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文藝應當表現戰斗者的犧牲精神和英雄壯舉，也應當探索戰爭的歷史意義，但卻不應熱衷于簡單地表現勝利方的歡欣之情。戰爭文藝更加應該關注的是戰爭如何影響了人，影響了人的生活、命運、身體、靈魂，從而在此基礎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創作出具有民族特質和時代特征的中國故事。

近來，《紅薔薇》《風箏》《芳華》《無問西東》等影視作品成為了熱播榜首。這幾部作品故事情節生動傳奇、戰局變化驚心動魄、敘事布局環環相扣、人物形象立體飽滿、語言沉穩流暢，結局設置意味深長。然而它們最引人注意的閃光點卻卻不是這些，而是結尾時主人公之間關于信仰、生命、愛的對白。《芳華》和《無問西東》非正非悲，讓人難以用悲喜善惡等字眼簡單概括其主旨情愫；《風箏》一劇結尾，呈現出戰士的命運漂泊和情感困惑的無力感。《紅薔薇》的女主人公、地下黨員夏雨竹在臨行前原諒了多年的對手兼好友顧霜菊。她的堅定從容、寬容仁愛、尚和求同，感染和征服了顧，使對手最終拒絕了新的殺戮任務。這里表現了對信仰的堅持，對戰爭的反思，有對手的尊重、寬容和理解。以上作品內涵的豐富性標志著中國當代戰爭文藝作品達到了一個新高度，那就是對生命故事的表達力、對戰爭和歷史的反思力和哲學品質。這意味著當代中國文藝尤其是戰爭文藝作品的自信力開始變得真正強大，因為只有具備了足夠強大的自信力，才會產生相應程度的表達力和反思力。

回顧歷史，中國具有現代意義上的主體生成是與近現代戰爭聯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歷史事件中，使得國人的現代國家意識、民族意識、階級及個體意識得以淬煉成熟，古老的帝國才逐步褪去前現代性的因素，成長為具有自身特質的現代民族國家，邁上與世界接軌的現代化道路。1949年后新型的人民共和國把階級理論、政治信仰和思想資源上升到國家層面，建構起新的現代意義共同體及其文藝表達規范。這種意義共同體和表達規范影響了文藝創作對戰爭歷程的表現、性質的闡釋和意義的確認，造就了1950-1970年代《紅日》《保衛延安》《林海雪原》《白毛女》《英雄兒女》《上甘嶺》等作品。

“文革”結束后，中國進入現代化建設時期，建設富強、民主、文明、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成為社會的共同愿望和文化訴求的核心內涵。由此，社會的思想認知模式、組織管理方式、情感追求向度和文藝敘述機制，都開始尋找通向新質的途徑。與以往相比，新時期以來的文藝創作無論是在審美性的獨立、歷史性的探索、人性深廣度的發掘和對于民族精神傳統的多元闡釋等方面都有了不可忽視的發展。

就戰爭題材而言，新時期的文藝創作大致可以分為綿延續寫型、解構建構型、哲理反思型等幾種類型。新時期初期以綿延續寫型為主，如《長城萬里圖》《東方》《新戰爭與和平》《戰爭與人》《保密局的槍聲》《南昌起義》等作品。這些作品對戰爭進行了回望性的思考，體現出一定程度的現實主義深化和啟蒙理性的回歸。但由于創作者們撥亂反正式的“歸來者”心態過于強烈，其戰爭觀、歷史觀的核心仍然是歷史目的論和階級本質論，在創作主旨、審美理念和寫作手法等方面都沒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阻礙了作品的表達力和反思力的發展。1980年代之后，戰爭文藝創作開始擺脫單一性態勢，出現了新歷史主義傾和重建國族形象意識較強的重構型作品。前者主要有《紅高粱》《黑太陽》《酋長營》《沙家浜》《血戰臺兒莊》《一個和八個》等作品，這些作品對既往書寫模式進行了質疑和反撥，對戰爭殘酷、政黨糾紛、內斗消耗、人性悲劇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表現。后者主要有《狼毒花》《走出硝煙的女神》《英雄無語》《高山下的花環》《紅河谷》《紅櫻桃》《亮劍》等作品。全球化語境使民族國家面臨著新的挑戰，民族主義思潮開始回暖，重新歷史化的社會愿景成為了戰爭文藝作品的基調，即在充分展示歷史語境中個體生命狀態的同時，完成國家對民族/階級戰爭歷史的建構，這種新的自我建構正是中國參與全球化國際新秩序的文化方式。

