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作為一種精神導向滲透在唐詩的創作宗旨和思想內涵中,對其產生了潛移默化而又深遠綿長的影響。通過對儒學的吸收、轉化、融和,唐詩逐漸開拓著自身新的發展道路,尤其在應制、宦游、樂府、詠史等多種詩歌類型中,形成了文質渾融的詩性表達。

箴規引領 風雅興寄

從《詩經》開始,中國傳統文學肩負起“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政教功能。在這一互動的過程中,儒學作為一種理念融入到詩歌之中,尤其對唐代應制詩創作,具有一種箴規引領的作用。

貞觀之際,太宗“以文德綏海內”,魏征等重臣抗顏進諫,甚至在應制詩中屢陳儒學主張。如魏征在《奉和正日臨朝應詔》中引用了大量的儒學典故,“萬國會涂山”將太宗的元日盛典比附為“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之事。“聲教溢四海”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尚書·禹貢》)之意。“復詠南風篇”出自《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灼爍耀金蟬”句的“金蟬”意象借鑒陸機《寒蟬賦》“蟬有五德。……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暗含對德行的箴規。可見,在頌圣的同時,無論是典故的選擇,還是意象的營造,皆以儒家的操守行規諫之舉。

玄宗亦秉承貞觀遺風,大力提倡儒學,他親自注釋《孝經》,于開元十年“頒于天下”,又于天寶二載“詔天下民間家藏《孝經》一本”。玄宗的這一舉措由“孝”及“忠”,除發揮調和社會矛盾的理政作用外,還堅定了士人對儒學理想的追求,強化了士人“在家守孝,在朝盡忠”的道德操守。在這種為政舉措的引導下,張說言“政成天子孝,俗返上皇初”(《東都酺宴四首》),蘇颋言“孝思敦至美,億載奉開元”(《奉和圣制過晉陽宮應制》),以獨特的藝術表現力傳播朝廷的思想文化主張。

應制詩起于漢魏而盛行于唐(明吳汶、吳英《歷朝應制詩選凡例》),滿足了彰顯皇家氣象與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經”的文學觀念及“文質彬彬”的美政要求。盡管應制詩只是一種圍繞皇權展開的詩歌樣式,但在詩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開啟了唐詩注重“風雅興寄”的先河。

援儒入詩 思革文弊

如果說在應制詩中宣揚儒學滿足的是統治者的政治訴求,那么,像“初唐四杰”這樣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詩”,則反映了唐詩在發展過程中對儒家理念廣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

楊炯《王勃集序》開篇即指出唐代以前文道分離的情況,批評梁隋之際詩人多沉溺于聲律及用事新巧的詩風;贊美王勃一反六朝文學的頹勢,既能“經籍為心”,又能“風云入思”,對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的龍朔文場,起到明顯的“思革文弊”作用。事實上,楊炯的這一評價也可以擴展為“初唐四杰”在唐詩發展中的共同貢獻。“四杰”在詩歌理論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學主張,有力糾正了齊梁文學思想貧弱的弊病,成為唐詩“聲律風骨兼備”的先導實踐。

與此同時,儒學的滲透對四杰詩體、詩風的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盧照鄰《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鐘陽驛》作于自蜀地返回長安的途中,當時詩人作為“王使”,剛剛結束對益州百姓的宣慰。全詩共20句,前面多寫景狀物,然而最后四句“夕濟幾潺湲,晨登每惆悵。誰念復芻狗,山河獨偏喪”,卻由狀寫自然山水急遽轉換為憂嘆蜀地稅賦沉重、民不聊生。又如,楊炯的《巫峽》“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傷”一句,出自劉向《說苑》卷一七《雜言》,化用呂梁蹈水的典故,將莊子“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的解釋轉換為對儒家“忠信”思想的高度弘揚。他們的山水詩創作往往是在身居下僚、意圖仕進的宦游途中所作,雖然仍以描摹山水為主,但已不同于南朝的精雕細琢,而是在或遼遠壯闊、或秀麗明澈的山水之中滲透進自己的入世態度。

可見,以“四杰”為代表的宦游詩人,多將自己的人生遭際與儒學的濟世情懷、功業思想等聯系起來,盡管有些詩作在藝術表達上還比較生硬,但卻為氣象渾融的盛唐之音積蓄了經驗,尤其通過化用傳統經典,在求仕、言道的過程中傳達出了大唐獨有的精神風尚。

