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為文學理論，創傷理論和操演理論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性：操演是創傷表征的過程；創傷成為操演的對象。創傷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后天形成的。對文化創傷的操演是建構創傷話語的途徑。本文對文化創傷操演和創傷話語建構的探索與研究，其目的是對所研究的文學理論及批評范式進行理論上的梳理與論證。

關鍵詞：文化創傷；創傷敘事；創傷話語；記憶；操演；建構

 

近年來，國內學界開始分別對創傷理論和操演理論給予了更多的關注，盡管操演理論目前仍然大多是以研究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操演理論為主。①本文所關注的問題主要是：創傷理論和操演理論之間是否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性？文化創傷的內涵是什么？它是否像性別、種族那樣也可以操演？如果可以，這種文化創傷操演具有哪些屬性特征？它與創傷話語之間具有怎樣的關聯性？創傷話語是如何建構的？本文認為，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將有助于對所研究的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范式進行理論上的梳理與論證。

本文對以上問題的探討與論證，其理論依據是：創傷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后天形成的。不是事件本身具有創傷性，而是我們依照一定的文化結構和期望把一些事件建構成這樣的。②也就是說，創傷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由社會所建構的（Alexander 2）。社會是由具有語言表述能力的人所構成的，而人并不具有先天內在的自我或主體性（Miller 225）。創傷是人對事件的生理和心理反應以及主觀感受的結果。而操演則是“一種重復、一種儀式”，它的重復性“是一種能動的理論，而這理論不能否認權力是構成它的可能性的條件”（巴特勒，“性別麻煩” 9，17）。操演有的時候是語言性的，有的時候是戲劇性的，因為“言語行為”（speech act）是一種帶來特定語言結果的“身體行為”（“性別麻煩” 19）。這種行為“原本意圖表達的本質或身體都是虛構，是通過身體符號以及其他話語手段制造并維系的”（“性別麻煩” 178）。

本文認為，創傷理論與操演理論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性，可以進行跨學科研究。由于文化創傷是創傷事件留給某群體意識的不可磨滅的印記，從而形成集體創傷記憶，并有可能改變該群體的身份（identity）（Alexander 1），因此這一群體所面對的是，對這一創傷記憶進行修復。不僅如此，出于某種需要，這一創傷記憶還可以在文化層面上予以重構。這些都離不開操演的參與。操演不僅僅被用于對文化創傷的表征，人們對文化創傷的操演只不過是一個過程、一種途徑或手段而已；操演的目的之一，是要對創傷話語進行文化上的建構。

一

從創傷事件到創傷話語的轉換過程

從創傷事件到創傷話語的轉換過程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創傷事件、創傷記憶、創傷敘事、創傷話語。由于創傷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內在的創傷性，③因此創傷是創傷事件通過創傷記憶對創傷主體產生影響的結果。雖然目前學界對于是否存在創傷記憶以及創傷是否可以敘述持有爭議，④但是在創傷事件向創傷話語的轉換過程中，創傷記憶和創傷敘事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就是說，沒有創傷記憶，創傷事件就毫無意義；沒有創傷敘事，創傷記憶就無法轉換成創傷話語。是創傷記憶將創傷事件保存下來，盡管這種保存并非是完整和客觀的。根據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觀點，在現實當中，過去不會像在睡夢中那樣得以重現，“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哈布瓦赫 70—71）。當創傷事件發生時，它會以不同的方式儲存在人大腦的記憶中，這種記憶一般會延遲，并以創傷癥狀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種表現可以是語言的，也可以是非語言的，⑤創傷主體對這種表現的含義往往并不清楚。根據創傷理論，這一現象被稱為創傷的“展演”（acting out）。當創傷主體能夠正視創傷事件，并在主觀上開始應對自己的創傷經歷的時候，便進入到了創傷“應對”（working through）階段。

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創傷展演和創傷應對未必就一定是創傷敘事，但在文學作品中，任何對創傷展演和創傷應對的表征都應該屬于創傷敘事的范疇。換言之，創傷敘事是創傷敘述者根據創傷記憶和創傷體驗對創傷事件、創傷經歷、主觀感受等的語言或非語言敘述。出現創傷的非語言敘述，主要是由于創傷事件對創傷主體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損害了創傷主體的語言系統，使兩者之間出現短路。不僅如此，創傷主體對創傷事件的意義往往無法理解，因為人的認知主要依賴語言，而當語言結構受到損害時，認知能力必然受到影響。在這種狀況下，對創傷的非語言敘述能夠更有效地模仿創傷主體的創傷癥狀。創傷敘事是將創傷記憶轉換成敘事記憶（Balaev 5），這一環節至關重要，它是創傷主體回歸到現實生活的唯一橋梁。創傷敘事是以敘述歷史創傷為手段，以表征當下生存狀況為目的的。創傷敘事關注的不是曾經發生了什么，而是曾經發生的事件對當下的影響，以及人們應該如何重構自我身份。