新世紀以來至今，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革和外來思潮的影響愈發深入，人們開始對歷史進行更為深刻的反思，哲理反思型的戰爭文藝創作逐步成熟，如《棉花垛》《中國兄弟連》《圣天門口》《狼煙北平》《中國血》《鬼子來了》《紫日》《亮劍》《歷史的天空》《集結號》等作品。這類作品對生命個體的戰爭體驗進行了存在主義式的追問，對國族的宏大戰爭歷史進行了本質性的探索，具有濃郁的生命哲學面向和理性精神的叩問色彩，既擺脫了以階級本質論、歷史目的論為核心理念的單一價值評判體系，亦超越了新歷史主義對戰爭故事譜系的刻意改寫與借用，表現出“貴我返虛”的整體審美風貌，以存在倫理的視野來審視歷史、戰爭和人，對過于“實化”的政治意識形態美學進行了審美的“虛化”性超越。這主要表現為歷史蒼涼感的現代回歸、理性審視下人性善惡的復調敘事、地域文化的審美參與等，呈現出可貴的哲理反思品質，完成了從啟蒙救世、政治解放到解構重建再到哲學反思的發展旅程，達到了中國戰爭題材文藝創作的新高度。所以《紅薔薇》《風箏》《無問西東》等作品才能做到在敘述歷史、表現戰爭的同時，既真切再現了戰爭年代的慘烈風云，又在再現時擁有著足夠的自信，對戰爭雙方的個體都表現出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達到了從容自信、包容悲憫的哲思之境。

究其背景，主要是因為新世紀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擴展與深入，中國既在經濟層面上走向了繁榮與富足，在國際事務中呈現出底氣十足的大國自信，更在哲學、政治、文化領域也建構起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意識形態話語新體系，這一體系接續起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傳統，在開放化、多元化的語境中確認了前行的思想資源。這是一種“以身為天下貴”“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為核心的思想。這種理念與西方現代生命哲學、詩性存在主義、后現代主義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邏輯契合。這種主體間性使得文藝作品具備了超越性的自我生長力，為當代中國文學藝術的哲理反思品質奠定了思想資源。

黑格爾曾在《歷史哲學》中指出，只有哲學的歷史所具有的自由、豐富的至高屬性，才具有認識歷史的融合性和平等性，才能夠回答和解決歷史發展過程中善惡碰撞、道德凄苦、良善義憤等疑問。對于文學藝術來說，只有從對歷史事件和現實狀態的自發性描述和規范性思考上升到哲理層面的觀照和審美層面的自由表達，才能在生存倫理的意義上獲得超越性，以敞開的方式去看到和拯救“在者”，只有做到了超越性的“返虛”，才能達到存在論上的“貴我”，才能獲得詩學正義和美學魅力。

戰爭文藝應當表現戰斗者的犧牲精神和英雄壯舉，也應當探索戰爭的歷史意義，但卻不應熱衷于簡單地表現勝利方的歡欣之情。戰爭文藝更加應該關注的是戰爭如何影響了人，影響了人的生活、命運、身體、靈魂，從而在此基礎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創作出具有民族特質和時代特征的中國故事。從1940年代毛澤東提出要立足于中國本土傳統的歷史話語、民間話語，促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立“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文藝作品，到1970年代鄧小平強調文藝作品要圍繞著實現中國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要防止和克服單調刻板、機械劃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越走越寬”，再到新世紀習近平總書記呼吁文藝作品要“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建構強大的中國夢，中國的文學藝術一直行進在擁有更廣闊的包容性、更深刻的反思力和更強大的民族自信力的道路上。因此，雖然不能回避中國文藝的諸多不足，如存在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現象，甚至也有過大量“抗戰神劇”一哄而上的情況，但我們相信，有了立足于本土民族文化傳統的底氣和全球化的視闕，有了“貴我反虛”的哲學思考品質，有了來源于強大自信的深刻反思力，中國的文學藝術就有著更加值得期待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