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余年來，張雄文先后出版了7部長篇史傳作品，除《蔣介石的槍桿子》外，其他6部以粟裕為主人公，即《無冕元帥》《名將粟裕珍聞錄》《眼底吳鉤：說不盡的粟裕》《戰場上的粟裕》《多是橫戈馬上行》以及《毛澤東粟裕與淮海決戰》等，構成了以粟裕為重點、以國共將帥及其斗爭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史傳創作系列。這些作品在以不同形式與文體，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現粟裕這一現代戰略家、軍事家的同時，又通過毛澤東、蔣介石等眾多國共將帥，以及“黃埔軍校”與“淮海戰役”等眾多重大歷史事件，真實、形象地反映了現代中國的不平凡歷史。這些創作在史傳報告文學的創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張雄文不但有力地豐富和發展了湖南以紅色題材創作見長的紀實創作，而且進一步挖掘和弘揚了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湖南的紀實文學創作源遠流長，涌現了眾多以表現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仁人志士為題材內容的作家作品，張雄文的“粟裕系列”以體裁、形式與風格各異的6部長篇，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現了共和國第一大將粟裕的鮮明形象，從而有力地豐富和發展了湖南文學，尤其是以紅色題材創作為重點的紀實文學創作。

　　與此相連，張雄文的史傳創作也進一步挖掘和弘揚了湖湘文化與湖湘精神。新時期以來，在挖掘與弘揚湖湘文化和湖湘精神方面，唐浩明、張步真與甘建華等人取得了較豐碩的成果，張揚與宣傳了“敢為人先”、“先憂后樂”等湖湘精神。而張雄文的創作不但通過再現毛澤東、粟裕等中共將帥，而且通過描寫黃興、程潛、陳明仁以及陳賡與左權等眾多湖南籍國民黨將領與“黃埔系”人才，進一步挖掘、宣揚了湖湘文化與湖南精神。

　　其次，張雄文的長篇系列也進一步推進和發展了全國的史傳報告文學等創作。“史傳報告文學”主要是指新時期以來涌現的，以歷史題材為主、兼有某些“傳記”與“散文”特點的紀實文學創作。這一文體不但發展快、數量大、影響廣泛，而且也涌現了眾多成就顯著的作家，如葉永烈、陳廷一、張正隆、王朝柱、鄧賢、張建偉、王樹增與金一南等。張雄文以其內容獨異、特色鮮明的7部長篇顯示出深厚的內在潛力。在描寫粟裕與“黃埔系”等方面有其獨到之處：視角更獨特，人物更集中，即通過聚焦粟裕等“人”與黃埔軍校等“事”，從一特定角度透視了中國現代史尤其是國共兩黨、兩軍的關系史與斗爭史。

　　張雄文的史傳創作，除文學史價值外，還具有較大的理論意義。中國當代的文藝理論遠落后于創作，紀實文學更是如此。因而，人們對當今迅猛發展的“紀實”現象莫衷一是。我認為，當今的紀實文學創作，在整體上表現出主體虔敬、守真求實、題材莊重、情理融通與文史兼容等特性，我們可以此為標準來認識與評價紀實文學。

　　所謂“主體虔敬”，指的是作家必須具備真正知識分子所有的正義良知與責任擔當，能堅持真理，堅守社會公道。也就是說，真正為人民寫作的作家，必須具有愛憎分明、不怕犧牲的“硬骨頭”精神。而新時期以來紀實文學創作最可貴、也最令人欽佩的，是它將這種精神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點，在問題報告文學與史傳報告文學創作中表現尤為突出。張雄文繼承和發展了前輩作家的傳統，其創作也表現出鮮明的“主體虔敬”與可貴的“硬骨頭”精神。

　　這一點，集中表現在對粟裕這一題材對象的選擇以及對其人生厄運的“鳴冤叫屈”等方面。或者說，作者之所以以系列長篇，全方位、多角度地對粟裕進行反復敘寫，不但是因為對粟裕豐功偉績與高尚人格的敬仰，更是出于對其被錯誤批判與被歷史歪曲的不平。

　　在“文史兼容”方面，張雄文的創作也有較鮮明的獨到之處。他以粟裕為中心，兼及毛澤東等其他將帥，從一特定角度，形象地反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態等。《蔣介石的槍桿子》從黃埔軍校與“黃埔系”的特定角度，對蔣介石及其國民黨集團與軍隊等進行重新解讀，從而使人對中國現代歷史與國共關系等，又有新的深刻認識與獨特感受。而在“文”的方面，他以眾多典型事例與細節，從各個不同側面集中描寫粟裕這一人格高尚、才能出眾的杰出戰略家與軍事家的鮮明形象。

　　總之，張雄文的“粟裕系列”等史傳創作，繼承葉永烈、陳廷一與張正隆等人的傳統，不但為當代史傳報告文學等創作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而且為中國特色的紀實文學理論建構，提供了有意義的豐富資源。

　　但張雄文的史傳創作，也存在著如何進一步增強其文體意識與精品意識等問題。“粟裕系列”雖然合起來表現了立體的粟裕“全人”，但分開來看，卻有各自的不足。如《無冕元帥》對粟裕的張揚過于強烈、外露，其“宣傳”重于“文學”；《戰場上的粟裕》與《多是橫戈馬上行》等雖對人物與事件的描寫較具體、清晰，但敘事重于寫人，“軍事”多于“世情”；而《名將粟裕珍聞錄》與《眼底吳鉤：說不盡的粟裕》雖重人生故事、典型細節與趣聞軼事，但又少了人生舞臺上的正面大戲及劇情發展、演進的內在聯系。它們在文體上都不是標準的“正傳”，而屬“雜傳”、“史傳報告文學”或人物散記之類。雖然這種文體雜糅的現象在當今文壇普遍存在，但無論如何，只要是以人物為中心者，都應“以人為本”、“以人帶事”，注重典型細節與性格描寫，并盡可能將描寫與議論、文學性與理性等有機融合。如此，才能優勢互補，形成“合力”，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史詩之作。