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文庫》是由《芳草》文學雜志獨家策劃支持的一套文學書系，旨在為湖北地區一批不再年輕，既往作品曾經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作家出版文集。文集每人三卷，140萬字，對作者的創作是一次總結，也是給湖北地區的當代文學留下一批寶貴的資料。目前已出版（按出版時間排序）劉益善、唐鎮、劉富道、紹六、李傳鋒、劉章儀六人所創作的代表性作品。 ——編 者

 

 

新年伊始，被“芳草文庫”收錄的《劉章儀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在《芳草》文學雜志的支持下獨家出版，三卷本100余萬字，盤點了作者40多年間的文學創作成果。第一、二卷分別收入他的成名作長篇歷史小說《鐵魂》（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和《梟雄吳佩孚》（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第三卷收錄了中、短篇小說和散文等其他作品。他人寫作的書評和媒體有關的報道，作為附錄分別附在各卷的最后。

劉章儀是幸福的。在第三卷“附錄”中，有老作家楚奇撰寫的《武漢第一位工人作家劉章儀》，記敘了他的“文學苦旅”：1958年，16歲的初中畢業生劉章儀進入江岸車輛廠，當了一名翻砂工人，懷揣著文學夢的他在勞動生產的同時，刻苦讀書，勤奮寫作，在專業作家的幫助和廠黨委的支持下，逐漸成長為一名工人作家。在革命年代，“工人作家”是作家頭上的一頂光環，廣受社會的關懷和讀者的喜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憑著《鐵魂》和《梟雄吳佩孚》，劉章儀聲名鵲起，在武漢市、湖北省乃至全國的文學界和讀者群中，引發了閱讀和評論的熱潮。

《鐵魂》初展歷史

工人作家出文集，劉章儀在武漢算是第一份吧？40多年前，工人作家寫長篇歷史小說，劉章儀在武漢也算是第一個吧？能有如此膽魄、如此才情，真是多虧了他是一名“江岸車輛廠人”！劉章儀從16歲進廠當工人，一直做到廠黨委副書記退休，45個春秋，他就扎根在這里。是這個有著光榮革命斗爭歷史的江岸車輛廠，孕育了他的靈感，實現了他當作家的夢想。

發生在1923年2月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史稱“二七運動”或“二七慘案”），是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領導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漢口江岸車輛廠是這次歷史事件的搖籃，并為此獻出了林祥謙和施洋兩位共產黨員的生命。生活在江岸車輛廠這塊“圣地”的劉章儀，決心將他的文學夢種子撒在這塊熱土中。他的第一部長篇作品《鐵魂》，就是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為題材的歷史小說。

《鐵魂》創作于上世紀80年代初，“十月懷胎”則肇始于多年前參與寫作“江岸車輛廠廠史”期間。先輩的苦難生活和為擺脫苦難而奮起抗爭的精神，尤其是早期工人運動領袖江岸機務大廠（江岸車輛廠前身）共產黨員林祥謙烈士的犧牲壯舉，深深地激勵著、感動著這位“江岸車輛廠人”。

十年磨一劍。1982年《鐵魂》初版問世。小說以引人入勝的情節書寫了主人公的成長故事，以悲壯雄勁的筆墨描繪時代風云，大受讀者的歡迎。兩年后再版，發行5萬冊。這期間有10家省級電臺將《鐵魂》作為長篇連播節目播送，還有多家刊物連載其中的章節推廣。社會反響如此熱烈，文學評論界也及時做了響應。文集附錄中的許多評論，針對作品得失各抒己見。收在第一卷附錄里的《氣壯天地，義貫長虹》一文，作者張敏書從文學主旋律的角度，對作品題材價值、思想意義、英雄形象、藝術表現等方面，做了細致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其立論高遠，運思綿密，但也有頌揚失度的寬容流露于行文間，且抄錄小段如下：