在特定的語境下，例如在創傷主體見證創傷的時候，創傷敘事便成為了一種演說行為，即以言語操演行為，將言語付諸于行動，因此需要讀者或聽眾的參與和互動才能產生效果。創傷敘事具有主觀性特征，因為對創傷事件的敘述并不總是依據創傷事件的本身，而是依據創傷敘述者⑥對創傷事件的理解。創傷敘述者通過敘述創傷，呈現給他人自我意識、內心感受、主觀意愿等。這種呈現并非是真實自我的表征，而是根據自我或外界的需求對自我身份的重構。這是因為，一方面為了避免再次受到創傷經歷的傷害，為了顯示健康的心理狀態和完整的自我意識，創傷主體有掩飾其創傷經歷的傾向；另一方面，創傷經歷必然會導致創傷主體的自我屏蔽、自我分裂、迷失自我的情況發生，而這些現象會對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和完整自我的愿望構成威脅。這表明，為創傷敘事提供基本素材的創傷記憶具有自我矛盾性。

創傷敘事不僅是對創傷事件、創傷記憶、創傷癥狀的敘述，也是對它們的操演。根據敘事心理學和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人是社會的產物，人的自我意識的形成離不開對歷史的記憶、對現實的理解、對未來的預期，三者的結合形成完整的自我。人們往往是通過講述過去的故事來操演現在以及未來的自我，從而完成對自我身份的建構。敘事是敘述者出于某種目的，為自己選擇某種特定的角色來敘述或操演自己的故事（馬一波 鐘華 12）。這種情況也適用于創傷敘事。對創傷的敘述，其目的之一就是通過操演創傷來重構被創傷所損壞的自我身份。不同的是，一般的敘事是對自我身份的建構，而創傷敘事則是對自我身份的重構。創傷敘事是對個人、集體、民族、國家所經歷的創傷歷史予以見證，從而獲得集體、文化、民族、國家的認同。如果某群體成員能夠認同某一文化創傷，這種群體的認同感有可能使該群體在未來重構他們的文化身份，重獲該群體的凝聚力。此時操演文化創傷可以起到修復身份、增強認同感，從而共度危機。因此，創傷敘事具有示范性、演說性、表演性等特征。

以上論述表明，創傷敘事在整個轉換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是，創傷敘事并非是終極目標。事實上，創傷敘事是向創傷話語的過渡，即創傷話語建構是以創傷敘事為前提的。創傷敘事是以言語或言語行動開始，在特定的情況下，例如某社會群體需要對自己的種族、性別等身份進行重構時，被建構成創傷話語的，即將個體創傷和集體創傷的體驗建構成文化創傷話語的過程。因此，對創傷話語的建構離不開創傷記憶和創傷敘事。簡言之，創傷話語是某群體通過創傷敘事將他們對歷史創傷事件的共同記憶予以文化上的整合與提升，并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雖然創傷敘事可以轉換成創傷話語，但是創傷敘事并不等同于創傷話語。總體而言，創傷話語是在創傷語境下，對文化身份、社會習俗、人生價值觀等的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修復與重構，以應對由于創傷事件而導致的對某群體所構成的文化身份、文化傳統、信仰、規范等的破壞。創傷經歷不僅會導致人們自信的缺失，而且還會對本應該創造秩序和安全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失去信心（Vickroy 13）。這給創傷話語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因為建構創傷話語的前提是必須把創傷記憶轉換成敘事記憶，才能給予創傷事件以意義，并將其意義提煉成文化創傷。創傷敘事是對創傷的語言及非語言的表征，而創傷話語是對創傷的文化建構。不僅如此，在從創傷事件到創傷話語的轉換過程中，“創傷操演”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

記憶、儀式與文化創傷操演

根據康納頓（Paul Connerton）的理論，記憶分為“紀念儀式”（commemorative ceremonies）和“身體習慣”（bodily practices）。由于“記憶不是一個復制問題，而是一個建構問題”，因此對過去的記憶，是在儀式性的操演過程中完成的。紀念儀式只有在操演時，才能被證明是紀念性的。如果沒有習慣的參與，操演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是身體習慣還是社會習慣在本質上都是“合規操演”；如果沒有操演，也就沒有了儀式，因為“儀式是一種操演性語言（a performative language）”，這種語言“被編碼于”創傷敘述者的“姿勢、手勢和動作中”（康納頓 2—5，25，35，66—67）?？导{頓的觀點詮釋了記憶、儀式、操演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

