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爾源詩歌短評

　　讀梁爾源的口語詩歌，每首都有不同的感觸。《菩薩》里的祖母，形象生動，如臨其境，就好像老人家在你眼前走動和喃喃自語；《鏡子》全詩語境滿含哲思，人活著就是一口氣，可這口氣呵出來，模糊與清晰之間又掩蓋了多少真相，或許有時候又是意氣之爭、假想的安慰，掩卷之后心頭浮現起淡淡的悲涼……《掃墓》塑造的父親，鄉土而本分，又不乏風趣和豁達，細品他的話語，還是那句“話糙理不糙”，細究竟還有幾分雅趣；“但我從母腹中鉆出來時/無法假裝不哭/心臟停止跳動后/無法假裝死去”來自《假裝》，寫出了世人“作”后面的真實無奈，無論是怎樣的掩藏和自欺欺人，在生與死的面前永遠只有真相。如此種種，都在他的詩歌里有著顯著的特征體現，在當下更多追求語言精美、意境唯美、思想深邃、哲思悠遠的詩歌體系中，稍顯直白的它反而帶著淺淺笨笨的拙樸，就在這拙樸之下，不難窺見作者對自身生活經驗與歲月印記的多維再現，和他對詩歌拙樸語境的堅守，以及對當下詩歌語境進行突破的諸多試探和努力。

　　瑞典詩人特蘭斯特羅默曾在詩論中說：必須敢于放棄用過的風格，敢于割愛、消減。不論哪一種意識(或者是“下意識”)，在其中沉浸久了，難免會成為一種風格的禁固，它限制了詩人精神飛翔的空間和更多生長的可能性。而今從不乏對“詩歌意識”的堅持，這也就難免令詩人們陷入“為寫詩而寫詩”的窠臼，過分追逐語言的雅化和意境的深邃，以及牽強的哲思往往在不經意間對詩歌造成一種傷害——不“作”不足以成詩歌。梁爾源的詩句簡單，他也自謙為“口語詩”，初讀時感覺有如“稚童”，間或著還有些“稚趣”引人會心一笑，細品之下卻又能感受來自生命深處的無奈、感傷和疼痛，這種克制的淡然和隨性的風趣，反而隱忍著對生命甚至死亡深層的認知。

　　詩人普遍都具備比常人更為細膩的情感和優柔的情懷，如果詩人不能看到或體察到常人所沒有感知到的情緒和情感，引發自身數倍以上的感悟，是不可能寫出好詩句的。我一直認為，成就一個詩人不是創作后的個體快感，而是憂傷和孤獨。梁而源的詩歌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不“作”，既沒有為賦新辭，也沒有牽強附會，他用少有的真誠書寫生命的詩行。就如他在《假裝》中所寫的情景，四下都是皇帝的新衣，而他卻勇于做那個講真話的孩子，在當今社會的浮華之中，亦是一股難得的清流。“稚語”樸實，卻難掩他對生命主題進行探索、追問和深挖，從內向外不斷拓展生命主題的深度、廣度和高度的努力和堅持，這種努力和堅持，注定了他是一個具有悲憫情懷的詩人，也注定了他是一個由內向外散發著詩性的詩人。

　　我們時常說的大雅若俗、大俗若雅，就其本質來說還是一個“返璞歸真”，就如同現實生活中老人越活越像小孩，用一種生命的回歸來揭示生活的真諦，詩歌也需要一種這樣的“輪回”和“返璞歸真”，任何事物重新回到原點，其寓意必定是簡單而又飽含深意，寫作者亦需要這樣的放空和休整，以便更好地厘清自己的創作。《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老師曾說，文學史中凡是迫切地與傳統斷裂的言行事實上只是一種策略，傳統根本就斷不掉，偏激的逆反本身就是延續的表征。唐代著名詩人李白當年寫詩為了通俗易通，還要特意讀給不識字的老奶奶聽，這既是他的詩歌流傳甚廣的原因，也應該是詩歌的本來面目——它應該廣為眾識，屬于所有人。如果說現代文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是脫節的，選擇背離古典和傳統轉向西方和現代性，那么在最應該有“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意識覺醒的今天，我們更應該期待古典和傳統的復蘇。從這點上說，當下詩歌所具備的“社會病”，更像是“偏激的逆反”，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傳統的才越是優越的，詩歌保有“本真”與“樸實”未必就是幼稚，或許更應該把它看做是民族與傳統詩性的回歸。從這個意義上說，詩歌回到拙樸的原點，是另一種形式的重新出發，也是深刻的另類展現，亦是文學探索必不可少的回溯階段。

　　“拙樸”作為詩歌的另一種語境，它所表現出來的深刻內涵具有令人反思的重要意義，文學的去偽求真，不應該是一個詩人的努力，而應該是全體文學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