總之，小說在刻畫眾多人物群像時，努力使正面人物不概念化，反面人物不臉譜化，次要人物不影子化，個個性格鮮靈活現，各顯異彩，讓人如置身山陰道上，有目不暇接的喜悅。而這些人物形象卻像是一個個聚光點，各以其獨特的行為和思想方式，強烈地反映著那個時代的各種光度、色彩和信息，共同構成一幅那個時代獨具的生活畫面。（第一卷348頁）

其他眾多評論對作品的肯定大體相同，而歧議主要集中在對小說主人公生活史描繪的真實性的問題上，由此引出關于歷史小說的歷史真實性與藝術虛構間的關系論爭。品讀《鐵魂》的一個分明感覺，是作家很長于講故事。作品因為描敘了林祥謙的成長過程，但有關林祥謙在江岸機務大廠9年生活的史料卻極其稀缺，這正好給作家揚其所長的機會。劉章儀筆下生花，揣摩時代風習，把握人物性格特征，虛構出主人公生動鮮活的成長故事。歷史小說要根據史實編織，而史實又貴在翔實可靠。為此，評論家吳永平指出：作家虛構一連串突出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斗爭故事，以彌補史料的不足。可是“過多地采用虛構的情節，必損失歷史題材的‘質’的規定性，挫傷讀者的審美情緒”。（《〈鐵魂〉〈梟雄吳佩孚〉比較觀》第三卷1058頁）因此吳永平明確地指出：《鐵魂》的一大不足，正是虛構太多。

然而，另一位評論家卻對此兜頭潑去一盆冷水：“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不能完全照搬歷史上的真人真事，而應該給藝術想象以廣闊的活動空間。不能設想，刪去‘考場斗洋人’、‘舍身平械斗’、‘大鬧陰壽堂’這些虛構的情節，《鐵魂》還能剩下什么藝術價值。”（胡夷威《春日書簡——致〈鐵魂〉作者劉章儀》（第三卷1091頁））

“歷史題材‘質’的規定性”，一時難以說清并取得共識，但讀者的審美情緒顯然沒有受到什么“挫傷”。5萬冊再版印數，10家電臺輪番連播，便是證明。更有甚者，那些選載《鐵魂》刊物所選載的章節，恰恰多半是小說中虛構的激情故事。不久，劉章儀在《〈鐵魂〉寫作略談》中總結道：“不必是必有的實事，卻是會有的實情”。他從文學圈的討論中，提升了對歷史小說創作的認識，表示要在今后的創作中“超越自己”。

其實，歷史小說創作關于“史實”與“虛構”的問題，分歧與論爭由來已久，早在演義小說風行的明清時代，口水戰從未止息。“忠于史事”，“無一處無來歷”，或作為歷史小說寫作之優長而備受贊賞；“拘于史實”，“照貓畫虎”又能作為貶斥的口實。確實，合理把握歷史小說創作中“史實”與“虛構”的分寸，讓專家學者點頭，讓讀者稱快，真的是難矣哉。它與作者自身的才學識，與史料的豐儉，以及時代審美情趣等主客觀條件都相依相連，借用聞一多先生的一句話形容：那就是“戴著鐐銬跳舞”。

《梟雄吳佩孚》與“戴著鐐銬跳舞”

彼時，劉章儀準備要繼續“戴著鐐銬跳舞”了。他正醞釀著的《梟雄吳佩孚》，更是“硬碰硬”的重大歷史題材，涉及現代史上重量級的人物，以及與這個人物共存亡的民國之初的北洋政府（1912—1928）一段歷史。

掌握北洋政府的北洋軍閥集團，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怪胎”，它興起于清王朝專制體制之中，卵翼于西方殖民者勢力之下，更借“民國”之名，實際統治中國16年。對于這段紛繁陸離的歷史，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史學界的認識，大抵囿于階級本質的單一角度，作出“反動”“腐朽”“落后”的判斷。