合時合事 裨補時闕

經過了一百多年的勵精圖治,唐朝步入了開天全盛時期,然而在盛世繁華的背后,也潛藏著巨大的政治危機。面對突如其來的安史禍亂,詩人們反思朝政之失、憂嘆百姓之苦,在家國情懷的書寫中形成了新的詩歌風貌。

杜甫一生“奉儒守官”,并將儒學信念融入到詩歌創作中。青年時在齊魯游歷寫下《望岳》,“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化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典故(《孟子·盡心上》),抒發了詩人奮發昂揚的功業志向。只是當時杜甫閱歷尚淺,還未能將儒學沉淀為一種情感底蘊。而他的“三吏”、“三別”、《兵車行》等詩篇之所以被稱為“詩史”,不僅在于杜甫以切身經歷寫出了戰亂之苦,更體現為他在“黍離之悲”的沉郁詩句中傾注了儒者的堅定與深情。可見,在經歷安史之亂后,杜甫不再“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急于求官,而是感受到了國家艱難、民生疾苦,在詩作中記述家國之悲,抒發黔首之痛,真正把家國理想熔煉在詩歌創作當中。

安史之亂給唐朝帶來了沉重的打擊,面對戰爭留下的破敗局面,中唐士人將儒學視為療救之方,并將儒學的復興與詩文的載道功能有機地結合起來。其中,白居易、元稹等發揚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創作方式,大力提倡“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的新樂府創作,寫下了《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等辭質、言直、事核、體順的作品,希冀以此“救濟人病,裨補時闕”,實現“見之者易諭”、“聞之者深誡”、“采之者傳信”的微諷之效。

總之,唐代的士人或是追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或是奉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信條,將自己的治世理想與政治主張以儒者的姿態寫入唐詩;而“合時”、“合事”的新樂府創作,用詩化的語言表達了這一真摯、強烈、沉重、深刻的情感,從創作的角度實現了理念、心性與情感的完美統一。

探究古今 感懷興亡

晚唐政局重心失衡,士人呈現出矛盾復雜的心態:一方面,心戀魏闕,懷才抱器,希望扶大廈于將傾;另一方面,朝政腐朽昏聵,自身坎坷不遇,空有一腔報國之志。因此,晚唐詩人往往將對現實的思索融入盛衰興亡的慨嘆之中,試圖用儒家之道整肅政治秩序,以此尋找安全感和歸屬感。

杜牧“世業儒學”,熟稔“治亂興亡之跡,財賦甲兵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將朝政混亂的原因歸結于“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上昭義劉司徒書》)。因此,《過驪山作》中言道“削平天下實辛勤,卻為道旁窮百姓”,主張帝王只有堅持“民本”思想,才能守住辛苦創立的萬世基業。《過勤政樓》中感慨“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在微諷玄宗宴飲縱樂的同時,對“勤政”進行現實的觀照與反思。

如果說杜牧還只是體驗到了政局山河日下的衰落趨勢,那么羅隱的一生可謂見證了大唐的覆亡。他“才了十人,學殫百代”(沈崧《羅給事墓志》),卻“十上不第”,坎坷困頓,對朝廷的弊政和百姓的苦難體會尤為真切,故其常借詠史來興刺時弊,在治亂興亡中灌注了強烈的憤激之情與濟世之心。如譏諷陳后主不恤政事,隋兵攻下臺城時仍詩酒笙歌,最后落得“兵來吾有計,金井玉鉤欄”(《臺城》)的下場,為當朝統治者敲響警鐘。可以說,羅隱的詩作因其儒學的濟世情懷而得以深化,呈現出愈發敏銳的現實關懷。

在中晚唐的詩作中,詠史懷古的數量越來越多,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羅隱等,不約而同地選擇將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詩作之中,在治亂興亡的議論和詠嘆中凝練出個人的創作風格。對唐詩而言,儒學不僅是充盈于字句之間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詩人探究古今、感懷興亡之際,還提供給人們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學是詩歌重要的思想背景與文化語境,不同的詩人在對儒學的堅守與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創作個性,使唐代的詩壇呈現出一種張弛有度、廣袤豐富的局面;而唐詩的創作,既有國家意志對儒學的強調,又有純然愉悅性情的自由創作。總體看來,儒學蘊含了一個時代的理想與情志,在其精神指引下,詩人們追求“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理想化的文學樣態,在創作個性得到充分舒展的過程中,共同鑄就了“唐三百年風雅之盛”。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