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本來是流行于民間的通俗歌詞，使用的都是人民大眾的口語。《云謠集》是我們現在可以見到的一部唐代流行于三隴一帶的民間曲子詞集，這里所保存的三十首曲子詞，可以代表民間的思想、感情和語言。這種歌詞，漸漸為士大夫的交際宴會所采用，有些文人偶爾也依照歌曲的腔調另作一首歌詞，交給妓女去唱，以適應他們的宴會。這種歌詞所用的語言文字，雖然比民間曲子為文雅，但在士大夫的生活中，它們還是接近口語的。《花間集》里所收錄的五百首詞，就代表了早期的士大夫所作曲子詞。我們可以說：《云謠集》是民間的俗文學，《花間集》是知識分子的俗文學。

　　直到北宋中葉，黃庭堅為晏殊的《小山詞》作序，說這些詞“嬉弄于樂府之余，而寓以詩人之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又說：“其樂府可謂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晁無咎也稱贊晏叔原的詞“風調閑雅”。這里出現了一個新的信息，它告訴我們：詞的風格標準是要求“雅”。要做得怎么樣才算是“雅”呢?黃庭堅舉出的要求是“寓以詩人之句法”。曾慥編了一部《樂府雅詞》，其自序中講到選詞的標準是“涉諧謔則去之”。這表示他以為諧謔的詞就不是雅詞。詹傅為郭祥正的《笑笑詞》作序，他以為“康伯可之失在詼諧，辛稼軒之失在粗豪”，只有郭祥正的詞“典雅純正，清新俊逸，集前輩之大成，而自成一家之機軸”。這里是以風格的詼諧和粗豪為不雅了。黃升在《花庵詞選》中評論柳永的詞為“長于纖麗之詞，然多近俚俗，故市井小人悅之”。又評萬俟雅言的詞是“平而工，和而雅，比諸刻琢句意而求精麗者，遠矣”。他又稱贊張孝祥的詞“無一字無來處，如歌頭、凱歌諸曲，駿發蹈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這里又以市井俚俗語為不雅，琢句精麗為不雅，詞語不典為不雅，而又歸結于要求以詩人的句法來作詞。從以上這些言論中，我們可知在北宋后期，對于詞的風格開始有了要求“雅”的呼聲。

　　《宋·樂志》云：“政和三年，以大晟府樂插之教坊，頒于天下。其舊樂悉禁。”這是詞從俗曲正式上升而為燕樂的時候，“雅詞”這個名詞，大約也正是成立于此時。王灼《碧雞漫志》云：“萬俟詠初自編其集，分為兩體，曰雅詞，曰側艷，總名曰《勝萱麗藻》。后召試入官，以側艷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周美成目之曰《大聲》。”從這一記錄，我們可以證明，“雅詞”這個名詞出現于此時。又可以知道，“雅詞”的對立名詞是“側艷詞”或曰“艷詞”。曾慥的《樂府雅詞》序于紹興十六年，接著又有署名鲖陽居士編的《復雅歌詞》，亦標榜的風格復于雅正。此后就有許多人的詞集名自許為雅詞，如張孝祥的《紫薇雅詞》、趙彥端的《介庵雅詞》、程正伯的《書舟雅詞》、宋謙父的《壺山雅詞》，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蔚成風氣。從此以后，詞離開民間俗曲愈遠，而與詩日近，稱為詩的一種別體，“詩馀”這個名詞，也很可能是由于這個觀念而產生了。

　　詞既以雅為最高標準，于是周邦彥就成為雅詞的典范作家。《樂府指迷》、《詞源》、《詞旨》諸書，一致地以“清空雅正”為詞的標準風格。夢窗、草窗、梅溪、碧山、玉田諸詞家，皆力避俚俗，務求典雅。然而志趣雖高，才力不濟，或則文繁意少，或則辭艱義隱，非但人民大眾不能了解，即在士大夫中，也解人難索。于是乎詞失去了可以歌唱的曲子詞的作用，成為士大夫筆下的文學形式。在民間，詞走向更俚俗的道路，演化而為曲了。

　　這時候，只有陸輔之的《詞旨》中有一句話大可注意：“夫詞亦難言矣，正取其近雅而又不遠俗。”這個觀點，與張炎、沈伯時的觀點大不相同。張、沈都要求詞的風格應當雅而不俗，陸卻主張近雅而又不遠俗。“近雅”，意味著還不是詩的句法；“不遠俗”，意味著它還是民間文學。我以為陸輔之是了解詞的本質的，無奈歷代以來，詞家都怕沾俗氣，一味追求高雅，斫傷了詞的元氣，唐五代詞的風格，不再能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