在1949年以后的歷史教科書中，吳佩孚被判定為大奸大惡的軍閥，《鐵魂》里的他只是在晦暗的歷史背景中出現的一個配角，他的作為就是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不曾想到，劉章儀偏偏要將《鐵魂》中的反面角色再次寫進他下一部作品中，并且讓他充當主角，站在藝術光照的中心，演繹上世紀20年代中期的一段歷史。這樣的題材，這樣的人物，對于當代長篇歷史小說創作實踐，在上世紀的80年代，無疑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毫無疑問，《梟雄吳佩孚》構思寫作之初，劉章儀就已經“超越自己”了。

《梟雄吳佩孚》似乎可以看作是《鐵魂》的姊妹篇。兩部作品在時間和地域上銜接交匯，（《鐵魂》止于1923年，《梟雄吳佩孚》起于1924年，活動空間都在以漢口為中心的京漢鐵路沿線）；歷史人物更多有重合（吳佩孚，白堅武，肖躍南，張廣生）。但兩部小說在歷史觀和文學風格上卻呈現出不小的差別，不像是血脈相系的姐妹。這種差別并非由于前者虛構多，后者史事明，《鐵魂》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史的史觀指導下寫作的，而《梟雄吳佩孚》則是在中國現代史史觀的觀照中醞釀創作的。兩種史觀可以統一在一種科學思想理論的范疇之內，但至少它們的歷史視野存在廣狹之分。后一種史觀角度擴展了作者觀察歷史的視野，提升了甄別史料、規劃結構、確定題旨的主動權。

書名《梟雄吳佩孚》就多少透露了作品題旨的意向所指。在漢語詞典里，“梟”字包含了驍勇雄強之義，以梟字起頭的詞，梟雄、梟將、梟騎等，都是中性詞，《三國志 吳志》中，周瑜、魯肅以“梟雄“指稱劉備，意非輕污，實乃看重。但在狂飆激進的“五四”時期“打倒軍閥”的聲浪中，“梟雄”一詞逐漸趨向貶義，成為專用于擁兵自重、禍國殘民軍閥頭上的冠詞。劉章儀大體是在這般意義上使用它的，并戴在吳佩孚頭上以作書名。雖然還是一個反面人物，但絕不會只是《鐵魂》中制造“二七慘案”的劊子手吳佩孚了，那個單一扁平的文學形象，必定會在《梟雄吳佩孚》中豐滿地立起來。

劉章儀有意避開了《鐵魂》展示主人公生活史的構架方式，而是選擇了吳佩孚攪動歷史的人生中的一個片段，即第二次直奉戰爭時，由于直系將領馮玉祥陣前倒戈，致使直系全線崩潰，慘敗的吳佩孚率領殘眾由豫入鄂，受困履險后，重新擁兵復出，榮任“十四省聯軍總司令”，但旋即在兩湖戰場被南方政府北伐軍擊潰，由此退出叱咤風云的政治舞臺。這種大落大起再跌落谷底的人生歷程，既充滿歷史外部世界的戲劇性，又少不了人物內心歷程的波瀾曲折。作品借助歷史風云的片段，塑造“梟雄”的神形，顯現出作家舉重若輕的智慧。尤具匠心的構思，是在刻畫主人公這兩年間的起伏沉浮，作者也不一貫到底地直寫下來，而是巧為剪裁縫合，從中截取三個最富于包孕性的時段（1924年冬到1925年春，從“引子”至第十一章；1925.10-1926.2，第十二章到第二十二章；1926年8、9月，最后兩章），將其間真實的史事，與可能的史情融合再造，敷演出一幕幕跌宕起伏、波譎云詭的歷史活劇，“梟雄”吳佩孚自始至終，活躍在這一歷史舞臺的中心，于聚光燈下，逐步鮮明起來。

小說開場就勾住讀者眼球，從吳佩孚帶領800殘兵敗將，行至豫鄂交界處受阻，被困于雞公山這個歷史當口切入。第二次直奉戰爭，使中國政治局勢失去平衡，直系內部的各種勢力，也面臨權力再分的格局。直系將領鄂督肖躍南心懷鬼胎，觀望時局如何發展變化，因此拒絕吳佩孚欲從武勝關進入湖北的要求，吳、肖矛盾就此拉開。吳急于入關至湖北將息養兵，以圖再起；肖雖欲改換門庭，另尋靠山，倉促做出拒吳姿態，卻又畏懼吳大帥這條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故而復派參謀長張厚生專赴雞公山試探吳的底細。小說開局寫吳、肖斗法，欲進欲拒之勢，極盡波折云翻之能事，主人公“梟雄”的神形，活脫地展現在情節發展中。