“文化創傷操演”作為一種文學批評范式，便是以此為理論依據的。所謂“文化創傷”是指，由于戰爭、暴力、恐怖事件、突發事件、社會動蕩等因素，某群體的身份意識和存在感在瞬間喪失，其社會結構出現了撕裂，從而影響了該群體的凝聚力。文化創傷并不需要每一位群體成員都直接體驗創傷，而是對文化創傷體驗的延遲和協商（Alexander, et al. 71）。也就是說，對文化創傷的記憶是一種共同記憶，無論該群體成員是否親身經歷了創傷事件，他們都會主動或被動認同他們的文化創傷記憶，因此他們對文化創傷的記憶屬于社會記憶的范疇。“儀式”是文化創傷記憶的外在表現形式，文化創傷通過共同記憶的不斷演練而得到固化，并同時將創傷事件轉換成個體和集體記憶。這一過程也是對文化創傷的操演（Roudometof and Christou 170）。也就是說，這一操演的過程是以紀念儀式的方式對文化創傷記憶予以表演性地表征，具有重復性、表演性、群體性、戲劇化、儀式化等特征。它們也是操演本身所具有的屬性特征。這些屬性特征構成了文化創傷的內涵。

“文化創傷操演”是基于創傷理論和操演理論而生成的一個概念，屬于跨學科的“衍生品”，主要是指創傷主體或敘述者出于本能的需要或者對文化身份重構的需求而對創傷事件、創傷癥狀所進行的一種表征模式。根據創傷理論，創傷主體的創傷經歷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創傷事件和創傷癥狀。操演文化創傷既可以是對創傷事件的操演，也可以是對創傷癥狀的操演。這種文化創傷操演是以操演為途徑，以見證歷史、延續歷史、重構身份、恢復群體的主體意識、增強民族凝聚力、治愈創傷等為主要目的。這種對文化創傷的操演不僅可以幫助某群體理解他們過去創傷經歷的含義，重構當下的文化身份，還可以使他們對其共同的文化身份予以認同。這種認同感可以增強他們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們生存的基本需要。

“紀念儀式”是操演文化創傷的有效途徑之一。舉行紀念儀式，通常需要特定的場所、創傷主體或敘述者的言語行為、觀眾的見證與互動等。紀念碑、遺址、墓地、博物館以及其他公共場地大多是實物的，但也可以是虛擬的（virtual），如網絡虛擬紀念館等。這表明，對文化創傷記憶的操演已經打破了真實與虛擬的界限。紀念儀式一般具有重復性特征，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舉行，即康納頓所說的“身體習慣”，一般需要有一定數量人群的參與，其目的是確保文化記憶在某群體成員中得以延續或內化，如“9·18抗日戰爭紀念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馬丁·路德金紀念日”等。紀念儀式既是創傷敘事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也是某群體對其文化創傷的一種見證、建構、內化過程。

在紀念儀式上，創傷敘述者作為見證人（testifier）通過自己的證言對文化創傷予以作證。作為一種創傷敘事和創傷操演行為，⑦見證文化創傷是將言語付諸于行動，需要見證人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才能產生效果。也就是說，見證人是通過與觀眾之間的對話來演示其創傷經歷，因此具有示范性、演說性、表演性等特征。見證創傷其目的不僅僅是講述個人的故事，也是通過身份重構，重獲因創傷經歷而喪失了的文化身份，重返正常的生活軌跡上來。這種歷史見證“是要完成一個言語行動，而不是簡單地表達一個陳述。證言作為操演性的言語行動實際上演說的是歷史的行動”（Felman and Laub 5）。見證創傷的過程也是操演創傷的過程，即對創傷事件和創傷記憶的建構性操演。在創傷的語境下，原始事件是一種歷史缺席，創傷敘述者通過操演創傷事件將創傷的缺席變為創傷的在場。創傷事件與創傷癥狀形成了一個實體，由缺席與在場的相互作用作為內部的構成（Duggan and Wallis 9）。

