義上，一個從事新史詩寫作的作家，要從宏大敘事之中涅槃而出，以豐沛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知識世界，直面新史詩。猶如一位歷經滄桑的老者，站在一個更高、更巧妙的視角，以一種歷史、哲學的和美學的眼光和視野，進行一種獨特的穿越、統領和詮釋，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文學姿勢。

　　寫出真實生活的細節之美。太史公的《史記》與老杜的“三吏三別”，前者為史，后者為詩，法國編年史史學家呂安說，“詩比史更真實”，其實作為詩的史，而作為史的詩，太史公與老杜異曲同工，千百年被奉為民族的詩史與無韻離騷。最精彩之處，并不僅僅是一個個波瀾壯闊的場面、一個傳奇式的人物，而是烙印在人物骨骼上珍珠般串起來的經典細節。因了細節的經典，使其刻畫人物個個頂天立地，性格各異，呼之欲出，令人過目不忘，千古詠嘆。人們可以忘記作者，忘記篇名，卻記住了文中的人物。這就是文學經典的魅力，新史詩當如是。然而，當下寫史詩有不少人卻忽略情節和細節，更遑論精彩經典的細節。有的作品厚厚一大本，汪洋一片，事物蒼蒼，霧山泱泱，見事不見人，代入感很差，甚至不忍卒讀。因了沒有人的經典和細節，這個舞臺便不精彩。更遑論命運沉浮，鮮見在時代大變局之世事展開，人的精彩故事卻消失于無影無蹤。云山雨霧，見霧不見景，見山不見峰，見物不見人，或者見人不見神。沒有真正的故事、情節、細節，人物的命運沉浮，在時代大變局之中的驚濤駭浪使命擔當，皆流于空乏。人隱于事后，物突于人前，沒有了舞臺，便沒有精彩的中國故事，世事難開，因此，新史詩細節化、經典化，其實就是文學化。

　　千山獨幽徑，惟有細節可尋，經典的出口就是瞄準人物，人情、人性和命運的落點。把文學的視角支點聚集到了人生、命運，人的處境和人類的前途之上。甚至是死亡。寫人情之美，寫人性之黯，寫命運之舛。寫人的生命的尊嚴以及由此帶來的犧牲、光榮與夢想。惟其如此，新史詩才會有持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