吳佩孚得知張厚生將要上山的消息，心中歡喜，卻對一聽見消息就大喜的部將靳云鶚大加訓斥，又在洞察肖、張來意之后，向靳面授機宜，叫靳照他設下的錦囊妙計行事。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肖躍南的特使張參謀長抵達雞公山的同時，吳大帥帶著一行隨從，游山逛景去了。張厚生初嘗“冷板凳”滋味，接著又由靳將軍引導他進入“迷魂陣”，“無意間”讓他窺見了演兵場上吳軍官兵臥薪嘗膽練兵習武的陣勢。張厚生上山時的驕矜之氣被消解掉了，“打定主意，見機行事，以忍為上策”。兩天后，吳大帥這才召見張特使，在溫馨親切的交談中，處于危機中的主人公昂昂然主動出擊，顯之以威，誘之以利，終于將肖督軍的特使籠絡成了自家“掌握在手中的信鴿”。

作品從開始就注意主人公性格的復雜和多面性。在著重揭示其奸詐權謀的性格特征時，力求將他還原成一個源頭有活水的生機活潑的歷史人物，在這一部分章節乃至全書，作家不時插入吳佩孚清夜舞劍，擊磐問卜，吟詩抒懷，作畫贈人等細節描寫，不僅有助于喚醒讀者對這位素有“儒將”美譽人物的回味，更使他的這種性格和習性，同他前半生中過“秀才”，賣過字畫，當過相命先生的經歷有著因緣相連的依據，使人物的真實感更有深度厚度。

強悍豪雄，機詐權謀，是軍閥吳佩孚的性格主導面，這種性格同他的以武力統一中華的野心是分不開的，這一野心，有時會表現為一種家國情懷，但其私心是對于權力的貪欲，為了掌握權力，鞏固權力，又必然會滋生狠毒兇殘的手段。初上雞公山見官兵有離散之心，便將一位發點牢騷的副團長槍斃；登上“十四省聯軍總司令”寶座，急欲東山再起重整旗鼓時，毒殺了懷有二心的聯軍副司令肖躍南。而所有這些性格的多個側面，又受制于盤結在他心中的某種信仰，某種理念。

與《梟雄吳佩孚》同年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李新主編，中華書局1987年出版）第二編中，有這樣一段評論吳佩孚的文字：“即便是吳佩孚這樣‘知書達理’的‘儒將’也是滿腦子的封建思想。他崇拜關羽，在‘上下’、‘尊卑’、‘主從’之類封建道德束縛下，他明知曹琨當總統的時機尚未成熟，雖曾極力表示反對，但終究不能不服從那個昏庸的上級”。這是在“賄選”一事上，對吳曹有所區分的評論。但行文中說他“知書達理”，“滿腦子的封建思想”值得我們注意。而在來新夏主編的《北洋軍閥史》（東方出版社2011年出版）上冊中，明確地指出北洋軍閥集團的特點之一，就是始終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作為指導的。這個由晚清重臣張之洞提出的集封建道德之大成和應時而用的“中體西用”思想，在后來成了北洋軍閥集團的主流意識。而“吳佩孚是北洋軍閥集團中的‘中體西用’的典型”。