“見證創傷”并非是說，創傷敘述者在講述一個真實的創傷故事。這是因為見證創傷作為一種創傷敘事手段，其本身具有主觀性特征。在見證人見證創傷的過程中，創傷事件和創傷表征之間出現斷裂，需要見證人根據自己的領悟或需求來重構創傷故事。正如前面所論述過的那樣，講述過去的創傷故事，并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通過講述歷史故事來理解當下、展望未來，從而走出歷史創傷的陰影，開始新的生活。當見證創傷脫離了個人層面，便會成為一種集體行為。集體創傷反映的既不是個體的痛苦也不是具體的事件，而是一種象征書寫（Eyerman, et al. xxvii）。當然，有時候我們很難將個體創傷和集體創傷區分開來。表征個體創傷需要觀眾的見證，而見證的過程就將個體創傷轉換成集體創傷。正如某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個體創傷總是與社會領域相連接，社會環境將會對創傷的程度產生影響（Kaplan 1，66）。當創傷敘事被置于社會文化結構之內，它就成為了文化創傷，正如某學者所言，“證詞是以個人記憶的形式記錄下來的。但是，當大量的證詞都在見證同一個或同一類歷史事件時，這種記憶就成了哈布瓦赫所說的集體記憶”（林慶新 26）。文化創傷便是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作為一種文化創傷操演，見證創傷是對文化的核心價值和信仰的“演練”（Duggan and Wallis 7），需要某群體對文化創傷達成共識，并認同這種文化創傷。這需要人們建構一種文化創傷敘事，并對其不斷操演，以加強群體內的相互認同。文化創傷操演同時具有主動性和被動性特征，即那些認同文化創傷，并自覺對其操演的人被視為“自己人”，否則會被視為“局外人”（Murer 112）。將某事件以文化創傷來表征時，其前提是必須將該事件作為“主導敘事”（master narrative）（Lazar and Litvak-Hirsch 183）。在這一語境下，對文化創傷的操演便成為一種社會表演，即通過社會表演，將文化創傷轉換成民族神話。此時的文化創傷操演凸顯了一種張力，即主動性與被動性之間的張力。也就是說，某群體成員對文化創傷的理解、闡釋、訴求并不總是與文化創傷的主導敘事相一致。兩者之間既相互依賴又相互矛盾，因此需要相互協商與妥協。這也是操演本身所具有的屬性特征，對此巴特勒有過詳細的論述，本文不再贅述。

三

創傷話語建構

從以上的論證，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作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文化創傷往往是通過操演來延續傳承的。創傷的集體記憶行為成為對文化創傷的操演實踐，這種集體創傷記憶以諸如紀念儀式等方式反復操演，從而體現了社會、民族、國家的共同記憶。創傷是通過記憶的行為予以體驗和整合的，從而形成了一種話語，并對這種話語予以操演。創傷話語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逐漸被建構起來的。

關于“創傷話語”這一概念，筆者在本文第一部分已大致做了界定。然而，創傷話語并不是一個固定的、單一的概念。它可以是權力話語的象征、文學藝術的表征、大眾意愿的體現等等。它既是群體成員對文化創傷的共識，但也包含著爭議。雖然創傷話語表征了創傷事件在文化創傷中的含義與意義，可能會得到群體成員的認同，但是創傷話語本身由于存在著一種張力而無法達到完全的一致和統一。也就是說，創傷話語在建構的過程中所體現的是某群體內部或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排斥、爭議、對話、協商、認同、平衡等狀態的不斷交替。

對某社會群體成員而言，建構創傷話語既可能是主動的，也可能是被動的。其主動性體現在人們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和對身份重構的訴求上，希望以此得到社會的認可與接納，從而獲得認同感和安全感。此時的創傷話語體現了某群體成員的集體訴求，是一種生存本能的反應與需要。其被動性體現在人們對特定權力、文化習俗的服從上，即創傷話語是一種權力話語，因為對文化創傷的建構往往會受到某種政治的操縱，屬于創傷政治范疇（Dona 17）。這表明，創傷話語在建構的過程中會受到諸如政治、權力、文化、法律、習俗、宗教、信仰、理念、歷史、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們可以將這些因素稱為建構創傷話語的語境。也就是說，創傷話語建構并非是隨意性的，它會受到語境的限制或制約。這一語境使得創傷話語呈現出雙重性特征。

一般而言，社會的權力者往往會根據某種需要，通過操演記憶讓人們接受某種社會行為規范、記住某一歷史時刻或事件、認同某一社會理念等。這是社會記憶的重要內容之一。也就是說，哪些創傷應該紀念，哪些創傷應該忘記，不僅僅是社會成員的一種個人選擇，也是權力的具體體現。在這種權力的支配下，創傷話語被建構成具有特定文化內涵的神話，凸顯其神圣性和象征性，而公眾只對允許的文化創傷記憶通過諸如儀式等方式予以操演。于是創傷話語與創傷主體之間形成了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創傷話語在重構創傷主體身份的同時，也控制創傷主體。對創傷主體而言，創傷話語使得創傷事件具有了某種特定的社會意義和文化象征性，無論這種社會意義和文化象征是否與創傷主體理解的相一致。