由此可知，由于長期習染而致的封建意識、封建倫理，是盤踞在吳佩孚頭腦里并塑成其復雜性格的主要觀念。在《梟雄吳佩孚》的第十四章里，主人公借鄂督肖躍南為他榮任“十四省聯軍總司令”而舉辦的盛大宴會上，酒酣心熱之際，即席隨性發表了一通闡述自己人生理想的宏論，其核心就是封建道統的那一套說詞。他開始縱論天下人物，鄙薄張作霖是不識字的土匪，譏刺段祺瑞如同朽木，判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要么不合國情，要么只是空想。然后亮出底牌：“我們是在中國，是有幾千年文明的炎黃子孫。我們中國百姓信奉的是孔夫子的學說，是忠孝節義，是仁義禮智信。這是根生蒂固的，是什么外來的主義也代替不了的。”并強調這是他在“把孔夫子的傳世經典又通讀了一遍，也想了不少問題”之后，得出的治國平天下的根本方針。這一通含有些許悲情的演講，流露著他骨子里的一種真誠，即他的“儒教”信仰，他要在武力統一中國后，以孔孟之道治國施政，使已被摧毀的皇權體制（中體），用改裝了的新面貌（西用）延續下去。

與會的兩位女記者，在聆聽過吳總司令的一番宏論后，竊竊評論道：

“這才是真正的吳佩孚。”

“一個中國歷史造出來的怪胎。”

確實，吳佩孚正是生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并由中國歷史文化養育出的一個“怪胎”。《梟雄吳佩孚》只涂畫了他人生中短暫的兩年，倘若縱觀他的全部生活史，他“怪”的復雜性多樣性就更加分明。比如吳佩孚字“子玉”（時人稱他為“玉帥”），這是他初通文墨的父親為他取定的。他是山東蓬萊人，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是他父親敬仰的鄉賢，戚繼光字“佩玉”，父親就將“佩玉”二字嵌入兒子的名（佩孚）和字（子玉）中。這是父輩將家國情懷兼及光耀門庭的“基因”植入少年吳佩孚心魂之始。他22歲考中秀才，是北洋諸將中最“知書達理”的人。美籍華人史學家費正清甚至稱他為“學者軍閥”，正是儒學深入其骨血的原因。晚年退隱北平，由儒入佛，著書立說依然不改用世之心，主張“振衰起弊，惟一之道是要振興文化。”（《循分新書》，轉引自來新夏《北洋軍閥史 緒論》）其對封建倫常、儒佛義理用心之深可見端倪。

在史學界，對吳佩孚的晚節有過懷疑甚至否定。名節對于“滿腦子封建思想”的人來說至關緊要，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何況對于古稱倭寇的日本侵略者，更有“華夷之別”的觀念存在。曾把自己演兵場上點將臺命名“（戚）繼光臺”的“吳秀才”，即便只是為了“千秋名節”，他的絕不答應日本侵略者的誘降，堅不出山附逆，不是這個“怪胎”做出的很正常很容易理解的決定嗎？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作為一種文學活動的長篇歷史小說創作，也超越不了這句話的指向。所以劉章儀的《梟雄吳佩孚》，是生活在上世紀80年代之交的作家所認知的軍閥吳佩孚。當時的史學研究成果以及文學主旋律的要求，都會投射到這部作品中。總體來看，我的印象是：作為活躍在上世紀20年代政治舞臺上的這位歷史人物，在作者筆下，軍閥強悍權謀的一面，表現得十分鮮明，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其胸襟、智謀、舉止，都歷歷呈現，并耐得咀嚼。但對大奸大惡軍閥之外的另一些性格側面，如家國情懷，習性操守等，則兼顧得不夠。或者說，作品展現主人公政治生涯軌跡多，而剖析其心路歷程少。尤其是最后兩節，在潰敗中逃離漢口的吳佩孚，已經沒有這個歷史人物的一點氣象了。但即便如此，劉章儀畢竟在40年前，已經為中國當代文學奉獻了一部刷新文壇的長篇歷史小說《梟雄吳佩孚》，并塑造了一個情貌豐滿、風神獨具的嶄新的藝術形象。這就是他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廣受關注的原因，也是40年后“芳草文庫”隆重推出《劉章儀文集》的原因。

逝者如斯夫，劉章儀今已七十有五了，硯田在望，筆耕有待，期待這位老作家伏櫪之日，還能作騏驥之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