根據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話語理論和巴特勒的性別操演理論，主體不具有先在性，主體主要體現的是其社會性、建構性、被動性、服從性。雖然他們都對主體的能動性進行過論述，但是他們都認為，主體的能動性十分有限。福柯強調權力對語言與知識的掌控，即?？碌臋嗔?知識模式。在福柯看來，話語是統治和控制的實踐，是對主體的消解。主體具有自我矛盾性特征：“法語服從（assujetisement）既表示主體的形成，又表示服從的過程——一個人只有通過服從于一種權力，一種意味著根本的依賴的服從，才可占據這種自主權的形象”（巴特勒，“權力的精神生活” 79）。與?？孪嗨?，巴特勒強調操演的強迫性，即主體的操演實踐往往是迫于對社會規范的服從。“作為主體生成的條件，屈從在一種強制的屈服中暗示了存在（being）”“因此，要作為自己而持續存在，就要渴望自己的屈從”（“權力的精神生活” 7—8）。因此，對主體的建構屬于一種社會建構。在創傷話語的語境下，創傷主體在其社會建構的過程中，往往處于被動狀態，是社會或社會權力者通過創傷話語建構對主體的文化身份予以重構。而主體對創傷話語多數情況下只能是被動的服從。于是在建構創傷話語的過程中，社會權力者所建構的是具有主導敘事特征的創傷話語，并期待社會成員對這種創傷話語給予認同和遵從。此時的創傷話語已經被符碼化、社會化、規范化、角色化了。而社會成員面對權力的監控與懲罰，需要對文化創傷進行不斷地操演與內化。

當然，在創傷話語建構的過程中，社會權力者和社會群體成員之間并非是簡單的二元對立關系。社會群體成員有時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對創傷文化進行不斷地修改與協商，從而完成對自己主體性的重構。他們甚至可以像巴特勒所說的那樣，“當主體被要求具有齊一性時，當主體的行為被要求具有順從性時，有可能會產生以對順從性的戲仿（parodic inhabiting）為目的，含蓄地質疑了這一命令之合法性的對律法的拒絕，這是一種對律法的夸張的重復，是反對傳達律法者之權威的、對律法的重新表述”（“身體之重” 110）。巴特勒的這一觀點揭示了社會成員戲仿主導性創傷話語的可能性，盡管這種可能性十分有限。

對創傷話語的建構可以有多種模式，例如對種族創傷話語、民族創傷話語、性別創傷話語等的建構。由于篇幅有限，關于創傷話語的模式，將另文論述。筆者認為，這三種創傷話語都隸屬于文化創傷話語的范疇，因為文化是構成性別、種族、民族的主要元素之一，而文化身份的受損乃至缺失是導致這些創傷的關鍵原因之一。正因為如此，在文化上建構創傷話語對任何一個社會都至關重要，盡管創傷話語建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的、有時是漫長的過程，既需要理論上的持續建構，也需要實踐上的不斷操演。理論上的建構是以政治家、學者、作家等為主體，實踐上的操演是以社會群體成員為主體。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建構過程是人們不斷的爭辯、溝通、協商、妥協的過程。

 

注 釋

①國內關于這兩個理論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創傷敘事與“不及物寫作”》（林慶新：2008）、《弗洛伊德和榮格對心理創傷的理解》（趙冬梅：2009）、《創傷理論與亞裔美國文學批評》（王建會：2010）、《西方文論關鍵詞：創傷》（陶家?。?011）、《朱迪斯•巴特勒的后女性主義理論》（李慶本：2008）、《巴特勒與表演性理論》（何成洲：2010）、《西方文論關鍵詞：性別操演理論》（都嵐嵐：2011）等。

②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主要有Jeffrey C. Alexander，Neil J. Smelser，Elizabeth Butler Breese，Jeffrey Stevenson Murer等。

③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主要有Jeffery C. Alexander，Ron Eyerman，Neil J. Smelser等。

④相關論述，參見王建會的論文“‘難以言說’與‘不得不說’的悖論——《特別響，非常近》的創傷敘事分析”，《外國文學》5（2013）：147-55。

⑤這里所說的“語言”是指“言語，”即英語的speech或utterance，而“非語言”是指語言之外的表征方式，如圖像、圖片、意象、畫面、雕塑、數字等等。

⑥創傷敘述者既可以指創傷主體本人是敘述者，也可以指敘述者是在講述他人的創傷經歷。

⑦一些學者認為，見證創傷是一種操演行為，例如Patrick Duggan，Shoshana Felman，Bob Plan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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